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格更老的刘坤一并无意见，因为他本是行伍出身，笔头和见识远不如进士出身的张之洞，既然张之洞愿意出力，他当然乐得逍遥。
（未完待续）
一、国难当头，老太后也来搞新政（3）
（接上文）
此时的张之洞经过多年的官场历练，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在朝廷里激扬文字的“清流”了。在其它督抚大员已经交稿、朝廷一再催促之下，张之洞仍旧不慌不忙，他在揣度朝廷用意的同时，也不断派人打听各地的动静，以保持与其它督抚大致接近的论调，避免自己走得太远，伤了大家的和气。
慢工出细活。张之洞的谨慎和精明对这个奏折的出炉还是颇有帮助的。为了把这个奏折写好，张之洞还特意将刘坤一的幕僚张骞等人请到武汉，一起商议细节问题。据参预拟稿的人说，当时张之洞“荟萃众说，断以己意，日撰一条，月余始成”。这个联名奏折，就是后来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刘坤一和张之洞会衔上奏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以“育才兴学”、“整顿中法”、“吸收西法”为中心；提出了一整套的改革方案；实际上相当于整个清末新政的路线图。那这变法三折具体讲的什么东西呢？
先看“育才兴学”折。这一折，讲的是科举制度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其中就明确提出，搞“刀弓石”考试的武举对现代军事毫无用处，应当立刻停止，今后的军事人才必须由军事学校来负责培养；至于文举，则通过改变考试内容和减少录用名额的办法来逐步废止；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因废除科举而带来的人才培养和选拔问题，全国应当仿照西方国家（其实是仿照日本），建立近代学校教育体制，设立小学校、高等小学校、中学校、高等学校和大学校的完整教育体系，并给予毕业生相应的功名，如高等学校毕业生为举人、大学校毕业生为进士等，以逐步代替科举中选拔人才的机制；在教学内容上，采用大量的西学内容，改变以往科举考试中经书为主的历史。最后，折子中还提到要奖励留学，特别是自费留学，对于那些有真才实学的海归，要给予相应的举人和进士同等出身。
第二折是“整顿中法”，讲的是内政改革。除了提出要整顿吏治、选拔优秀人才等一般性建议外，折子有这么几个亮点：一是提出要建立警察制度，取代差役；二是要仿照西方，改良司法，改善狱政；三是裁撤一些有名无实或者无用的机构和部门，如屯卫和绿营；四是允许旗人自谋生计，实际上是废除沿用了两百多年的八旗军事驻防制度。
第三折是关于军事改革和经济改革的。也许是在历年的对外战争中输得太惨了，这一次要下定决心在军事上“全盘西化”。折子中提出，要完全采用西式方法练兵，从采用西式军械到建立军校乃至训练和管理，都要切实向西方学习靠拢。另外，他们也认识到，武器的制造不能完全依赖外人，从长远来看，这还是要靠自己。但是，军事工业需要很好的经济基础，由此，折子提出了一整套的经济改革方案，包括改良农业、发展近代工业，制定经济法规保护工商实业等。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并非是一般的泛泛而谈，而是通观全局后提出的系统变革方案，难能可贵的是，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可行性建议。折子上去后，慈禧太后也很满意，认为“事多可行”，随后朝廷下诏各省督抚大员，将刘坤一和张之洞会奏折子中的内容，“其中可行者，即著按照所练，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
刘坤一和张之洞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实际上确立了清末新政的指导方向。随后，清廷以“江楚会奏三折”为范本，通过一系列政令和措施，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就这点而言，张之洞和刘坤一对清末新政开了个好头，也为近代中国走向现代的文明国家开了个好头。
回头看来，在鸦片战争后，洋务派、维新派和清末的新政派其实是同根所生，一脉相承，他们在晚清历史上的相继登场，实际上也不断推动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以波浪式前进，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的深入。
（本节完，下一节《二、废科举波澜不惊，新教育放之海内》）
二、废科举波澜不惊，新教育放之海内（1）
二、废科举波澜不惊，新教育放之海内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历史悠久，其创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发展于宋朝，鼎盛于明朝，而清朝的科举依旧是仿照前朝八股取士，但更注重对士人思想的防范，原因主要还是清朝乃是满人的异族统治。
科举考试制度在最初的选拔人才上，具有一定的历史优越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科举制度更是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从古代来看，科举制度关系到官员的选拔问题和全民族的教育问题，两者紧密结合，缺一不可。从前的人读书大都是为了做官，想要做官就要参加科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读书人参加科考实际上是向朝廷求取利禄的过程，势必对当权者俯首贴耳，志气丧尽；而当权者也利用科举制度收买读书人，使其悉入彀中。由此，科考的内容决定了教育的内容，而明朝开始的八股取士则更是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
