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留在玉门黄花农场的陈明还和我有过来往 ，到打倒‘四人帮‘后，他调来兰州，在省人民政府任职，后来官至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在火车上认识的‘三八‘式老干部邹春生，以及后来在兰州认识了的参加过长征的官锦文，他俩都是在部队上犯了事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据说，官锦文在农场因忍受不了饥 饿，曾大发牢骚，表示不满说：‘长征时也没这么苦啊，长征时没啥吃时大家都挨饿，射杀一头野牛，大家就能饱饱地吃上几天，这里长年累月地挨饿，从来也吃不饱肚子，这种苦日子才真难熬得很呀！‘管教干部对待他们这种人多少还有点区别，所以他俩作为幸存者后来都回到了兰州的部队上。据邹春生说，他们一回到部队，单位上就把他们每月的生活费增加 到了100元，这在当时就够宽裕的了。后来，官锦文还和几个年轻人重返夹边沟农场，去取回他们迁场到高台明水时留在夹边沟的东西，他们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我，我就委托他们去时 把景超留在那里的箱子也捎回。
过了几天，他们就捎话说景超的箱子已取回，就放在他们住的甘肃军区招待所，要我设法取 回。我只好写了封信，委托杜博智下班后去取。他大概是用绳子捆绑后把箱子背到我家里的 。 这天晚上又停电，二妹和三妹正好来看我，看到杜博智把箱子背回，二妹连忙说：‘谢谢， 谢谢你了！‘帆布箱是上了锁的，自然是没有了钥匙。我们硬是用剪子把锁撬开，打开箱子 ，举着蜡烛，着急地翻看，看他有些什么遗物留给了我们。首先触入眼帘的，是两套叠得平 平整整的深灰色卡其布中山服，还有两件漂亮的带条的府绸衬衣，这是他当年新做不久的衣 服，衬衣也都很新，还有一件绸子棉背心，海蓝色的前襟，后背是黑绸的。50年代初期，舅 舅全家去了敦煌棉花农场，妈妈、几个妹妹和外祖父母住在一起，有个保姆魏嫂，针线活特 别好，外祖母就从箱子里找出些零碎绸子，让她给我和景超各做了一个棉背心。这几件衣服 都是景超心爱的，在农场一直没舍得穿，他是对未来充满期望，心想有一天解除劳教，走出 农场，他将穿得体体面面，人模人样地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我回来了，可他永远地留 在了戈壁的荒野里，长眠在那里了！箱子里有不少干辣椒，我一眼就认出，这些干辣椒正是 我从四工农场寄给他的，他怕全部带在身边一时吃不完，就装进了箱子里，他一定是想到， 我买干辣椒很不易，他要留下慢慢吃，存着吃。令我惊喜不已的，箱子里还有他在农场记的 两本日记，这可是无价之宝！我不禁连声说道：‘这是最可宝贵的，最可宝贵的！‘他总算把 在农场劳动受苦的印迹留了一些给我们，我将细细地 读，刻骨铭心地咀嚼他受苦受难的岁月是怎样度过的。他再也想不到，这两本日记对我是多 么贵重的一笔财富啊！想到他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竟然还坚持记日记，我的心灵就震颤不已 。我亲爱的人是个多么坚强的人啊！多年后我才得知，在新添墩时，因有人揭发，他曾烧过 一本日记，这两本日记肯定是以后又续写下来的，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他又是怎样继续把 日记记了下来，至今仍是个谜。在十年浩劫中，我知道在劫难逃，竟把他所有的日记， 他写过的小说底稿，他写给我的信、我在十工农场记过的日记，以及我回兰州后守着孤独和 心灵对话所记的日记，全都付之一炬。造反派来抄家时，我没有留给他们可资利用的片纸只 字。但是，景超宝贵的日记、信件等等，也都烟飞灰灭，全部消失了。看到张贤亮根据劳教 时的日记写的《我的菩提树》，我则痛悔不已。景超劳教时的日记，比张贤亮写的要更详实 一些，其中写到有代表性的一些人物，如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美学理论家的高尔泰。其中还 提到傅作恭。傅作恭是起义将领、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弟弟，早在1960年3月就已遇难。景 超的日记里，还有对饥饿的人们各种不同表现的简略描述，以及他自己心路历程的简单提及 。
不过话说回来，在十年浩劫期间，我是无论怎样也无法把这些材料保存下来的。在反右斗争 期间，不仅我们在报社的家被抄了，连我父母家都受到搜查。十年浩劫期间，我能把这些材 料藏到哪里去呢？谁会担风险把它们藏下来，谁又是靠得住的呢？我销毁它们是唯一的选择。 我在十年浩劫中再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原籍监督劳动，读者由此就会 想见到我艰难险恶的处境。
