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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演完了，他羞得把自己裹在侧幕条里不敢见人。同志们将他拉出来去见萧、莫首长。萧司令却鼓励他：第一次上台难免出错，演多就好了。尽管日后同志们老用毛主席那句“这个陕西娃娃忘台词了”来取笑他，他却一点也不生气，反而逐渐喜欢上了话剧这门艺术。在以后的艺术实践中，他从一些并不起眼的小角色开始，在《九一八前后》他演个叫狮子神的小孩，在《军火船》中扮演一句台词没有的日本兵，在活报剧《十月革命》中扮演一个报童。依靠这些积累和沉淀，逐渐走出了自己的戏路子。而后，他在《治病》、《小小锄奸队》、《假皇军》、《打狗》、《刘顺清开劈南泥湾》、《徐海水锄奸》等剧中扮演主要角色。他的戏越演越好，最后成为了烽火剧社的台柱子。那时在延安，他可算得上一个人物。上至中央、兵团领导，下至普通战士、百姓，无人不晓李长华。谁见了都用舞台上他扮演的角色和他打招呼，走到哪里都有好招待。也就是凭他那近似本色的表演，为广大部队干部战士所喜爱，并成就了他终身为兵服务的夙愿。长华叔叔的老伴赵晶辉阿姨曾对我说：“那时候，我们长华不仅戏演得好，嗓子也敞亮。几千人的大场子，根本不用扩音，照样声震四邻。后来在冰天雪地里演出呛了风，嗓子劈了，变沙哑了。”我倒觉得，除了上述原因外，长华叔叔坏嗓子，可能和他的饮食习惯有关系。他和许多陕西人一样，见了辣子不要命！即使这样，也没影响他继续活跃在舞台上。他那副现在许多歌手需要用烟熏酒烧才能养出的沙哑嗓子，是那么的厚重而富有磁性，听起来令人回味无穷。
和冼星海在一起的日子里
冼星海的名字和他谱写的抗日救亡歌一样家喻户晓。当时延安上自高级首长、下至普通群众都称呼他“星海同志”，或称“冼星海同志。”烽火剧社的小鬼们也这样叫他。管他的爱人钱韵玲叫老钱同志。在延安，许多人对“冼”这个广东姓氏很陌生，大都把它误读成了洗澡的洗字，叫他冼星海。星海同志也不计较，从未做过解释和更正。许多同志是在星海逝世后的纪念会上，才知道将星海同志的姓氏搞错了。
星海同志很注意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1939年1月，他第一次应邀到烽火剧团上课，进北门不久，被一个坐在门蹲上弹三弦的小八路纯朴悠扬的琴声吸引了。星海快步走到街对面，也坐到一家店铺的门墩上，认真地听小八路弹琴，并且掏出小本本，用铅笔一段一段地写着什么。陌生人的举动逐渐引起了小八路的注意。
小八路慢慢收住琴声，好奇地跨过街道走近陌生人，便有了下面一段对话。问：“你做啥哩？”答：“记谱。”小八路不解又问：“记谱？啥叫记谱？”星海解释到：“就是用音符把你弹的曲调记下来！”小八路惊奇地问：“我弹的曲子你能记下来？”星海：“对呀！”小八路：“我听听。”星海把刚才写下的谱子唱了一段。小八路拍着后脖梗子叫到：“噫呀！这真神了！”星海：“小同志，你弹的曲子是……？”小八路：“陕北民歌‘刮野鬼’。”星海又问：“你还能弹什么曲子？”小八路自豪地说：“多呢，迷糊（眉户）、陕北道情、陇东小调……”这就是烽火剧社小八路任青发和星海第一次见面的对话。以后，任青发与星海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在他的指导下，任青发业务提高很快，成为一名很出色的乐手。
烽火剧社门外有颗老榆树，树下有盘碾子。这里是星海和群众经常聚会的地方。在这里，他坐在人堆里静静地听战士们弹琴，听乡亲们唱民歌小曲，组织大家开“碾盘音乐会”，唱“保卫黄河”……大冬天里，两耳冻得通红也全然不顾。
当时星海正在修改《黄河》准备第二次上演。但他住的地方狭小而且非常嘈杂。萧劲光司令知道后，指示剧社为星海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之后，剧社除每月给星海同志送去两块五毛的补贴外，有了大米白面也给他送去些，每星期还多发给他两支蜡烛。剧社为星海解决了一套内外两间的套窑住，同时派了一个叫杜虎的陕北娃娃给星海当勤务员。可是这孩子眼里没活儿，扫完地便坐在窑洞门口晒太阳。领导发现这情况后派长华去带杜虎。长华高兴极了，连蹦带跳来到星海同志住处。星海见到他便说：“啊！是狮子神呀，今天不排你的戏？”长华说：“领导叫我来带带杜虎。”星海说：“杜虎挺好的，刚从家出来有点迟钝，时间长就好了。新环境他不熟，送信老是找不到地方，有功夫你领他认认路就行了，没事不要来，把你的戏演好。”星海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事事为别人考虑，不愿麻烦别人的人。当问星海还缺什么时，星海同志用延安话说：“盛（什）么也不缺，就是缺灯油和洋蜡。”长华立刻做了汇报，剧社及时送来一瓦罐麻油和一包洋蜡。入冬后，肖劲光司令让长华带给星海一件棉大衣，星海同志非常激动。长华看到星海同志整夜地写东西，鼻孔让灯油熏得黢黑，他知道星海不愿麻烦别人，但还是向领导做了汇报，不多久，肖劲光司令让警备五团从长延送来一驴驮子蜡烛，星海知道后，还埋怨长华不该给领导找麻烦。
