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
根据这两行字，可以判断出这是正面的宣传。甚至我推断，它必然与杨增新颇费唇舌地为之解释的一个说法：丹毕加参为民国接纳，成了甘肃的官员，有密切关系。说不定这就是当年广为散布的、引起杜尔伯特郡王、唐努乌梁海贝子等外蒙古上层人士不安的那个“布告”。它的目的其是提醒丹毕加参的对头们：丹毕加参如今就是那个黑戈壁占山为王的黑喇嘛。是可能出于外蒙古的反间计，也是外蒙古苏赫巴托尔政权放出的试探气球：看看黑喇嘛的背后究竟有没有民国政府。但这毕竟是丹毕加参在黑戈壁占稳脚跟之后惟一的“标准像”，此外，从他逃入中国后，生前就再没有曝过光。
我一次次试图用放大镜一寸一寸地在相片上辨认它的背景与拍摄时代。我的结论是：它就是在马鬃山的碉堡山前拍摄的，他的后面，一远一近就是追随者或既是他自己的帐篷，背景则是马鬃山低矮密集的丘陵。
我特别在意他脚下的地面，在反复搜索后，我认定这个照片是在铭刻着“敦煌天杰”与“巴特尔”等文字的那片平摊拍下的。丹毕加参手持钢枪，稳稳当当地站在遍布青黑色砾石的大地上。这时，要塞可能还没有完工，但他已经在马鬃上占山为王。
我记起，1927年年底斯文·赫定与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路经黑戈壁时，似乎在当地发现过铭志在大地上的“碑铭”。
果然，在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找到了这样的记载：1927年，考察团离开了树叶落尽的额济纳河绿洲，试图穿越黑戈壁，前往“新疆第一城”——哈密。1927年11月28日，路经了一个小小的绿洲，再踏上路途，路边出现一条铭文，每个字有2米见方，是用黑色砾石镶嵌在地面上的，看上去，大字似乎闪闪发光。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团长徐炳昶教授，亲自为赫定将这几个字译成法文（他们一路上就使用法文交流），大意是：“只要我们拧成一股劲，老天就会帮我们的忙。”
徐炳昶教授的《徐旭生西游日记》中，有更准确的记载：
（1927年11月）二十八日，最低气温零下二十度，地面则止二十二度七。……道右山近，不高，路向西南行，似躲避此山。道左有远山，颇多层叠，近山苍郁，远山迷茫。十二点一刻，见道左地上铺黑石作大字，往观，则作扁状，题曰“同心自佑”，上有一“献”字，后题“魁顺永”，大约系一生意字号，下列姓名甚多，内有一“云贵”，大约亦系一人名。……时期为民国十六年八月廿一日。后尚题四句说“此条路径，乏少人行；兰税逼迫，致使重登”。辞甚质俚，为过路商人所为。
一天行程之后，黑戈壁上又见到了新的铭文：
二十九日，醒甚早。最低温度零下十七度。……入谷时，见地下去石作大字，“此地没水，行人注意”。不久路离河身，愈不平，溪谷崭岩，黑石童然。……今日所行，山阴多有积雪，白雪黑石，相映成趣。少息。听说前路旁有字，往观……
穿越黑戈壁（3）
两天行程中，一共在路旁发现了三组铭文。第一组有时间，即1927年8月21日。这是在西北科学考察团路经之前三个月，由路经的商旅制作。但如果这个日期是阴历，那这些字就是在不久之前留下的，想必他们与“魁顺永”商号的驼队，曾在额济纳相逢。
可见，在黑戈壁，在从内蒙古到新疆的古道上，确实早就存在这种利用黑色砾石在平坦大地上镶嵌文字志感的方式。但是……
但是，在碉堡山出现的铭文，肯定与过往商旅无关。它不是在指路，也不是在祈求好运。这是它与其他铭文的不同之处。而然，在看到“敦煌天杰”时，我也不约而同地感觉那些青黑色的大字在闪闪发光。
选择哪个地方建立“碑林”，难道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我零零星星地为关于黑戈壁的新书作着笔记。写着写着，我发觉自己逐渐接近了起点。只是……一次次拿起了“标准像”，我终于明白自己忽略了一个不能忽略的关键人物。
奥勃鲁切夫在《中央亚细亚的荒漠》为黑喇嘛的为了一个“素描”像：
高高的额头、不太突出的颧骨，几乎成直线的两只眼睛，笔直的高鼻梁。
——这简直就是那个黑喇嘛的副手札哈沁贝勒－贡布奥其尔的素描。在一些文献中，曾经有过黑喇嘛并没有被刺杀在马鬃山的说法，另外也有黑喇嘛实际上是有个“替身”的说法流传。
说他有替身，是因为他曾在同时出现在两个不同地点。在此之外，我觉得不能忽略哈士纶《蒙古的人与神》的内容。哈士纶曾说：在他路径黑戈壁时，蒙古根本不相信黑喇嘛被杀了的说法，理由之一是黑喇嘛的坐骑——著名的乌骓马——当时不在马圈之中，外蒙古来的人也没有找到它。在乌鲁木齐结识了从碉堡山最后的灾难中生还的札哈沁贝勒，哈士纶听札哈沁贝勒说：黑喇嘛一死，他就从马厩中牵出那通体乌黑的、神骏的乌骓马，并骑着它才逃出生天。他还没忘记为乌骓马背上黑喇嘛的“招牌”——据说是阿睦尔撒纳生前使用过的银马鞍。可是……可是当时人都知道：这乌骓马除了黑喇嘛自己任谁不服，谁也驾驭不了。那马鞍就更别说了，它几乎是黑喇嘛的“权杖”。
