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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过虎门口，经过检点人数、刀剑、枪炮和带来的货物，这条来自瑞典的远洋大木船，终于驶入了珠江水域。同时，虎门口的海关，立即将检查的情况，包括来船的国别、船员人数和刀剑枪炮情况，派遣胥役一名，骑快马从陆路赶往广州的海关监督衙门，通报情况。正因为如此，广州和外洋船相关的那些人，包括官府、商人和已经到达的洋人们，才能立即得到消息：又一条欧洲船到了。
雍正年间，到广州的外洋船，每年在十七八条之数。问题是每年的来船数量不尽相同。因为通讯不便，商人们通常会根据来船的数量，改变货物的价格。这种价格的波动，甚至会有相当的幅度。因此许多外洋船一过虎门口，船上的大班们就会急不可耐地坐上舢板，直奔广。这样可以和骑马的胥役差不多同时到达广州，在消息没有传播开来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签下几单大的合同。
还在从澳门到虎门的这条路上，坎贝尔看到了一条停泊在洋面上的欧洲船。远远地看过去，旗帜很像是双鹰国公司的船。双鹰国公司，正式的名称是奥斯坦德公司（Ostend），以比利时的港口城市命名。当时奥斯坦德处于奥地利的统治之下。奥地利皇帝签发给了这个奥斯坦德公司非洲和远东的垄断贸易特许状，因此这个公司，悬挂的是奥地利的国旗，国旗上有两只鹰，故称双鹰国。
坎贝尔知道，双鹰国公司今年应该有两条贸易船前来广州。看来，这条停泊在伶仃洋附近的大船，一定是双鹰国公司的两条船之一。远远地避开了这条船的注意，坎贝尔决定尽快赶到广州进行贸易，至少要赶在这条双鹰国的大船之前，否则今年这么多的欧洲船到广州，肯定会造成广州商人抬高货物价格的格局。
因此，坎贝尔决定不等大船在黄埔抛锚，就立即坐舢板夤夜出发，争取以最快速度，赶往广州。随行的有第二大班布朗，第三大班莫福德，还有一位从虎门上船的海关胥役。舢板在黄昏的时候离开大船，结果半个小时以后，天气突然变得恶劣起来：风雨交加，还夹杂着闪电和雷鸣。海关胥役不会引水领航，也不甚熟悉这一带的水路，结果这条可怜的舢板船在风雨之中，只能跌跌撞撞地前行，甚至转入了珠江的支流水道。瑞典公司的大班们一片抱怨之声，却又奈何不得。
晚上八点多钟，突然在前方看到了一星灯光。舢板上的众人一阵兴奋，以为到了黄埔，用力将舢板往灯光方向划去。划近一看，原来是一只中国帆船。这时候，从虎门上船的这位海关胥役拼命示意，让舢板上的人千万不可发出声响：这只中国帆船，八成是当地的海贼。坎贝尔等人也了解这里确有海贼出没，不禁噤若寒蝉，舢板船急忙改变方向，逃离这条帆船。
好不容易，既逃离了海贼的威胁，又找到了正确的水路，舢板船到了黄埔，抬头看到江中停泊了许多前来贸易的外洋船。近岸后，看到锚地的岸边，有毛竹搭成的简易仓库：这是外洋船用来临时存货的地方，通常有船上的洋人水手把守。布朗先生眼尖，一眼看到其中的一个仓库，属于一条英国公司的叫做“林讷”（Linn）号的外洋船。布朗先生正是在这条船上当过大副。
既然是以前工作过的船，布朗先生相信那里都是他的熟人。舢板船近岸，布朗先生就开始大声叫门。守卫仓库之人一听，问来者是谁，坎贝尔不知是有意隐瞒，还是无意随口回答说：我们是“弗雷德里克国王”号的。这下可惹出了麻烦，守卫们高叫起来，准备马上开枪了。因为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广州海域，根本不存在“弗雷德里克国王”号这样的一条外洋船。
布朗先生见到事态危急，连忙从舢板上，跃到了岸边。这可是非常冒险的行动：因为稍有不慎，对方就会用手中的火枪说话。幸运的是，守卫仓库的这几个英国人很快认出了布朗先生。这下轮到他们吃惊万分：这么晚的时候，这些人居然胆大包天，划着一条小舢板船，前来黄埔，路上还迷了方向，而且个个被淋成了落汤鸡。
在这个英国公司的仓库里待了一会，坎贝尔一行了解了不少的信息，尤其是英国船的情况，包括谁作为英国公司的大班前来贸易，这多少也算是有价值的经济情报。但是另一个消息却让坎贝尔感到非常难过和不安：本季来广州的四条英国外洋船的首席大班阿布诺特（George Arbuthnott），向来是坎贝尔的老朋友，在离澳门不远的地方，死在了“林讷”号船上。他的尸体，也在离澳门不远的一个小岛上被焚化了。这位阿布诺特，后面还要提到。
