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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整个慈善组织，如艾尔·瓦法尔组织，可能故意参与向“基地”组织转移资金的活动。“基地”组织人员控制整个慈善组织，他们可以使用慈善组织的银行账户。因此，慈善机构既是“基地”组织资金的来源，也为“基地”组织人员提供了重要的伪装方式。“基地”组织人员可以为人道主义组织工作为借口游走各地而不受检查。
尽管一些政府中有同情“基地”组织并对其筹措资金的活动视而不见的官员，但似乎“9·11”事件前除塔利班外没有其他政府对“基地”组织予以经济援助。我们一直认为“基地”组织的资金主要来自沙特阿拉伯，但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沙特阿拉伯政府或其高级政府官员为“基地”组织提供资金（这一结论并不排除沙特阿拉伯政府资助的慈善机构向“基地”组织转移资金的可能性）。
“基地”组织发现沙特阿拉伯是进行筹资的绝好地点。在这个国家，极端宗教观点十分普遍。慈善捐赠是该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捐赠受到的监管极为有限。同时，“基地”组织还从其他海湾国家的富有捐赠者那里获取资金。
“基地”组织经常通过哈瓦拉把所筹资金予以转移。哈瓦拉是一种非正式的、古老的以信用为基础的转移资金的系统。1996年“基地”组织迁往阿富汗后，除了哈瓦拉外别无选择：首先，那里的银行系统十分古老且不可靠；其次，1998年8月东非大使馆爆炸事件后，正式银行系统受到严格的检查，联合国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也作出了相应的决议，这两种原因使得通过正式银行系统转移资金的风险很大。本·拉丹使用在巴基斯坦、迪拜及整个中东地区的哈瓦拉网络有效地转移资金。像阿富汗以外的筹资人和行动人员一样，与“基地”组织有关的哈瓦拉也在阿富汗境外的银行进行储蓄、转移资金。但几乎没有证据能够证实本·拉丹或“基地”组织核心成员在阿富汗境内使用过银行。
“9·11”事件前，“基地”组织获得资金后马上就把它消耗了。“基地”组织每年大约有3，000万美元的预算经费，但恐怖活动所需资金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圣战分子”的工资及训练营、飞机场、交通工具、武器及发行训练手册所需费用均由“基地”组织承担。作为塔利班为其提供安全庇护所的交换条件，本·拉丹每年要向塔利班支付1，000万至2，000万美元。尽管“基地”组织不可能资助全球每个“圣战”运动，但本·拉丹还是使用大量资金与其他恐怖组织建立联盟。另外，本·拉丹还有选择地对一些新成立的组织提供启动经费，或为特定恐怖活动予以资金支持。
人们断言，“基地”组织通过许多非法途径，尤其是毒品走私和钻石买卖为自己筹措经费。毒品交易是塔利班的经济来源之一，但对“基地”组织而言并非如此。目前并无可靠证据证明本·拉丹从事毒品运输或通过毒品运输进行洗钱活动。同样，也没有有力证据表明“基地”组织通过买卖血腥钻石为自己筹款。也有人声称“基地”组织利用对“9·11”袭击的事先预知而通过操纵股票市场获得资金。由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调查局及其他机构进行的彻底调查并未发现任何人利用事先得知“9·11”袭击而从证券交易中获利。
时至今日，美国政府无法确定“9·11”袭击所使用的资金的来源。这个问题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基地”组织有很多融资渠道。如果一个渠道干竭了，“基地”组织可以轻易地开发另一渠道，或从另一项目转移资金，以便为这一耗时两年、耗资40万至50万美元的恐怖活动提供经费。
“9·11”阴谋的资金
如上所述，“9·11”袭击的策划者大约花费了40万至50万美元来策划、实施恐怖袭击。已有的证据表明，19位行动人员由“基地”组织资助，要么通过电汇，要么由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提供现金。行动人员把资金带入美国，或存在国外账户上，并在美国使用。调查中，我们未发现有在美国的任何人对劫机人员予以重大经济帮助的可靠证据。同样，我们也未发现任何外国政府或外国政府官员曾对行动人员提供过资金。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汉堡小组的4个核心成员（阿塔、谢西、亚拉赫和宾勒斯伯）在1999年底以前从“基地”组织获取过经费，似乎他们自给自足。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宾勒斯伯和另外一个“9·11”阴谋的帮凶穆斯塔法·艾尔·豪萨维曾分别得到一万美元以发挥各自在“9·11”恐怖袭击中的作用。
