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山途中，一会雪片飞舞，一会天气清爽。可我的心情，却再也晴亮不起来了。
天将黄昏，我们来到了军马场场部松树塘。当车队停在了军马场场部的主要街道上的一刻，一缕晚霞投射在对面的山梁，映照着南北两道天山之中的草原。
天气寒冷，可我的心情更冷。这哪里是我们的松树塘呀，如果这就是那个寄存着我们青春理想的松树塘，我该到什么地方去寻找那个年方21岁的年轻人呢。
这一晚上，是此行住宿条件最简陋的一次。4个人住在一个生着炉火的房间里，没有卫生设备，我敲开一家小卖部买了几副手电，一个房间放了一副，以备晚上上厕所。
半夜，我一个人在场部静悄悄的街道上漫步。原来这里“马比人还多”，可是今天已经看不到这一景象了。我不敢相信，这沉沉睡去的地方就是当年的军马场。我想到我的“对班”老裴，这次不能去看望他了，1996年，我专门到十连看望过他与另一个老牧工杨富年，这杨富年手巧得难以想象，我在马群使用的马鞭、马肚带，以致套马绳等等，都是他替我编的。结实美观，可以当作工艺品。
青幽幽的天山就在我的背后，沉寂的巴里坤草原展现在我面前。东方，是喀尔里克雪峰，是黑戈壁；西方，是我们明天的住宿地——巴里坤县城。而我，则消融在夜幕之中。我遥望西方，黑黢黢的鸣沙山似乎有什么话要倾吐，可从来没有人跟得上他的“语速”，尽管他说的是几千年不变的话题。
……后半夜，已经有考察团成员出来散步了。看来都没有休息好。
10月5日，上午到鸣沙山。
大家纷纷爬上沙山顶上。从酒泉同行的年轻人殷商无师自通，享受滑沙的乐趣，他的潇洒身姿引来一片叫好声。
我独自进入为沙山环抱的梭梭树林。我在树林中冥想。
关于鸣沙山，关于唐朝的女将樊梨花，关于“沙埋四十八座连营”的传说，关于滋养了这片原始梭梭林的地脉之泉，我已经在自己的文章中讲过许多。这确实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确实是文化积存丰厚的沃壤。
梭梭树浓密低矮，树林里面光线暗淡。一只刚刚在此作巢的猫头鹰受到惊扰，扑碌碌地低飞而去，整个林地静得如同在睡梦之中。突然，林地幽深处出现了一个一身黑衣的大汉，又幻化成活着的狮身人面兽，他的面前放着一组刑具……我在枯木横斜的空地上绊了一下，长长出了一口气。什么黑大汉，什么刑具，那不过是幻觉。可是，“他”将要拷问我什么问题呢？
我突然想起寻找“秃尾巴”途中，在马圈过的那一夜。
……视北京已经如同异乡的北京籍老兽医，吟唱起当地流行已久的歌谣：
说话的猛兽
奔走的石头
歌唱的沙丘
凝固的河流
“歌唱的沙丘”是松树塘鸣沙山；“凝固的河流”是喀尔里克雪峰。哦，可是，“说话的猛兽”与“奔走的石头”呢？
此刻我突然明白了。“说话的猛兽”“飞奔的石头”，那说的是在黑戈壁出没的土匪，以及黑戈壁常年不息的狂风。这实际是丝绸古道的经行者，走出绝境，告别单调死寂的黑戈壁，来到地貌丰富、植被青葱的东天山之麓，对过去的告别辞，对前途的憧憬呓语。
“说话的猛兽”没有阻断古道的交通，没有人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奔走的石头”成了固定的观众，成了一出出谢幕仪式的观礼人；“歌唱的沙丘”已经声音喑哑；“凝固的河流”正融化成灌顶醍醐。
哦，连接河西走廊与新疆的古道，多少人在其上消磨了数不尽的时光，多少人在其上寄予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强盗也罢，英雄也好，用战争得不到的，通过涂抹历史记载同样也不会传之久远。
鸣沙山的西方。就是伊吾县县城。在以后，我一定要重返那个被遗忘的山城。以前我曾在伊吾县招待所住过一夜。昨天上午在哈密时，当年的知青告诉我，不久之前我的一个共过患难的朋友从深圳回马场，他专门去了伊吾县城。伊吾吸引我们的都是“伊吾四十天”。“伊吾四十天”是“黑戈壁连续剧”的终曲，是“大结局”。
中午，军马场的领导招待午餐。餐后，我们借会议室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座谈。匆匆参观了马场的养鹿场，动身前往巴里坤。
到巴里坤很顺利。巴里坤是哈萨克自治县。从巴里坤湖湖畔回到县招待所，已经快晚上了。在县招待所晚餐。在巴里坤县城，已经可以提前说这次“不能遗忘的丝绸之路”探险考察圆满成功了。
身在巴里坤再回顾历史往事，就会发现，你已经远离开黑戈壁与黑喇嘛，但黑喇嘛的三个“替身”：“尕司令”马仲英，“哈密虎”尧乐博斯，“巴图鲁”乌斯满，则从历史往事的字里行间凸现出来。可以说，没有黑喇嘛，就不会有他们三个人；没有他们三个人，20世纪前期东天山的历史必将重写。
《黑戈壁》八（3）