听了这样的坏消息，自己又狼狈不堪，坎贝尔决定无论如何，也不想麻烦英国人，在英国船上过夜。于是坎贝尔一行起身告辞，离开了英国船的岸上仓库。雨还在下着，到处都是漆黑的一片。坎贝尔这些人终于找到了设在黄埔的海关衙门。衙门里的值班胥役，对这些洋人落汤鸡们，倒是十分热情，给他们泡了热茶，让他们暖暖身子。当然，也许是和体制不合，洋人不宜住入海关衙门；也许是这里的海关衙门的确没有可以过夜的地方，最终还是帮他们另外找了一个地方过夜。
这些洋人们被带到一条停在江中的中国大帆船上，让他们在船板和大木箱上睡了一个晚上。这条大船是做什么的，自然是不得而知。但是船上的中国人显然是十分淳朴憨厚：虽然不能表达什么，却总是好奇地看着这些老外，似乎是从来没有见过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一夜无话。第二天天一亮，坎贝尔他们对船上的中国人千恩万谢，道别以后，再一次坐上自己的舢板船，向广州进发了。
蓝旗国外洋船在黄埔下锚
坎贝尔们走了以后，那条蓝旗国的外洋大船，也姗姗地来到了黄埔。雍正年间的古黄埔港，位于现在广州市海珠区黄埔村一带，在珠江的南岸。那个地方，根据番禺的地方志——《番禺县志》记载，明代的时候，便称为黄圃；雍正十年，是否已经称为黄埔，不得而知；好在黄埔和黄圃发音相同，外国的贸易者，把这个重要的地方，或者称为Vampo，或者Wampo，甚至是Whampoa，不一而足。
雍正年间，古黄埔港水域条件良好，一是平均水深达十七英尺，超过五米多深；二是河床下面的泥沙，特别适合于抛锚。如此良好的水域条件，离广州城又有一段相当的安全距离，因此外洋船向来准许停泊于黄埔。粤海关衙门，也在黄埔建造了一个关口，专司征税。湿淋淋的蓝旗国大班们，找到海关衙门，并且在那里喝了热茶，自然便是设在黄埔的海关关口，这也是粤海关监督衙门直属的正税口之一，称为黄埔口。
古代的黄埔港，周围的风景很好，岸边经常能望见金黄的稻田。往前不远，古黄埔港有个游离于陆地的小岛，因为形如琵琶，所以称为琵琶岛。琵琶岛上面，建了一座高塔，称为琶洲塔，据说是建于明朝万历年间。迷信的说法，琶洲塔一带的珠江水面，常常有金鳌出没，光芒四射，所以琶洲塔也称金鳌塔，既镇妖孽，也是为行船导航的明显标志。对于欧洲人来说，首次到中国，看见这样的高塔，自然觉得十分稀罕和有趣，所以欧洲人但凡记录广州风物，必定提到这座美丽的高塔。有绘画才能的军官水手，也必定将这座琶洲塔，描绘下来。风景虽然很好，但是官府曾经有过明文规定，外洋船到黄埔，只能留在船上，不能自由下岸行走。想来黄埔这个地方，最早的时候，也是比较荒凉的。外洋船一来，海关衙门一造，渐渐地便有许多靠外洋船谋生的人，特别是买办和通译等人，迁住于此。荒凉的时候，洋人下船走走，大概也不成问题。但是一热闹起来，便有事情滋生出来，中外之大防，多少有点不牢靠。
雍正二年，上谕命两广总督孔毓珣，调查耶稣会士在内地传教，以及外洋船上的外国人和中国居民混杂的情况。孔毓珣彻查之下，发现洋人们在黄埔和当地民众打成了一片，显然是关系良好。为了让雍正皇帝大大地放心，孔毓珣发布命令，规定外洋船上的一应人等，在黄埔期间，一律留在船上，不得下船。另派军队守卫于船边，以防本地人上船。
禁令发表后，奏折递到雍正皇帝手中，雍正皇帝又有点担心起来了：如此一来，似乎对外洋来人，过于苛刻，毫无天朝大国的大度可言。何况皇帝本人，向来对洋人没有任何敌意。孔毓珣这个马屁，并没有拍得龙心大悦。他是否按照雍正的意思，略加放宽控制，也不得而知。反正从雍正二年起，理论上讲，外洋船上的洋人，是不许下船的。
第二年，这位总督大人再次给雍正皇帝写了奏折，说明当年共有三条英国船、一条法国船和四条港脚船港脚船称为Country Ships，虽然也是欧洲船，但是在印度注册，不拥有欧洲船那样的垄断贸易特许状，因此也没有明显的国别。到黄埔停泊；奏请派一支专门的军队，看守锚地，以严防普通的中国人上船。黄埔对于洋人的规矩，自此确立，有清一代，基本沿用。当然，从当时洋人的记录来看，规矩是理论上的，具体操作，则要宽松得多。
外洋大船在黄埔，不能靠岸停靠，而是在江中抛锚。一条大船购买的货物，至少有几百吨之多，货物如何入舱，对于当年这些靠风帆作为动力的木船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为了行驶的稳便，必定要将重的货物，比如生锌和瓷器放置于底舱，而将轻的货物，比如丝绸放在最上面。所以外洋船不能买了什么货物便立即进舱，必须于岸边建立一个仓库，待货物买得基本齐整，才能分门别类地入舱。
这一情况，总督大人孔毓珣是否清楚，不得而知。如果他清楚这一情况，却给皇上写奏折说，外洋船上的一干人等一律不许下船，多少有点欺君之罪。当然这种欺君，无非是让皇上放心，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