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警告知县不得干扰。县丞是知县的第一副手，县尉有管理治 安的责任，由他们来主审案件，应说是顺理成章的。此外，主管簿书、赋税等务的主簿，也 可以主 审案件，但一般多限于民事诉讼。《樵书》上记有一则主簿断狱事，十分出名，谓南宋宁宗 时，华元龙在湘阴县任主簿。有万俟NB055子孙与岳氏争田，久而不决，案子转到主簿 廨审理， 华主簿立即判决道：“岳武穆一代忠臣，万俟NB055助（秦）桧逆贼，虽籍 其家，不足以谢天下 ，安敢与岳氏争田？田归岳氏。”当然，佐NB032审案，全带有主管委托或上级指派性质 ，倘若 他们单独受理讼词，而不经过县衙刑房、招房等机构并由正堂老爷的签押房转来，那就是违 制了。
兴学旌表行礼教（1）
《论语·阳货》里，记有这样一则故事：春秋时，孔子的学生子游在武城当县宰。有一天， 孔子带着另外几个学生去看他，才进武城，到处都能听到弦歌之声，原来子游这位父母官上 任后，花大力气抓了礼乐教育，所以老百姓都能作弦歌了。孔夫子莞尔笑曰：“割鸡焉用 牛刀？”意思是治理这么一块小地方，哪用此大道啊？子游马上反驳老师：“我听老师说过，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听使唤。”孔夫子一听，大为高兴，转过身来对另几个学生 说：“你们几个都听清楚了，他讲得很对！我刚才的话，只是开玩笑罢了。”
据作者所见，这大约是最早的关于礼教治县的记录了。及西汉武帝之后，独尊儒术，这 个传统得到了继承与光大，也成为州县衙门的主要职责之一。具体的内容呢？最最表面的文 章 ，是祭孔；比较实在一点的，就是兴学。朱元璋说学校是风化之原，应该承认他讲得有道理 。明代戏曲家汤显祖曾在广东徐闻县做过典史，职掌是协助知县分管治安风化这些事。当地 人俗好勇斗轻生，不知礼义，有违治安的事当然不会少。于是这位《牡丹亭》的作者就从根 治上着手，在县城西门塘畔办了一所“贵生书院”，共有12间教室，并亲自去书院讲课。据 《徐闻县志》记载，汤典史讲课时，“户屦常满，廨舍不容”，看起来是抓出点成效了。
按制度，州县官学都有教授、教谕一类学官负 责，但州县正官也有时时关心的职责，科举出身的 老爷们，应该常去学校里和秀才们讨论经书。此 外，定期出题目考试学生，也是州县正堂的日常工 作，那些花钱买官做的老爷们，就把这些事委托给 师爷们代劳。明清时代的科举规矩，分县试、府试、院试、乡试、 会试和殿试好几个等级，县试由知县任主考官和阅 卷官，换句话讲，天下秀才，都从州县老爷那枝笔 下讨出身。《妙香室丛话》里记有一件趣事，说是某 知县因公事离署，由县主簿代理正堂，这个主簿本 来是刑房仵作，后来补吏，再由吏道得官，熬资格 熬到了主簿，说起策论诗赋这些东西来，那是一窍 不通的。偏偏县试的日期到了，既然是代理知县， 那也只好赶鸭子上架了，好在还有幕僚们相帮，拟 了一道八股文的题目，叫《何伤哉》。报考的童生 中，有个“代书”（即衙门指定替人书写状纸者），破 题时犯了“三句话不离本行”的老毛病，写道“伤痕 难辨，于所受者审其是焉”。那主簿还要装模作样 看试卷，别的都看不懂，惟有这一份最对他胃口， 亲笔批道：“此文周身细看，浅深部位，一丝不走， 只结尾处尚少‘余无别故’四字。”他还以为这则《何 伤哉》是在考验尸知识呢，惹得师爷们传为笑谈。反过来，也有果真爱才如命而闹出笑话的 ，《南亭笔记》载李紫NB056当元和知县时，很注重对人才的拔擢。某年省署学政举办 考 试，有个童生冒籍（即冒充本地籍贯）去考，被人检举出来。李紫NB056很 赏识这冒籍者，亲自 去学政那儿替他说情，学政嫌其多事，置诸不理。李大人气哼哼退出来，正遇上那个自己 没水平、又爱嫉妒别人的检举者，顿时火冒三丈，冲上去动手就揍。县太爷和劣廪生打架， 岂不让人笑掉大牙？马上便有那些二爷三小子们一起上前，硬把他推进轿子抬走了。
推行礼教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旌表节妇义士、孝子贤孙等。地方上出了割股疗亲的孝子 、奉祖弥谨的贤孙、守寡抚孤的节妇、为民除害的义士，州县官员都应及时向上级申报，事 迹特殊的，还要一直申报到朝廷。奖励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或者是县官亲自上门慰问，或 者是请到州县衙门里赴宴，再用旗帜鼓乐送回家里，或者是为其在闾里前立一座牌坊，诸如 懿孝坊、寿母坊、贞节坛等。够上旌表的人户，有减赋免役等优惠待遇；立过牌坊后，还可 泽及宗亲族人。不少悲剧又缘此发生，比如族内出了个青年守寡的妇女，族里人为争取弄到 一座贞节牌坊，就用尽手段不许她改嫁。至如割股疗夫、取肝救母之类愚蠢的事儿，更是难 以统计。明朝洪武年间，日照县有个叫江伯儿的人，因母亲生病，割胁入药，服之不愈，又 祷于神，许愿说如能使母亲病愈，愿杀子以祀。后来母亲病好了，他果真把一个已有三岁的 儿子杀了祀神。这算是“孝”行呢，还算是恶行？州县衙门吃不准，省署也吃不准，一直上 报到中央，明太祖朱元璋闻之大怒，道是“父子天伦，百姓无知，乃杀其子，灭绝伦理！” 下旨将江伯儿逮起来，打一百杖，发配海南。从此，又有了割股疗亲不许旌表的新规定 （ 《典故纪闻》卷5）。一部二十五史，“孝义传”、“烈女传”等不绝于书，这都是历 代州县衙门用“ 牛刀割鸡”的成果。
