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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采石之捷的具体战果绝非像宋廷渲染的那么辉煌，完颜亮临江时已无心久战，所以只派了先头部队渡江。为采石宋军击败后，完颜亮大队人马立刻就趋回扬州，并没有再次尝试强渡。尽管如此，虞允文将金帝亲征之师打得落荒而逃仍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宋军以一儒生率区区乌合之众就能将完颜亮的精锐主力一举击溃，虽不能证明宋室的军事实力是如何的强大，但至少说明金人五十年来的南侵确已成了强弩之末。
采石大捷的意义极其深远。
第四部 拍遍栏干第3节 雍容富足
十一月底，众叛亲离的完颜亮被部将杀死，残部退军三十里后遣人持檄至宋镇江军议和。不久，荆、襄及两淮各地金军亦皆拔寨北还。乌禄即位后更名为“雍”，史称“金世宗”，世宗得知完颜亮死讯后，进驻燕京正式掌权。此时，中原一带民众纷纷起义，山东人耿京起兵收复东平，成为其中声势较大的一支。金廷为安顿局面，一方面在两淮及西南收敛兵力以图再战，一方面也不得不遣使请和以作喘息。尽管金军仍在各地与宋军往复交战，但完颜亮发动的南侵毕竟还是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
更大的影响还是在我们的帝国方面。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十二月完颜亮死后，高宗尚还有意乘胜恢复汴京，并亲临至镇江府。但当金新帝即位后兵势复振，高宗的意向马上就开始改变，坚决要返回临安。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正月，宰执奏金使将于二月份渡淮南来议和时，天子的和意已经十分坚决。照理而言，徽、钦二帝已经驾返道山，重兵大将也所剩无几，用兵取胜破虏复仇，丝毫没有背其所利而中其所忌的成份。然而帝国的天子所担心的早就不是得失利弊，高宗的怕事已融入骨髓，他既没有心思去作任何的判断，甚至连面对明白无误胜势的勇气都没有。早在十二月份朝廷下令在西北战场上首先撤军就是天子的主意，结果使秦凤、熙河、永兴三路所光复的十三个州又为金人所占，吴璘部仓促退还，在金军的掩击下损失惨重。全军将士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连营痛哭，声震原野。在高宗心里，败固然非所情愿，胜也并不能保证一切，他只相信眼下的无事才是最最要紧的，因此他对臣下说：
“朕料定最后还是一个和字。”
和是不错，战争发展到最后也就是妥协，但怎样去和？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四月，金使高忠建来到临安，经过一番激烈争执，抗战派中坚左相陈康伯驳斥了金国仍要宋廷行臣子之礼的谬论，以洪迈报聘，国书采用敌国之礼。这种方式的休战似乎才是我们的帝国所能接受的，外交上的胜利当然是战场上胜利的产物，根本没有必要惧怕谦让。然而，高宗还是密付了洪迈一道手札：
“若彼诚能以河南地归还，必欲居尊如故，朕复屈己，亦何所惜。”
这又是退回到老路上去了。天子在大好局面下仍不惜屈己退避的做法，显然已无法被十几年来第一次扬眉吐气的主战人士所接受。洪迈到了金国，金世宗见到国书用辞不逊，先令洪迈更改，洪迈不从；后又命他朝见时行旧礼，洪迈也坚执不可，结果被金人反锁在使馆中，水浆不通达三日之久。本来，洪迈完全可以按照高宗的手诏行事，屈膝称臣以讨得金人欢心，然而他就是没有屈服，表现出难能可贵的高风亮节。与洪迈在敌营的大义凛然相呼应的是，朝中要求乘胜恢复的呼声也极为高涨。代表人物一是当朝首相陈康伯，一是完颜亮南侵时方被重新启用的张浚。
康伯字长卿，宣和进士，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除参知政事，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迁左相。完颜亮南侵时，举朝震骇，不少朝士都遣家属南下以避寇，独有陈康伯具舟迎家眷入浙，对安定人心起了很大作用。敌虏逼江，康伯坚决反对幸闽之议，迫使高宗留在了临安。虞允文出任参谋军事前往采石，也出自康伯的倡议，结果取得了采石大捷。张浚虽然一直被高宗闲置，但在朝中主战派中却享有甚高的威望，此番出判建康府后，处事布军，风采依然，赢得了朝野的广泛尊敬。此时的另一位元老级大将刘锜刚刚去世，张浚遂成了抗战一派的希望所在。陈、张二人得到普遍的拥护，反映出时下的主战潮流确实无可抵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高宗皇帝要想再蹈故辙，实在也是非常困难了。
