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大传(选载)- 第12部分

援兵解围　军民同庆

由于西安军民的浴血奋战，拖住了北洋军阀的数万大军，有力地支援了南方的北伐战争；为冯玉祥在苏联人和共产党人的支持下重新组建国民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1926年年初，时为国民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在北洋军阀的压迫下，被迫通电辞职，并将国民军改称为“西北军”。自己由蒙古进入苏联进行考察访问。5月间到达莫斯科，会见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党、政、军领导人。接触了中共旅莫支部负责人刘伯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等。在刘伯坚、蔡和森等人的帮助下，冯玉祥的思想有所转变。
7月初，在国民革命政府发布北伐动员令、中共中央发表北伐宣言后，中共北方负责人李大钊委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于右任前往苏联敦促冯玉祥回国。希望冯重整国民军，参加北伐。7月下旬，于右任抵达了莫斯科，与冯玉祥进行了会晤。会谈中冯玉祥欣然接受了李大钊关于“重整国民军，进军西北，解西安之围；出潼关，策应北伐”的建议。并争取到了苏联政府的一些军事与财政援助。
8月中旬，于右任、冯玉祥先后从莫斯科起程，由蒙古回国。在冯玉祥的要求下，中共派出了刘伯坚、邓小平等30多名共产党员回国，到西北军中从事政治工作；苏联政府派出了乌斯曼诺夫等10多位军事、政治顾问帮助国民军，并在物质上给予很大的援助。9月7日，国民革命军占领汉口。9月17日，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国民军联军在绥远五原举行誓师授旗典礼大会。于右任代表国民党中央向国民军联军授旗。由孙良诚任援陕军总指挥，方振武为副总指挥，率部分别从甘肃和绥远五原入陕以解西安之围。当时，西安城内还没有无线电设备，通讯完全要依赖人的传递。围城后西安与外界的联系完全断绝。守军开始并不知道形势发生的变化，后来传来冯玉祥五原誓师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西安军民战胜刘镇华的信心。10月初，孙良诚为首的援陕军前锋已到陕西兴平。10月中旬，于右任在乾县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商定由孙良诚部驰援西安守城军民，并采纳邓宝珊之建议确定部队由兴平强渡渭河东进。
10月20日，三原之围解除。以于右任为总司令的陕西国民二军、三军临时总司令部在三原成立。随后，援陕国民军和陕西国民军联合向刘镇华的“镇嵩军”发动了进攻，力图打破对西安的围困。西安的守城军民已经听到了隆隆的炮声，期待着最后的胜利。可是，国民军的进攻遇到了敌人的顽强抵抗。孙良诚部在咸阳作战受挫，使其一度产生准备撤退的想法。当他把这一想法与苏联顾问商量时，苏联顾问严肃地对他说：“孙将军，什么叫援军？西安数万军民被敌人围困了那么久，日夜在盼望我们，而我们一失利就退却，将如何面对被围困的军民？我不同意这样的计划。”孙良诚坚持要退却，苏联顾问也急了说：“我没有接到退却的命令，你要退可以，但请你先把我枪毙掉，否则你就不能退。”在这位可敬的顾问坚持下，孙良诚打消了退却的念头，率领部队经过四十几天的奋勇作战，加之城内部队的不断出击，终于在10月27日晚，迫使刘镇华的“镇嵩军”全线撤退，西安解围了！当晚，西安城内军民兴奋得彻夜未眠。第二天，天还未亮。“男女同胞扶老携幼，游街玩巷，不啻奔出水深火热之中。浩劫余生，庆骨肉之团圆，狱中饿囚，睹和平丰乐之象，正如饮清凉散，坐春风中”。杨虎城在守城最后阶段赋诗有：10月15日赋《重阳远眺（丙寅九月九日）》日暮晚霞辉，鸣鸦觅巢飞；来朝扫残寇，三军凯歌归。10月17日赋《偶作（丙寅九月十一日）》长安困守余薪胆，不寐中宵望斗牛；扫去搀枪出水火，青钢剑血染仇雠。