兴学旌表行礼教（2）
州县衙门要抓“好人好事”表彰推广，也要抓“坏人坏事”树反面典型，“或身居子职，有 阙侍养；或父母在堂，则蓄私财；或犯分陵忽，不顾长幼之伦；或因利分争，遽兴骨肉之讼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这些事都要责以大义，教育开导，令其悔过自 新；教之不改 的话，就要张榜公布，让你恶名远扬。明清时，还有个“申明亭”、“旌善亭”制度，府、 州、县及乡里，皆立二亭，使大家受教育。此外，向老百 姓宣传皇帝的“圣谕”和“大诰”等，也是州县衙门的任务，有关情形已在本书第一章里介 绍过，不再泼墨。
胡子眉毛一把抓（1）
武松打虎的故事，在中国可说是家喻户晓，不过景阳冈山神庙门上那一张阳谷县衙门的 榜文，却不太为人注意，或者是注意到了，亦不曾因此发生联想。这张盖有衙门印信的告示 ，规定“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巳、午、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冈；其余时分及单身客人， 不许过冈，恐被伤害性命”。连走山路的时间和形式，州县衙门也得管起来，这才体现出“ 父母官”的“亲民”特色，也是中国古代政府的一贯特色。——至少从形式上讲，社会上任 何 类型的阶层、任何性质的事物，全得兜起来，管着点，这无所不管的原始职责哩，就归州县 衙门掌握。市场要管。集市商肆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和生产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但集市办在什么 地方，商肆店铺该怎样开设，这都得由州县衙门来解决。开店要向衙门提出申请，要有担保 ，衙门审核后发给凭证，这才允许开张。集市的地点和日期，亦都由衙门指定。《汉书·尹 赏传》有一句“杂举长安轻薄少年、恶子、无市籍商贩作务”，最后数字，就是指没有取得 衙门发给开业执照及指定地点经营的商贩匠作。可见这些制度在西汉时就已经很完备了。然 后，对斛、斗、秤、尺等度量衡器，都要定时检验；又有设“公平秤”的，如明代时六合县 ，“各市贸易之所，其斛斗秤尺，大小不一，民缘为奸。嘉靖三十年，知县董邦政立于准， 悬于市肆，谕 贸易之人，有大小低昂，听其较量”（《嘉靖六合县志》卷1）。物价平抑也由 衙门主管，这 涉及到市场秩序是否稳定，生意贸易是否正常，也就关系到政府的统治是否巩固。《春渚纪 闻》载北宋后期，宗泽在开封府坐衙时，“物价腾贵，至有十倍于前者”。他叫衙门里的厨 师去市场买来面粉，照着市场上出售的笼饼也蒸一笼，然后估价，一枚值六钱，再看市价， 一枚要卖二十钱。于是把饼坊里的人叫来责问，那人说“自都城经乱以来，米麦起落，初无 定价，因袭至此，某不能违众独减，使贱市也”。宗泽拿出衙厨里做的饼来说，“此饼会计 面工之费，枚止六钱。若市八钱，则有二钱之息，今将出令止作八钱，敢增价者斩。”这 张告示一贴出去，饼价全降到八钱一枚，也没人敢闭肆罢市。以后，“其他物价并减”。治安要管。治安的涵义，大莫过于防盗防火。就防盗言，除驻军外，历来州县及各乡都 有警铺、巡铺一类设置，巡夜敲锣击梆是一种轮流承担的劳役，一处有警，众铺响应。清代道光举人段光清，以“大挑”分发到浙 江当候补知县。据其在《镜湖自撰年谱》中自述，他在杭州见习期间，也要参加夜间巡逻， “每夜自提灯笼，不用马椅刑杖，步行街道，常及五更”。防火 制度也多依附在防盗设施上，如明代时宛平县“城内各坊，随居民多少，分为若干铺，每铺 立铺头火夫三五人，而统之以总甲；城外各村，随地方远近，分为若干保甲，每保设牌甲若 干人。凡地方有人命、倒卧、盗贼、火烛，必报，风雨寒暑不敢后，而又有守宿、灯烛之费 ”（《宛署杂记》）。《老残游记》里写到老残在齐河县住旅店，半夜起火， 众人皆“知道县 官必来看火”。果然，正慌乱间，知县大老爷就坐着轿子赶来了。
《坦园日记》里，还记有乡人建醮，知县亲自带人弹压的事。建醮即打醮，是一种民俗活动 。因为参与者众，看热闹的更多，容易出事，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