10月6日，一大早，我们就要动身前往乌鲁木齐。
我不想与巴里坤告别，但告别是为了再来。班超的巴里坤湖—蒲类海吸引着我，岳公台、为铁链子锁住的东天山树王、大河乡古城、三塘湖的老爷庙（关帝庙）、天山雪峰之下的神秘草药灵境、如同“电线杆子一样”延伸的烽火台、清点存在与不存在的庙宇、探访真正的古民居、跨越色必口的“石门”、到南山与冬眠的熊作邻居……没有一件是可以等待的。没有一件不在我的等待中。
在这个被冷落在天山北麓的小县，使人感到宾至如归的，是那种家园意识。当年我曾亲自去巴里坤景色最美、动植物物种最丰富的黑沟、冰沟，分别探访过那两通不大为人所知的近代碑文。
两通碑都是民国七年（1918）所立，立碑人是当时的巴里坤镇副将多凌。
其中的一通碑文是：
蒲海瑶岛，山高水长。西河松景，泉源保障。鹿乃仁兽，不可残伤。
另一通则是
水泉山景，禁止打牲。
那时已经是民国初年。就在这一年，外蒙古已无法立足的丹毕加参—黑喇嘛，向新疆驻政者杨增新提出，要求来巴里坤避难，遭到断然拒绝。清代雍正年间就驻防在巴里坤的那支满洲八旗禁旅，失去了“特权”，也失去了依持。打猎，是他们惟一可干的事。但驻防军的副将却专门出具告示，要人们保护环境，不要将沧桑之变带来的失落，报复到自然身上。因为碑刻是民国的，这在“遍地”汉碑的巴里坤不算什么古迹。可这大约是中国西部仅见的特意为了保护环境而立的碑铭。提到巴里坤，从记忆深处马上浮现的就是这个失去宗主，但留恋家园的副将多凌。
有一天，人们会为这个有远见的、热爱家乡一草一木的副将（镇协）多凌的义举，建一个丰碑。
离开巴里坤，我们沿着当年通往奇台，再由奇台转赴阿尔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的古道前行。在路上，当一处处残破的烽燧从身边掠过时，当无边无沿的空旷山野引来睡意时，我领悟到当年黑喇嘛为什么将他在中国境内的避难地首选在巴里坤北部的戈壁。
实际上与安身黑戈壁一样，着眼点都是为了在外蒙古与新疆之间打破旧有的平衡，建立他自己的新平衡。
《黑戈壁》九（1）
1931年7月上旬。天气酷热。一支西行的军队穿越黑戈壁南缘，前往新疆。
这支部队看似丐帮巡行，衣衫褴褛，可士气高涨。他们声嘶力竭地高唱“军歌”：
马步芳
操你娘
撵得老子上新疆
白腊木杆子换钢枪
整个队伍号称有三个纵队，可全部加在一起（连同随队的百姓妇孺）不过500人，其中除数十支杂牌儿枪械，大部分士兵手持大刀长矛甚至棍棒。部队如同“破釜沉舟”的“过河卒”，每个人身上的全部给养只有数斤炒面。没有后勤，没有后方。戈壁白天酷热，晚上太阳一落山就寒气逼人。士兵们每人只有一身单衣。这样的景观，想必安西到哈密的沿途百姓已经见怪不怪。几年前，黑喇嘛的“大军”就是这个样子。可，黑喇嘛是马鬃山的“土匪”，眼下行军的则是“尕司令”马仲英统帅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36师”的全部精锐。只有白马金鞍的马仲英本人，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一开始，对马仲英进疆没人当真。连最敬业的谍报员，也没及时将这个消息秘报给新疆省府。但，星星峡打了第一仗之后，就没人敢不当真了。
在丝路古驿大石头，马仲英自出发以来第一次检点了自己的部下。
没有“自然减员”，没有趁机脱逃，仍然死死追随他的，还剩下200余人。他封锁了山谷，下令杀了马、骆驼，美餐一顿。然后在大石头留下老弱妇孺33人。其他部下，无一例外，轻装在半夜出发，袭击甘肃、新疆交界的要塞星星峡。部队出发后，大雨滂沱。第二天中午，马仲英亲自带队得胜归来。在黎明时分，他们一举端了星星峡的新疆驻军的营房。如果没有这个胜仗，马仲英已经是进退失踞了。
攻占星星峡后，马仲英下令，兵分两路，倾巢前往哈密。他打仗从不留后路，这次他根本就不想再回酒泉的事，在大石头、星星峡，全没有留下一个人作防卫接应。在军马场期间，我曾听人们这样形容马步芳打仗：如同老鼠×猫。可正因为如此，他总能以小搏大，总是胜多负少。事实上，他也实在输不起。
除了黑喇嘛丹毕加参，与黑戈壁有关的另外三个人，都深刻影响了新疆现代史近程。他们都曾在黑戈壁进出，他们都是另类的历史人物。其中第一人就是马仲英。
马仲英，原名马步英。甘肃临夏人。回族。出生在1911年。与马步芳、马步青是堂兄弟。早年在青海军事学校学习，十几岁带兵，1928年率所部在西宁起事，年仅17岁。与马步芳有隙，便自改其名为马仲英。此后以酒泉为基地，影响了甘肃、新疆、宁夏、青海等省的政局。蒋介石委任他为陆军新编36师师长，将酒泉指定为他的防区。1931年7月（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