可歌可泣　永远铭记（1）

坚守西安之战，是在杨虎城等国民党人的领导下，在以魏野畴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社会进步力量的积极参与下，在广大人民群众舍生忘死的支持下进行的，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守城战中，首先是杨虎城发挥了领导核心作用。他以谦虚和团结精神，促成建立了以李虎臣为首的统一指挥机构；他不拥兵自重，而勇挑重担，他所属的部队担任的防线最长、任务最重；几次凶险恶战，他都身先士卒，英勇杀敌，化险为夷；守城期间，局势多变，但杨虎城始终立场坚定，处乱不惊。
例如：7月7日凌晨2时，南院门巷火起，延烧十余家，危及粮库。午前10时，三师总兵站站长郭文卿与高小云到中州会馆谒杨虎城。高云：“听见城内火起及响声，疑为枪声，以为敌军进城，故甚惊慌。”杨笑云：“即是敌军进城，巷战亦有办法。”郭文卿1934年在《西安城围日记片断》一文中说：“其言甚壮，其气尤静，从容坐镇，成竹在胸，且豪迈坚卓之气概，有百折不挠之雄心，实守城成功一大原因也。”②　1926年11月7日，北京《晨报》有这样的报道：陕西省城固守城内之陕军，杨虎城态度极为坚决，绝对不与刘镇华言和。杨对部下宣称：“虽留我一人，我还非死守不可。有倡言和者，即以军法从事。”月前曾以言和杨真枪决数人，于此可见其态度之坚决。李虎臣虽较缓和，不无有与刘军言和之可能，但亦以格于杨势，不能特立独行。西安守城的胜利，也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成功合作的典范。共产党人魏野畴在开始决策是否守城时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守城期间，魏野畴、杨明轩、刘含初等运用其身份对李虎臣、杨虎城、卫定一等高级将领及广大守城官兵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宣传和鼓动工作。
中共西安地委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名义（当时国、共两党为一家），积极开展了许多支持陕军坚守西安的活动：组织学生，成立宣传队。对市民和守城部队进行鼓动和宣传，坚定广大军民的战斗决心和争取胜利的信心；同时发动妇女组成妇女慰劳队，以多种形式慰劳守城官兵，鼓舞了广大官兵的战斗士气。城中缺粮后，又发动妇女和青年学生参加社会救济活动。组成纠察队协助维护社会秩序。为了使西安早日解围，共产党人魏野畴、张含辉、侯德普等人冒险化装出城，分赴咸阳、三原向国民军求援。有的则到西安周边农村，发动农民组织武装，打击骚扰“镇嵩军”，支援了守城战斗。“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这个自古以来的真理，也充分体现在了西安守城这段历史上。刘镇华的“镇嵩军”为压迫人民，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北洋军阀所驱使，从根本上就站到了广大民众的对立面。刘镇华以“打到陕西升官发财”为口号引诱官兵为其卖命，纵容部下肆虐百姓。使广大陕西人民不得不起来与其作对。加之他又作出焚烧麦田；强征大量民夫挖掘围困西安的沟壑；断交西安粮源等让广大民众深恶痛绝的坏事，导致了他的必然失败。
当时上海《民国日报》刊登的8月13日北京特约通信说：“临潼、渭南、华阴、华县、商洛、同州、朝邑等十多县及渭北各大镇，前后为刘氏之嵩军占据，恣意诬扰，闾阎为墟。如临潼之士绅段南臣、寇枚臣、张铸等11人，均由嵩匪绑至县内行营，用刺刀刺背三口，以白布浸石油使火燃之，迫令交款，各索三万五万不等，日日以此极刑拷之，钱未交齐，人竟毙命。渭南绅士李少白、刘鸿基六七人，或用上项刑拷或以椒面及醋灌诸鼻孔，置刘、李于死地。其他各县富绅财主死者，不胜枚举。最难堪者，强劫奸淫之不足，船载妇女东行，月必数起，是可忍，孰不可忍。省东人民逃之尽已，似此情形，刘氏在陕，尚能立足乎？”面对这些暴行，陕西人民纷纷起来反抗。1926年5月中旬，临潼、渭南等地的部分农民发起“交农”运动，武装反对“镇嵩军”的征粮派款。
6月间周至县数万农民举行武装暴动，沉重打击了西安西部的北洋军。10月，共产党人张含辉、侯德普到蓝田组织起农民自卫军，打垮了“镇嵩军”的一个营，占领了一些粮库，将库中的粮食分给了当地的贫苦群众。这些斗争都有力地支援了西安的守城。更为突出的是，当时城内外的联络完全依赖人的传递。由于敌人严密封锁，往来实在危险不易，许多送信人员都牺牲在了“镇嵩军”的封锁线上。当时，城南某村有一位老妇人，激于“镇嵩军”肆虐百姓的暴行，甘愿为守军充当义务交通员。她不计报酬，不畏劳苦，不惧危险，经常长途跋涉，进出城关为守军传递重要信息。国民军由五原到达甘肃的消息就是由她带进城的。当国民军入陕后，为与城内守军联系，将信写在白绫上藏在她的裹脚内送进城中，遗憾的是在她完成任务出城时，被敌人射杀在城外，她没有留下姓名。可这位无名的女英雄的功绩，成千上万为国民革命献出生命的人们和这段历史，人们应该铭记。

悄然潜离　丧妻之痛

坚守西安的战争是胜利了，但这座具有六朝古都之美名的城市却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往日繁盛的街市变成了瓦砾堆，伤亡饿冻致死的军民数以万计，尸骨处处，疮痍满目。面对这悲惨苍凉的场面，杨虎城的心情十分痛苦和复杂。
1930年11月29日，在解围的第二天他就率领疲惫不堪的部队离开西安，转移到渭北一带休整。他自己则仅带了一名随从未通知任何人（连家人都未通知），悄悄离开了部队来到富平一位友人家中潜住。以此向广大陕西民众表示自己的引咎，表示自己不拟再干了。围城期间他曾作了这样一首诗：千古诗人为写愤，风花雪月做陪衬；我本多愁多病身，目不识丁也来混。杨虎城在解围后说：“我这样一个人，率领着这样的部队，实际上等于废物，以这样的废物而勉强完成坚守西安的政治任务，已经算最高限度地发挥了作用，到此时不能不就此下台了。”他在为西安守城而死难军民送的挽联写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