1939年到1941年春天这段时间，是星海同志最忙的日子。《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三八大合唱》等作品，差不多都是这段时间完成的。他很强调洋为中用、中西合璧。他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乐器。我们中华民族多，民族乐器也多，每种乐器都有它的独特表现能力。特别是在今天困难的情况下，应当就地取材，发挥每种乐器的长处，让它为革命服务。他帮助烽火剧社组织了民乐团，从如何识谱，到使用乐器如何掌握音准、节拍、手法，手把手地教大家。他要求队员们多做练习，不要怕枯燥，不要怕手痛，要有信心和耐心，不要急于求成。在星海同志细心指导下，乐团小鬼们有了惊人进步。结业汇演，乐团演奏了《黄河大合唱》组曲，受到肖劲光、莫文骅、周扬等首长的好评。星海兴奋地说：“这些年轻人多好啊！我太喜欢他们了。抗战胜利后，不打仗了，我一定要帮助烽火剧社建立一个管弦乐队！”
1940年5月，星海同志去苏联的当天，开车前还托人叫来烽火剧社的人，传授他刚谱好的《留守兵团进行曲》，此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有些材料说，是林彪从苏联回国，拒绝星海上他乘坐的飞机而迫使星海客死他乡的。这过于牵强，是曲解历史。实际情况是：1941年6月22日拂晓，希特勒向前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由于苏联上层判断失误，苏军被打得猝不及防。前线吃紧，自然对滞留在苏联的各国共产党人无暇顾及，便紧急安排他们回国。在苏联养伤的林彪和十几个在苏学习和养伤的干部由苏军少校乔尔诺夫护送踏上了回国的途程。10月到达乌兰巴托，准备从那越过边境，经内蒙古大青山游击区，然后通过党的交通站转回延安。不料这条交通线已遭破坏，日伪军对边界封锁甚严，难以通过，十几个人被困了一个多月。经苏方与国民党紧急交涉，国民党方面同意派飞机将林彪接送回国。大家都知道，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是有限度的，国民党对共产党百般限制和刁难。林彪是国民革命军115师师长，身份是公开的。而其他同志都是我党秘密派出国的，身份不能暴露，只能另想办法。刚开始苏驻蒙使馆还管管，时间一长，供应发生了问题。使馆无能为力了，便让他们自谋生路，解决吃饭问题。这样，滞留在蒙古的李天佑只能去帮人养兔子，杨至成去了一家农场干苦力，在长征娄山关战斗中失去一条右腿的钟赤兵到剧院当了卖票人，贺诚在一家医院做护工。刘亚楼和卢冬生因为俄语好，参加苏联红军当了参谋。那时这些共产党的高级将领的境遇不过如此，更何况音乐家冼星海了！
与领袖近距离接触
抗战时期，尽管敌我矛盾尖锐，社会环境复杂，但延安纯朴的民风和融洽的干群关系，为中央领导接触群众制造了机会。那时经常可以看到中央领导在大街上自由地漫步，随时停下来和路人交谈，身后最多只有一个警卫人员在远处跟着。
烽火剧社去陇东演出，为了增加一些节目，团里成立了一个魔术小组，其中有几个节目需要使用玻璃酒杯。当时延安很少见过这种稀罕物，有的同志说，曾在毛主席那里见过两只玻璃杯。于是高波社长写了张条子，叫李长华到毛主席那里借一只。长华自然很乐意办这件事，因为又能见到毛主席了。杯子顺利地借来了，同志们都倍加爱护，细心手巧的女同志还给杯子缝制了一个装有棉花的布套子保护起来。可是事情总有不测之时，陇东巡回演出快结束时，保管杯子的同志在行军中滑了跤，把酒杯底座碰掉了。虽然那同志从医院讨来胶布把它粘上了，可是杯子总是坏了，没法子跟毛主席交代。回到延安，长华怕领导要他去给毛主席还杯子，天天躲着领导。可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最后还杯子的任务还是落在他的头上。
往常从剧团驻地桥儿沟到杨家岭15里路，不大工夫就能走到，可是这回觉得路特别长。在路上长华还指着能遇上个熟人，把杯子往他手上一交便溜之大吉，但直到主席驻地也没遇上个熟人。他扒着墙头一看，毛主席正坐在躺椅上看书。无奈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