《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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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 第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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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从长沙回来后向你作了汇报,你为什么还要王海容和唐闻生再去长沙到毛主席那里诬告周总理和邓小平?你要她们说什么?”

“没有,我不知道这些情况。”

“你有没有说过国务院的一些人‘借谈工作搞串联’,‘总理是总后台’等等这样的话?”

江青发火了:“我已经讲了不知道,哪里知道要她们说什么?”

“被告人江青否认事实,记录在案。”

担任审判长的曾汉周似乎早有预料,他立刻又传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到庭作证。她们两个的出场,更使江青感到唐突。她还是转过身去,用一种很像长者的面孔瞅着毛泽东的侄女王海容。

王海容的证词显然是经过准备的,她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几张纸说:“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八日的白天,江青把我和唐闻生找到钓鱼台十号楼,说有重要事情要和我们谈。我们去了以后,她说,毛主席不久要在外地会见外宾,你们俩也要去参加有关的工作。你们要向毛主席报告一件重要事情。江青说:‘十七日晚上政治局开会,在谈论到风庆轮的问题时,邓小平和我吵了起来,他根本不让我讲话,我刚刚批评了他几句,他就拿上皮包扬长而去,致使政治局的会议没法开下去。国务院的一些人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周总理在医院并不是真正养病,邓小平、叶剑英和周总理都是一起的,总理是他们的后台。’江青又说,详细情况我讲不清楚,要等晚上我找到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后,再进一步给你们介绍情况……”

旁听席上的各界人士屏息静听,他们的绝大多数人对中央最高层发生的这一切惊心动魄的事件,一无所知。现在,当年的斗争在他们面前来了个大曝光,当然觉得新奇。特别是各种事件的主角就在他们面前,就更加引起他们的重视。于是,人们都关切地注目这里的一切。

王海容抬起头,有意地望了江青一眼,毫无惧色地说:“当天晚上,江青又把我和唐闻生叫到钓鱼台十七号楼,我们去的时候,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都在场。江青先让张春桥介绍所谓的形势问题,张春桥颠倒是非地把当时国家的财政困难说成是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崇洋媚外’所造成的。张春桥还诬蔑邓小平在风庆轮问题上跳出来不是偶然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要我们见到毛主席的时候,把江青他们沟的这些意见向毛主席报告。在他们和我们谈话的时候,王洪文流露出他已经见过了主席,我们一再追问,他说他是偷偷地去长沙的,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我们听了这些,觉得他们是在四届人大之前要闹事,是要打击邓小平同志。我认为,邓小平同志是毛主席让他刚刚站出来的,会有什么问题呢?他们这样干,是通过整他而进一步把矛头对准周恩来总理。这是篡党夺权啊,王洪文已经在毛主席那里碰了壁,现在是想利用我和唐闻生陪同外宾的时候能见到主席再次告状。当时,我就和他们说:‘既然王副主席已经向毛主席汇报过,毛主席也有指示,那我们就不必讲了。讲了的效果也未必好。’张春桥、王洪文听了,没再说话,但是江青却说:‘你们还是讲讲好,让主席有个深刻的印象。他在长沙也是很想多了解一些情况的。’……”


江青的脸一直朝着王海容,她在静静地听着。她觉得很可笑,王海容和唐闻生究竟是什么地位?难道我们有什么事情需要和你商量吗?她竭力在回顾着当时的情况,认为在适当的时候把它讲出来也许会对历史有好处。

王海容继续说:“我们当时就认为,江青他们四个人的行为极不正常,事关重大,所以在第二天我们赶到医院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我已经知道了政治局会议上的情况,并不是江青所讲的那样。而是江青他们四个人事先就计划要整邓小平同志,他们已经多次搞过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已忍了很久了。’周总理让我们见了主席之后,把情况实事求是地讲一下……”

这篇事先就已经通过“两案指导委员会”审查过的证词,收到了预想的效果。旁听席上议论声嗡嗡,他们对周恩来的尊敬,使礼堂里的舆论和气氛对江青等人大大的不利。这一点,就是江青自己也感觉到了。她索性坐直了身体,不再理睬王海容了。

王海容的发言在继续:“十月二十日,毛主席会见完外宾之后,我们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把政治局开会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听了很生气,他说:“风庆轮的事情本来是件小事,而且已经在解决,何必大动干戈?江青这么闹,有什么意思?你们回去以后转告周总理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预备工作和人事安排,还是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毛主席还提议,邓小平可以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兼任总参谋长。毛主席在谈话中对邓小平针锋相对地顶江青十分欣赏。他要我们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要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这些讲话深刻地说明,毛主席对江青是十分不满意的……”