古代读书人的科考之路是异常艰难的，以清朝为例，当时的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为童试，三年举行两次，须经过县考初试、院（省）考复试合格后，方能成为生员，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秀才。秀才的名额是有限制的，每次在全国范围内录取二万五千名。二万五千名听起来不少的，但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考上的，譬如当年洪秀全就是因为秀才考不上而大病一场，最后才撕了圣贤书去造反的。
乡试的科举考试的第二级，在各省举行，三年一次，一次三场，也就是通常说的考举人。举人的名额也是有限定的，全国每次约录取一千四百名。举人的含金量比秀才高出许多，一般来说，考中秀才最多只能开馆授学，做个教书先生，而中了举人后，往往能够进入朝廷的储备干部名单，可以利用“拣选”、“大挑”等机会去做个小官，最不济也可以去衙门里做个幕僚帮办什么的。总而言之，中了举人便等于进入了上流社会的门槛。但是，举人这关很不好过，想当年，康有为考秀才考了三次，考举人可是在十六年中足足考了七次哪！怪不得范进同志中举后会兴奋得一时得了失心疯。
不过，要真正靠科班出身去做官的话，还得参加第三级的考试，这便是会试。会试是全国性考试，参加者都是举人，也是三年一次，一般在京师礼部举行。一般来说，会试的录取名额为三百名左右，录取者称为贡士。会试过关的，随后便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也叫廷试），一场定终身，或金榜题名、名满天下，或功亏一篑、名落孙山，就看皇帝的取舍和自己的运气了。殿试考中的，那就是所谓的“天子门生”（皇上点中的嘛），而其中呢，又分一甲二甲三甲，一甲就是前三名，通常说的状元、榜眼和探花，直接授翰林院修撰、编修这样大有前途的职位；二甲为进士出身，三甲为同进士出身，总共约二百名上下。这些人考完后，便经简单的学习培训后分配工作，或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或者留在中央为六部主事、内阁中书或者分到地方上去做知县。
古代做官何其难，这七品芝麻官也不是那么容易当的。那时的官不是学出来的，而是考出来的。可惜的是，这种机会三年才有一次，全国的名额也就两百人上下，粥少僧多，能够金榜题名的幸运儿毕竟是少之又少，对于大部分读书人来说，“学而优则仕”不过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多少人青灯黄卷，最后也不过是熬白了少年头！
最要命的是，让那些读书人苦读终身的那些经史诗文，在实际生活乃至行政管理方面都没有什么用处，更不要说促进近代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时同文馆招生的时候，就难以招到合适的优秀人才，因为在当时人的眼中，同文馆不算正途出身。朝廷主办的同文馆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其它学习西方技艺的学堂了。当年沈葆桢办福州船政学堂的时候，招的也大都是贫苦子弟因为读这些学堂要签契约，保证今后不参加科举，都不能做官啊！
大清朝不缺人才，但在科举制度有意无意的指引下，那些优秀的读书人都重仕途，轻技艺，这在近代工业化社会当然没有出路。由此看来，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的确到了不得不废的时候了，科举一日不废，中国的振兴便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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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废科举波澜不惊，新教育放之海内（2）
（接上文）
但是，科举制度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不仅仅是高考或者研究生考试，它还是国家和地方的公务员考试。作为朝廷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科举考试的废除，将关系到数以百万读书人的出身和仕途问题，可以想象其中的阻力是何等之大。譬如1898年戊戌变法的时候，维新派提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停止武举并开设经济特科等的改革措施，康有为差点被人暗杀；而变法失败后，一切照旧，武举考试甚至又搞起了他们的“刀弓石”科目，全然不顾当时的世界早已是长枪大炮。要这么看的话，大清朝在对外战争中大败特败，一点都不冤枉。
战争的失利让停止武举也就成为最容易的突破口。1901年8月，朝廷下诏永远停考武科，而且乡试和会试等均试策论，不再用八股程式命题；同时，朝廷决定在考试中增加政治、历史、地理、军事等适应时代需要的科目。1904年1月，负责修订新学制的张之洞和学务大臣张百熙、荣庆上折提出，由于科举未停，所以新学堂的设立受到阻碍；而新学堂未能普遍设立，又使得科举不能立刻停止。因此，朝廷应该确立一个过渡期，使科举和学堂教育归于一途。这个奏折上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