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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北洋军阀的手伸得还不是太长,他们还懂得有所敬畏,并不是直 接插足他们所不熟悉的教育文化领域,教育基本上还是教育家们的事。他 们不可能不知道蔡元培的信仰,但他们选择的只是一个有经验、有学问的 蔡元培,让他来办大学,和他的政治态度没有太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个字。
一方面他聘请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 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一方面北大教师中又包括了一些学术上有造诣 但政治上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等。 他认为大学就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大学 应该广揽人才,容纳各种学术、思想,让其自由发展。他聘用辜、刘等是 因为他们的学问可为人师,是尊重讲学自由和一切学术讨论的自由。筹安 会发起人刘师培在北大讲《三礼》、《尚书》、训话,从没宣讲一句帝制,辜 鸿铭拖着长辫教英诗,也从未利用讲台讲复辟帝制。他曾对攻击刘、辜的 学生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 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习惯专制、好同恶异的社会 里,蔡先生这种容纳异己的民主作风,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开创了一 代新风。他的北大是真正兼容并包的北大,各种思想、各种声音都可以并 存,是一个多元、开放、宽容、民主的大学,超越了单纯的党派观念和“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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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棋子”的狭隘性,不仅造就了傅斯年、罗家伦,也培养了高君宇、张国 焘等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蔡元培先生重塑了北大,也奠定了 20世纪前
半叶中国大学的基本面貌。
在他眼里,“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他用人不分信仰、党派、 学术见解,他主持下的北大因此能超越当时的军阀政权之外、各种社会势 *力之外。他有大胸襟、大气魄,是大手笔,前无古人。如果把北大看作中 国民主的摇篮,蔡先生则是中国民主的奠基者,他一生最为伟大的功绩正 是给北大这一民主摇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五四”运动以来20世 纪的编年史已经可以作出充分的证明。
他鼓励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其中新潮社、国民社等在“五四” 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学生社团都产生于1918年下半年,得到了他这位校 长的支持。为培养学术自由精神和自治能力,他枇准每月由北大的经费中 拨出二千元来给傅斯年、罗家伦他们的新潮社办《新潮》杂志(当时北大 每月的全部经费不过四万元),并由学校负责印刷发行。
在大学领导体制上,他第一次实行民主办校、教授治校,设立评议会 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评议员包括各科学长、主任教员、各科本预科教 ■ ? 授各二人,由教授互选,任期一年,期满再被选。组织各学科(系)教授 会,规划各学科的教学工作。各教授会设主任一人,由教授互选,任期二 年,并由各科教授主任组成全校统一的教务处,负责主持全校的教学工 作。教务长由各教授会主任推选,任期一年。
蔡元培领导的北大不仅为现代中国大学教育树立了一个崭新的楷模, 也促进了思想界、知识界的转变。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在陈独秀、胡适等 的热情倡导下,青年学生掀起了追求民主、科学的浪潮,终于使北大成为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有人说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和陈独秀办《新青 年》对五四运动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傅斯年1943年说过一番话:“犹忆 4五四’以后有人说,北洋政府请蔡先生到他的首都去办学,无异猪八戒 肚子中吞了一个孙悟空。‘五四’之后,南至广州,北至北平,显然露出
一种新动向。。。。。。激动了青年的内心,没落了北洋的气焰,动荡了社会上死
的寂静”。由蔡元培创造的思想自由、民主精神已经成为北大绵延不绝的 火种、传统。
三个大毕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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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谨守蔡校长余绪”
1919年以后,蒋梦麟主持北大达17年之久,北大之所以能成为一所 现代性的大学,与他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这位出生在浙江余姚一个小村庄的教育家,从少年时代起所接受的大 部分都是西式教育,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及上海、余姚的教会学校求学, 进入浙江高等学堂时他已能够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1903年,他19岁那 年考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在急剧变动的大时代,在新与旧、 中学与西学、维新与革命之间,他“尚未成熟的心灵”终于看清楚了一一 “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他考取官费留美资格,留美近十年, 成为杜威的学生,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
回国之初,蒋梦麟曾办过《新教育》月刊,提倡新的教育思想,强调 教育要按照学生的要求设计,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 会”,仅仅6个月发行量就达到10;000份。由于这个刊物与北大师生“知 识上的密切关系”,1919年初,他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蔡元培离京南下。7月23日,蒋梦麟 受蔡先生托付代理北大校务,这时他不过三十出头。在北大学生欢迎会
上,他第一次发表了有关他办学思想的 演说。他指出:国家民族的地位是由历 代文化积聚起来的,不是朝夕所能成。 “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的基 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工夫为立脚 点。”这些观点成为蒋梦麟以后一直遵 循的办学方针。
除了三度代行校长职权,蒋梦麟 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主持日常事务, 是蔡元培治校的得力助手,他们共同把 北大引上了现代大学的轨道。在他们主 持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 畏地追求真理”成为北大的三项治校准
蒋梦麟与妻子徐贤乐出现于新闻界则。同时,他还认为学生自治会应该觉
蒋梦麟:“谨守蔡校长余绪”。
历史深处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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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他在1923年写的《北大之精神》一文中把 北大精神概括为两点,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
他代理校长期间,也就是“五四”以后的七年,面对的是连绵不断的 军阀混战,风起云俑的学生运动,而且始终为经费问题所困扰。如果没有 高度负责的精神,没有勇挑重担的态度,要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年头, 要使北大能始终稳步发展是难以想象的。“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 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就是他当年对全体教师说的话,他的道德威 望、他的人格风范虽然无法与蔡元培相比,但他是一个有担当、能负责的 人,一个做事的人4他曾感叹:在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政府只 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 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时,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 发生游行、示威或暴动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 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他两髮迅速增加的白发。 这些感慨,无疑是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
作为职业教育家,他对无休止的罢课很不以为然。1920年5月4日, 他曾和胡适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态度很明确。他们表示,学 生运动是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太腐败卑劣,又缺乏正式的纠正机关所 致。但他们认为单靠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希望学生注重学问的生活、闭 体的生活、社会服务的生活。一句话,就是希望学生以学业为重。
1926年,北京发生震惊中外的“三_ 一八”惨案,北大有3位学生 惨遭杀戮,蒋梦麟悲愤欲绝。3月24日,他在北大全体师生参加的追悼大 会上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ffl运动,不幸有此次之 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贤f孙,其 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a;损失如许求专N知识之 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将来即少如〖午有 用之材*就同学方面言,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方 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f弟,社会W家之人材,同学 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小知如何悲痛! ”说到 这里,他“潸然泪下”。接着,他对政府的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士,他说: “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4、?啻与虎狼相斗,终 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矣! ” i?i未说完,他“个
三个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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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
3月26日,他发出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
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
这是一贯不赞成学生从事政治活动的校长,面对政府杀害自己学生时 的态度,有了这些真实、生动的历史记录,我想其他的话都是多余的了。
1930年12月,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他延聘大枇留学生来校任 教,并按照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对旧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制度进行了大刀 阔斧的改革。实行教授专任,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 位,追求螅冉逃恼婊岢隽恕 敖淌谥窝В笱В霸敝问拢�
校长治校”的口号。在他领导下,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教学科研水平 都有明显提高。?
这一时期正是民族危亡之秋,作为校长他不仅要忙于校务,还要花很 多时间、精力应付日本方面的骚扰。“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