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那你也带我去。
他笑了笑，看看我，又看看其他人飞鸟归巢一样，纷纷跟着别的人家飞走，寻找各自在2队的老窝去了，只剩下他、我和我的妻子。刚才喧嚣的场面，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正午的阳光，热辣辣的，很执著地只照着我3个人。风中扑满植物的叶子、灶台里柴火以及泥土和牛马鸡鸭粪便散发出来的混合气息，这时候，好像藏了好久才从喧嚣中脱身而出，让我嗅到。这才是2队的味道，原来我在2队的时候，就是弥漫着这样的味道。
祝英建比我上次见到他的时候老了许多，白头发很多，皱纹也爬上了鬓角和眉梢。1982年，我回2队，要离开的2队的时候，他领着他的儿子使劲地跑，一直跑到大道上，气喘吁吁地追上了我，见到我，非让他的儿子给我鞠一躬。那时候，他的儿子不大，也就几岁的样子。他儿子的那满90度的一躬，让我惊奇，让我感动，也让我难忘。
祝英建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其实，也谈不上什么恩。我们刚到2队的时候，他和赵温那三个“反革命”一起，都在挨批斗，同样17斤半的拖拉机链轨板三块，一样挂在他的脖子上，那时，他也就十七八岁，比我还要小好几岁。他是从山东来北大荒支边的青年中最小的一个，调皮，一肚子坏水，经常搞一些并不高明的恶作剧，主要的罪过是一次他给地里送饭，他愣是往一桶菜汤里尿了一泡尿。一下被打成了“坏分子”，和赵温他们一锅烩了。我们都挺同情他的，这泡尿固然可恨，但没有人认为这泡尿的罪过就得一定非要挂三块链轨板来批斗，自然就为他鸣不平。那时候，我们就是那样的年轻气盛，自以为是，包打天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的心里明镜一般清楚，等落实政策以后，他对我们知青一直很好，常常和我们套近乎，总希望能为我们做点什么事情才好。比如，我们夜里要是到地里干活了，或者跟着马车外出得很晚才能够回来，一般都是他自己或是他和打更的小雷一起，在马号里、场院里点亮一盏马灯，或者在地头烧起一堆篝火，等着我们回来。我们都明白他的心意，彼此心照不宣，这样的事情过去了许久，还能够记得很清楚。
这就是猪号了！祝英建指着前面的一排房子对我说。
我认不出来了。2队民居的房子已经蔓延到了这里，我在的时候，这里是很偏僻的。眼前，几间砖房前，是一人多高厚厚的木板搭起的围栏，横七竖八的，不那么规整。大概是风吹的缘故，有的木板前被顶上了大木头柱子，才勉强地使那围栏虽然东倒西歪还不至于倒塌。房子是比原来的好多了，但周围的凌乱，远不如原来猪号那样的干净整齐，而且具有规模。也许，只是我自己的想像，在想像中，什么东西都在无形地变了样子，涂抹上今天的色彩了。
祝英建指着最西边的那间房子对我说：现在这是我的家，原来的饲养棚。
原来的那口井呢？那时，我们都要从那口井挑水喂猪也喂人。
早都填死了。
然后，他指着他家旁边的那间房子说：你原来住的地方，就在这个位置。
是的，就在这里。我就是在这里住了整整一冬一春。那些个风雪交加的夜晚，那些个春花烂漫的夜晚，都是在这里发生的、度过的。我很想走进那家人家里去看看，可惜，主人不在家，门锁着。
许多眼前的事情，忘得很快、很干净，许多遥远的事情，却记得很牢，就这样不请自到。猪号，是我的一个伤疤，现在看来，那伤疤也许并不算什么，但当时对于我却意味着伤口很深，你以为后来它愈合了，其实那不过是结痂而已，只要稍稍一碰它，还会如葡萄一样无可救药地流出汁水来。猪号，就这样成了我的一个越系越紧的结。
那些个大雪封门的夜晚，我无处可去，只好闷在猪号里，随着雪飘来风打来，寂寞无着地一天天数着日子过。为了打发无所事事的光阴，特别是对付常常夜晚睡不着觉时袭来的心灰意冷和不期而至的暴风雪扑窗的嚎叫，我找了一本学生做作业的横格本，拿起了笔，买了一瓶鸵鸟牌墨水，开始写东西。我最初的写作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可敬的叶至善先生
我一直认为，爱情和写作是那个时代我们这些处于压力和压抑中的知青的两种最好的解脱方式。在没有爱情的时候，我选择了写作。收完工，把猪都赶回圈，将明天要喂猪的饲料满满地烀在一口硕大无比的大铁锅里，我和小尹也喂饱自己的肚子，我就开始拿出我的那个横格本写作了。每天开始写的时候，小尹都帮我把马灯的捻儿拧大，然后跑到外面的饲养棚里，往烀猪食的灶火里塞进几块南瓜。当他把烤好的南瓜香喷喷地递到我面前时，往往是我写得最来情绪的时候。那真是一段神仙过的日子，让我自欺欺人地暂时忘却了一切烦恼，几乎与世隔绝，只沉浸在写作的虚构和虚妄之中。
我把那个横格本写满，密密麻麻地写了整整10篇散文和小说。放下笔，合上本子，写作时候的那种快乐和由此漫漶的虚妄，忽然一下子消失了。因为那时所有的文学刊物都已经被停办，所有报纸上也没有了副刊，我有一种拔剑四顾茫然一片的感觉，找不到对手，找不到知音，我写的这些东西也找不到婆家。它们的作者是我，惟一的读者也只是我。我不知道自己写的这些东西的价值，它们是不是我想像中的文学，还值不值得再继续写下去。如果这时候能有一个人为我指点一下，那该多好。但是，那时，我能找谁呢？我身边除了小尹和这群“猪八戒”，连再见一个人的机会都没有，离农场场部穿小路最近也要走18里地。窗外总是飘飞着大雪，路上总是风雪茫茫。