汉堡小组的成员加入“9·11”阴谋后，“基地”组织开始为他们提供资金。对于他们进入美国之前这段时间内的资金状况，我们还不甚了解。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供认，汉堡小组的成员加入“9·11”行动后，每个人得到了5，000美元作为从阿富汗返回德国的经费。由德国至美国时，他们又得到了一些资金。策划者们的资金交易状况将在第七章中详加阐述。
成功袭击的条件
当几个核心行动人员前往美国时，“基地”组织领导人应该已经仔细考虑了组织、实施复杂且能造成灾害性后果的国际性恐怖活动该做些什么准备。我们相信这样的准备应包括如下事项：
●领导人能够对行动的规划和方针予以估量、批准并监督；
●能够进行充分的沟通，以便使行动人员和协助人员理解行动的计划和方向；
●能够吸纳新成员，对他们进行审查、灌输并对他们予以必要训练的人事系统；
●能够收集所需要的信息并由此对敌人的力量及弱点进行估量的情报系统；
●转移人员的能力；
●筹措、转移必要资金的能力。
我们提供的有关“撞机行动”的发展信息展示了“基地”组织是如何于2000年春夏之前实现上述条件的。
2000年5月底，受命执行“撞机行动”的两名恐怖分子已经在美国待命，汉堡小组的其他3名成员也即将到达美国。
第六章 从威胁到威胁千年危机（1）
在前面的第三章和第四章，我们描述了美国政府为处理来自本·拉丹及其同伙的威胁而如何调整其现存的情报机构及反恐能力。自1998年8月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炸弹爆炸案发生之后，比尔·克林顿总统及其主要助手就开始寻求将本·拉丹驱逐出阿富汗或者捕获甚至杀死他的办法。尽管这些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剿灭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本·拉丹及其核心组织仍然完好无损。
克林顿总统十分关注本·拉丹问题。他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塞缪尔·伯杰确立了一个关于本·拉丹行踪最新情报的逐日报告机制。克林顿总统还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恐怖主义威胁，并提到恐怖主义训练营；但他很少讲到本·拉丹，而对于“基地”组织则是只字未提。他解释说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不想由于提到“基地”组织而引起公众对它不必要的注意，这会提高“基地”组织的知名度。他的讲话主要集中于非国家恐怖主义者及生化武器的危险。
随着千年的来临，最令公众忧虑的不是恐怖主义，而是计算机系统的崩溃，即“两千年恐慌”。一些政府官员则担心恐怖主义者会利用电脑系统的崩溃来实施恐怖活动。
“尸体将堆积成山”
1999年11月30日，约旦情报部门截获了一个电话，即本·拉丹一个长期同盟者阿布·祖巴耶达赫和巴勒斯坦一个极端主义者哈德尔·阿布·霍沙尔之间的通话。在这个电话中，阿布·祖巴耶达赫说“训练时间已经结束”。约旦警方怀疑这是阿布·祖巴耶达赫开始其恐怖主义行动的信号而逮捕了阿布·霍沙尔及其他15个人，并通报给了华盛顿方面。
雷德·希贾茨是这16个人中的一个，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其父母都是巴勒斯坦人。他在中东度过其童年后，回到加利福尼亚北部，混迹于一些有伊斯兰信仰的极端主义者之间。后来他来到阿富汗境内阿布·祖巴耶达赫的卡尔丹训练营，在那里学到了游击战的基本知识。雷德·希贾茨和他的弟弟参加了阿布·霍沙尔一个松散的组织，这个组织旨在攻击约旦境内的犹太人和美国目标。
在1996年阿布·霍沙尔被捕和入狱后，雷德·希贾茨回到了美国，在波士顿当计程车司机，他不断地给他的同伙寄钱回去。在阿布·霍沙尔被释放后，希贾茨为募集资金、寻求帮助而穿梭于波士顿和约旦之间。他与阿布·霍沙尔一起在土耳其、叙利亚和约旦招募人员，并在阿布·祖巴耶达赫的协助下将这些人员送到阿富汗接受训练。
1998年底，希贾茨和阿布·霍沙尔制定了一个计划。首先，他们准备攻击以下4个目标：位于安曼市中心的雷迪森饭店、约旦进入以色列的过境处和两个基督教圣地。他们准备当这几个地方可能聚集美国人和其他游客时实施袭击。其次，他们打算攻击一个机场和其他宗教、文化场所。由希贾茨和阿布·霍沙尔探察目标并向阿布·祖巴耶达赫报告，再由后者批准计划。最后，从波士顿返回安曼后，希贾茨开始收集制作炸弹的原料，包括硫酸和5，200磅硝酸，并将这些物资藏匿在一个巨大的地下室里，这个地下室是他们花两个多月时间在其租住房屋下挖掘的。
1999年初，希贾茨和阿布·霍沙尔同卡利尔·迪克进行了联系。卡利尔·迪克是居住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一个美国公民，也是阿布·祖巴耶达赫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