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采取了退位禅让的做法来作最后的逃避，其中的原委倒也颇令人困惑。高宗从建康回到临安是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二月十八日，五月二十八日便下诏立皇子赵玮为皇太子，明显表露出禅让的意思，到六月初九正式下诏内禅，前后只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洪迈出使金廷是在四五月份，如果从那时算起，高宗实际上是在一个月内就作出了选择。前唐玄宗、本朝徽宗之内禅，都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我们的天子目前正处于一个国威复振的大好时机，年龄也只不过五十六岁，又何至于如此心灰意冷而想到归于淡泊、颐养天年？严格说起来，古今都没有这样的先例。
实际上，高宗要是一意孤行，再次委曲求和，尽管会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但也并非不能做到。当年的和议所遭受到的反对浪潮，也并不比今天逊色，天子彼时能不惜任信奸佞、滥杀大将，此次当然也可以如法效仿，从这一点上讲，他似乎没有理由做此无谓之举。有一种说法是陈康伯对皇上施加了压力，但这显然不符合情理，康伯是个正直之士，他不可能做出这种有悖于臣下之道的事情。眼下的情形也不同于靖康之时，高宗的声望虽然由于不惮屈己而有相当程度的下降，可与当年的徽宗仍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康伯即使有心逼宫，也不会为天子所答应。
最后的解释仍要归结到高宗的懦弱本性上来。所有的天子都没有丝毫的逻辑性可言，高宗也不例外。他内心的害怕恐惧情结已经根深蒂固，任何外力都无法左右，这使他完全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和思考能力。败时可以和，但胜时如何呢？我们的天子显然也是黔驴技穷，所以内禅完全是出自于他的本意，他也只有这条路可走。高宗的禅让诏出自洪迈的哥哥洪遵的手笔，但有一句话也真实反映出天子的心态，即所谓“思欲释去重负以介寿臧”。他已经安居帝位三十有六年，与其忧勤万机，宵旰靡怠，倒也无宁雍容释负，退养康宁。六月十一日内禅典礼结束后，已成为太上皇的高宗随即驾往德寿宫，从此平安地度过了二十六年，以八十一岁的高龄走完了他并不轻松的人生旅程。
高宗惟一的儿子早夭，因为扬州兵败时染上痼疾，从此再无生育。即位的皇子赵玮是秀王赵子偁的儿子，算起来是太祖的七世孙，受册太子时更名为眘，后来的庙号为“孝宗”。翌年，孝宗改元“隆兴”。孝宗是个主战派，即位伊始，就重用了张浚，同时追复岳飞父子官爵，正式予以平反。朝野气象，为之焕然一新。
高宗内禅只是采石之捷深远影响的一个方面而已，这场抗战胜利对帝国产生的最大后果是孝宗主持下的朝廷发动了一次北伐。很显然，这次乐观情绪下的主动出击同完颜亮的南侵一样，都是不合时宜之举。南渡朝廷是否具备足够的实力彻底降服金敌并不是主要问题，重要的是朝野上下究竟有没有形成高度统一的思想意识。不幸的是，帝国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许多事情表明帝国内部的主和倾向已经蠢蠢欲动，只不过暂时蓄而未发罢了。孝宗以新君的锐气一贾其勇固然值得嘉许，然而恢复大业并不是单靠一腔热情就能实现的。而金国虽然内乱频仍，但底气尚在，金世宗能够迅速抚定局面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以帝国久弛的武备遽而北上劳师远征，能够速战速决尚还有取胜的希望，如果一旦受挫，立即就会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年轻的嗣君是否有这个思想准备？
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初张浚出任北伐统帅，四月，李显忠、邵宏渊取得宿州大捷，成为近十年最为辉煌的光复胜利。然而时隔不久，由于李、邵不和，未能协同作战，导致宋军在符离的大败。此次失利在军事上并不算什么严重的挫折，然而它在政治上的意义却非同小可，这使朝廷妥协的潮流又开始抬头，并进而影响到即位不久的天子。果然，一贯主张议和的汤思退又重新入为宰相，在他的一力干扰下，先是张浚被迫去职，接着主战派遭到清洗，最后两淮宋军在金军的袭击下全线溃败。宋师尚还未渡过淮河，就宣告了北伐的破产。
想望中兴的孝宗仍旧未能避免高宗的命运，最终还是不得已与金人求和。尽管这一次的和约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