一个熟悉的老人，这时候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他就是叶圣陶老先生。其实，我和叶老先生只有一面之缘，我能找他麻烦他老人家吗？我读初三的时候，因为一篇作文参加北京市作文比赛获得了一等奖，叶老先生曾经亲自批改过这篇作文，并约请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到他家做客。只是见过这样一次面，好意思打搅他老人家吗？况且，又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老人家是在被打倒之列，这不是给人家乱上添乱吗？
但是，我不死心。最后，我从那10篇文章中挑选了其中的第一篇《照相》，寄给了叶圣陶老先生的长子叶至善先生。当然，这更有些冒昧。因为我只是在初三那年拜访叶圣陶老先生的时候见过叶至善先生一面，他只是在我进门的时候和我打了一个招呼，送我走进叶圣陶老先生的房间而已，甚至我们都没有说过什么话。但我知道他那时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是一位自1945年就开始在开明书店工作的经验丰富的老编辑，也是一位有名的作家，他和叶至诚、叶至美三兄妹合写过《三叶集》一书，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看过他写的科幻小说《失踪的哥哥》。于是，我跑了18里地，把信和稿子寄了出去。我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还记得8年前曾经到他家去过的一个普通的中学生？
没有想到，我竟然很快就接到了叶至善先生的回信。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情景，我们的信件都是邮递员从场部的邮局送到队部，我们再到队部去取。那天黄昏，是小尹从队部拿回来的信。他老远就叫我的名字，说有我的信。到那时我也没想到会是叶先生的回信。接过信封，看见的是陌生的字体，但下面一行却是熟的发信人的地址：东四八条71号。我激动得半天没顾得上拆信。我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只是一个倒霉的插队知青，天远地远的，又在那么荒凉的北大荒，叶先生竟然这么快就给我回信了。许多不可能的事情，往往就这样发生了。
说来也巧，那时，叶至善先生刚刚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暂时赋闲在家，正好看到了我寄给他的文章。他在信中说他和叶圣陶老先生都还记得我，他对我能够坚持写作给了很多鼓励，同时，他说如果我有新写的东西，再寄给他看看。我便立刻马不停蹄地把10篇文章中剩余的篇章陆续寄给了他。他一点不嫌麻烦，看得非常仔细、非常认真，以他多年当编辑的经验和功夫，对我先后寄给他的每一篇文章，从构思、结构，到语言乃至标点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我修改后再把文章寄给他，他再做修改寄给我。稿件和信件的往返，让那个冬天变得温暖起来，我的写作也来了情绪。收工之后点亮马灯接着写，写好之后给他寄去，然后等待回音，这成了那些日子最大的乐趣和动力。他从来没有怪罪我的得寸进尺，相反每次接到我寄去的东西，都非常高兴，好像他并没有把我对他的麻烦当成麻烦，相反和我一样充满乐趣。
每次他把稿子密密麻麻地修改后寄给我，总会在信中说上这样的一句话：“用我们当编辑的行话来说，基本可以‘定稿’了。”这话让我增加了自信，也让我看得出他和我一样的高兴。
那些珍贵的信
让我最难忘的一次，是接到他一封厚厚的信。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接到他这样厚的信。我拆开来一看，原来是他将我的一篇文章从头到尾大卸八块地修改了一遍，还怕我看不清楚，亲自替我重新抄写了一遍寄给我。望着他那整齐的蓝墨水笔迹，我确实非常感动。在我的写作生涯中，可以说我接受了叶圣陶和叶至善父子两代人如此细致入微的帮助，他们都是做了这样大量的工作，给予我如此看得见摸得着的指点。可以说是他们手把手地引领我步入了文学的领地。他们让我感受到了那个时代难得的无私和真诚，那种对文学和年轻人由衷的期待和鼓励。他们那一辈人宽厚的心地和高尚与高洁的品质，是我们这一代人永远难以企及的。
当初叶至善先生写给我的那些珍贵的信，其中一封是这样写的——
复兴同志：
寄来的四篇稿子，都看过了。
《歌》改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