我和孩子们搬到力行新村56号，瞒住了父亲一人，他那时显得反复无常，常常寻衅闹事，我 怕他干扰我和孩子们的生活，觉得远远离开更好。这期间，有一天，我回父母家中取一样生 活用品，我推开房门，家中无人，只见满地都是垃圾，家中唯一的书架被拉开斜放在一边， 像是常年无人住堆放杂物的所在。父亲的神志不清更严重了，他把家里几只老式箱子上的铜 匙件全部拆卸下来拿到街上卖了，但是箱子里比铜匙件更值钱的衣物，他没有注意到，还留 在箱子里。
有一天，他跑到在报社工作的我的堂叔和保鼎家里，打听到我住在力行新村56号，竟怀抱一个旧铝制痰盂，坐在人力车上，一直拉到了大门前。我住的小屋在院子的第一间，我一出房 门，就见他正抱着痰盂从人力车上走下。他见到我，说：‘我从你九爸家里出来，他说你住在这里。‘看到他这等模样，我当即说：‘我不想再见到你，你到这里来干啥，你看你像啥样子嘛，你赶快回去！‘我向人力车工人付了车钱，他就坐上人力车又走了。他怀抱铝制旧痰盂大概也是为了卖几个钱，当时市场物资奇缺，什么东西都能卖出。也许，他在抱着痰盂 在自由市场上兜售时，突然想起应该找到我，就坐上人力车找来了。
此后，我就再没见到他。
5月初的一天上午，小妹凤仪突然来到家里，告诉我：‘大大死了。‘我大吃一惊。我怎么 也没有想到他会突然死了。我随即和小妹一同来到黄河沿前街的家中。
我和小妹来到家中时，父亲已停放在地上的木板上。妈妈正用湿毛巾擦拭他脸上和手上的污 垢，看来，他已多日没洗脸了。已是5月，他上身穿着三妹的一件蓝底带黄色花朵的棉袄， 外套一件深灰色他自己的中山服上衣，领口没系好，所以三妹的花棉袄从领口处就能看见。 他自己的几件旧衣服都不见了，当时就有人说，他是把几件衣服送进了洗染店，这也是他神志不清的表现，几件旧衣服哪里值得送洗染店。
父亲的突然离世，大家心里自然是悲凉的，但都流不下眼泪来。父亲一生也历经苦难，尽管 这两年的饥肠辘辘改变了他，他对这个世界依然有许多眷恋，对未来依然有憧憬有希冀，他 还想好好活下去，但是，他病态的胡闹，他对全家人的不信任，他的自私，使全家人都离开 了他，谁也受不了他。到他咽气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咽气时，从心灵到肉体肯定都很 痛苦。是房东黄家的人，夜里听到他痰壅塞到喉间呼吸困难发出很大响声，到早晨发现他已 停止了呼吸，就急忙到外祖母家找到母亲和妹妹们通知了此事。全家人流不下眼泪来，是觉 得父亲自己总算解脱了，大家也都解脱了。
母亲和妹妹们赶进家门时，父亲躺在炕上，原来铺在炕上的旧栽绒毯斜放在当地估计父 亲是想把栽绒毯从炕上取下拿去卖掉，但他已没有力气把栽绒毯拿出房门，更不可能拿到街 上去卖。满地都是垃圾，脏得不像样子。再看水缸里竟是他拉下几天的大便。院子里有厕所 ，而不知他为什么竟然把大便拉在水缸里。家里也还有别的可拉大便的家什，不知他怎么竟挑中水缸当作了便桶。这就给母亲和妹妹们造成了难题，水缸不能不用，买新的没钱也买不 到。幸好当时兰州城里还有专门挑水沿街叫卖的下苦人，这些下苦人只要给钱也不嫌脏，就 叫来个卖水的，挑了三担水，方才把水缸清洗干净。这事当时瞒住了所有的人，是怕别人知 道水缸里拉过大便，吃饭喝水恶心。我也只是多年后才听说。
到下午，我们的几家主要亲属都来了，父亲的同父异母弟弟、当工人的和保中来了，我的亲 叔伯兄弟和温、和良也都来了，还有父亲的亲外甥、我的表兄王原泰也来了。当即打发表兄 王原泰去兰工坪甘肃工业大学把正在上课的二妹凤翔叫回了家。
大家在一起商量如何料理后事，主要是准备一副棺木，向何处埋葬的事。当时兰州尚无火葬场，听说棺木已脱销，在大饥馑的日子里，许多老人经受不住饥饿的熬煎纷纷辞世，造成了 棺木的脱销，少数家庭因买不到棺木，不得已用水泥制作成棺材抬埋老人。好在我那位在西北大学当了右派分子的兄弟和良有熟关系，可以托靠人把棺木买来，他当时在市民政局的下属单位工作，决定由他联系在大沙坪公墓找个墓穴，办理一切手续。当时一副棺木100多元 ，我和母亲拿不出这笔钱，和温、和良资助了一部分，才凑够棺材钱。
没有人为父亲设立灵位，也没有任何祭奠，一切都是简之又简。
到第二天下午，棺木就拉来了。
第三天早晨，入殓，准备起运抬埋。
父亲没有老衣，他就穿着三妹的花棉袄进了棺木，身体周围用报纸包着烧败的炉灰垫了垫， 使身体放得稳当些，不致摇动。保中叔提出用一床被子把身体盖一盖，而那是一床家里人已盖了多年尚可称之为完好的被子，我说：‘这是全家最好的一床被子，还是先顾活着的人罢 。‘保中叔便再什么话也没说，依从了我。
父亲的灵柩抬到大门口时，妈妈随后送着，突然号啕大哭了起来，他们夫妻一场，同甘共苦 ，父亲最后的日子如此凄凉，如此悲苦，咽气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心里一定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