审判场地,舆论大哗。旁听人对江青的气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真不是个玩艺,江青怎么连毛主席的话都敢不听呢?她是什么毛主席的老婆!简直是个白骨精!”陶铸的夫人曾志对王光美说道:“江青这个人历来是如此,毛主席已经表态的东西,她硬是要改变过来。毛主席已经和这两个女孩子讲得这么清楚,江青还是最后达到了她打倒邓小平同志的目的。这个女人的本事也的确不可小视。为什么王洪文、张春桥那么害怕她?还是有一套的嘛。”

没有多少人跟着议论这些。

王海容最后说:“我们俩在长沙的时候,主席身边的人还告诉我们,王洪文到长沙来告了周总理的状,说总理在医院搞串联,还说这次政治局会议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以上我说的这些证言,完全是事实,我可以负完全的法律责任。

江青听完王海容的证词后,可以用“怒不可遏”四个字来形容。她刚要插嘴说话,被审判长打断了,审判长又传来唐闻生继续作证。唐闻生的发言和王海容所讲的话差不了多少。只是补充说:“江青、张春桥他们一再向毛主席报告:‘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讲起话来总是有情绪。这样发展下去很危险。’她还建议主席要及早采取措施,不要让他发展到林彪那样。我们听了江青的话都感到气愤……”

江青又想发言,被审判长再次制止。这时,公诉人要发言,审判长点头允许。

公诉人江文站了起来。他是江青的老对手了。为了搞好这次审判,他在以检察官的名义和江青的多次接触中,就已经掌握了她的特点和要想说的话。最初当江文到狱中和她见面的时候,江青先是对检察院派人和她谈话表示了感谢,接着就说:“现在你们提出的以我江某人和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这样的提法可是不正确的。毛主席早就说过:‘中央文革小组是两派,一派是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另一派是陈伯达、关锋、王力、戚本禹,他们是受林彪指挥的。而我从来是反对林彪的。只不过那时由于情况复杂,我们也不便公开,你们不知道罢了。你们好好地想一想,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叶群能为我服务吗?再说,我也没有在叶群的家里烧过材料。那全是胡说八道……’”

看得出来,江青在一开始,还幻想通过这次审判,用合理合法的形式,来寻找自己无罪的理由。她反复地研究那本《刑事诉讼法》,以便寻找根据。她认为,这次审判是中央政治局斗争后对她的报复。她坚决否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在九月底结束的检察审讯中,江青还坚持对江文说:“毛主席已经对文化大革命作了结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错误也不是我的,而是林彪这伙人的。华国锋、邓小平这些人打倒我,是领导中心的一场权力斗争,他们要争权,从我们手里夺权。而我始终是代表人民的……”

她当时一直认为,眼前的这个江文是同情她的,起码要比原来审讯她的一些人要好得多。

现在,江文讲话了。他对着审判席上的法官,也对着旁听席上的人们严肃地说:“今天的法庭调查,已有充分的事实证明,长沙告状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而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周恩来和邓小平有计划的诬陷。其目的就是阻扰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为他们篡党夺权创造条件。从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江青是主谋,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当时,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江青和姚文元都是一般的政治局委员,江青为什么你能够使这些人在你面前俯首帖耳?江青为什么你能够对这些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他们不是一个反革命集团,不是公认江青是他们的反革命头子,这是不可能的。”

这话,即使在审判台上和旁听席上的一些了解情况的人听了,也会认为是站不住脚的,这话没有说明问题的要害。江青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妻子,没有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独特作用,没有她亲手打倒了一大批党政军的重要领导人物的历史,她根本不会有那么大的权威。正因为她的许多的活动,最终都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所以,她自然而然地在中央的领导核心中形成了她的至高无上的独特地位。这个教训和原因,是需要认真地、具体地加以总结的,轻易地用一句话是很难说明问题的。这当然是另外的话题。

所以,庭审刚宣布暂停,江青就坚决要留下继续说话:“我几次要求讲话,你们不让我说。公诉人要求讲话,你们马上就允许讲,这公正吗?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有话要讲,我还要申辩!你不允许我讲话?我有权说话嘛!”当法警过来拉她走的时候,她还在大喊:“我要说话,我要申辩!你们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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