那么……那么下一个问题肯定是：这个“札哈沁贝勒”究竟是谁？
——札哈沁贝勒－贡布奥其尔，就是黑喇嘛的替身！
这样就不能排除：在碉堡山被巴勒丹道尔吉刺死的，其实是札哈沁贝勒－贡布奥其尔，而与哈士纶在乌鲁木齐结识的札哈沁贝勒，正是黑喇嘛本人。
什么所谓自己是被黑喇嘛－丹毕加参施加“催眠术”；什么自己在许多时候其实是在执行别人（黑喇嘛）的意志；什么……这些托词都落到了实处。
丹毕加参刚刚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的监禁地放回内陆亚洲首先为札哈沁部落收留，在札哈沁部落呆得好好的他却想到要来新疆避难。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外蒙古刚刚刺死了死敌黑喇嘛－丹毕加参，就专门派人来碉堡山想重新挖出他的尸体，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外蒙古与苏俄一直保存黑喇嘛的头颅，难道就是为了这个？黑喇嘛死后，他的当与不愿离开无人之区黑戈壁，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在红石山的坑杀降卒，难道就是为了这个？知情人来此以“敦煌天杰”祭奠，难道……也是为了这个？
……此刻，我仿佛又回到了碉堡山，就站在那个黑黢黢的暗道的入口处。
我的不安是从“碑林”起。最终它也在“碑林”结束。
我将2005年3月12日拍摄的像片冲洗出来，并作为重点。“敦煌天杰”与“巴特尔”的存在已经不是问题。问题只是：是谁，在什么背景自下写出的这些铭文。当然，我仍然不知道1997年9月10日，在碉堡山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已经弄清了整个事件的过程。
这次，引起我注意的是一组2005年3月12日新发现的文字。也就是说，那个“鄂博”。我拿着相片反复审视着。上面的“6·20”清楚无误，下面的数字，可以判断是“1992”，因为它不可能是“1892”，更不是“1792”。
1992年，在马鬃山发生了什么呢？那是一个罕见“新闻”的冷落地方。
我突然明白了：
在1992年与1993年，“北大门”——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口岸正式开放。那是甘肃省惟一的对外开放的口岸。在1992年与1993年，这是重大事件。在马鬃山寂静的街道上，这时想必簇拥着来自甘肃，以及内蒙古、新疆等附近省区的人们，还有……来自外蒙古的客人。这是20世纪与外蒙古关系的“最后的辉煌”，必将载入史册。如此说来……
4月2日，一大早，我与娜镇长联系，但一时未能接通。我再打了吕总的电话，通了，但吕总正在从云南返回酒泉。
4月4日，我与在酒泉的李总通了电话，请他设法与马鬃山的娜镇长联系。一天坐立不安，等电话，同时因为找不到突破口而急躁。
晚上9点，娜镇长打来电话，将有关“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口岸的情况作了通报：1992年，第一次开关，是在9月1日－15日；1993年，9月1日－15日最后一次开关。两年间一共开了4次。
我一时愣住了。9月，可鄂博的纪年是“6·20”。我的直觉错了？可我的直觉从未“闪”过我。
穿越黑戈壁（4）
我马上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在9月开关之前，有没有外蒙古来的人在马鬃山哪怕路经过？
回答是：根据镇日志，在1992年6月，蒙古国方面来了一个考察团，在马鬃山镇住了一两个晚上，然后就前往酒泉了，此后又到了新疆的哈密，在哈密作了停留，再由哈密的海关出境了。
1992年，6月，马鬃山镇来了境外的客人，他们在当地住了几天。他们走后，在马鬃山镇附近的碉堡山，就出现了有“1992年6月20日”纪年的、为黑喇嘛安息祈福的鄂博。而马鬃山是寂寞的小小镇子，每个外来的人都是新闻，每个新闻，都会长久为人们回忆、议论。这样巧合的事几乎没有发生过。
难道这真是天意？真是到了应该为黑戈壁，为黑喇嘛－丹毕加参在历史上补记上一笔的时候了？
有了正是的记载，就可以推断，这个鄂博是首次跨过国界的境外的蒙古人专程来马鬃山修建的。而这个鄂博，是“碑林”的第一个“碑石”。
……如同一扇闭得死死的大门，被一个傻里傻气的人，硬是推开了一道缝隙。最初，出力气的人看不清他将面对的全部事实，但他鼓足勇气向前走去，终于为他身后的人留出了观察秘境的通道。
黑喇嘛－丹毕加参，不能简单地以“好人”“坏人”归类；“黑戈壁”，也不单纯是一个空阔的舞台。在黑戈壁的黑喇嘛，对内陆亚洲的历史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留下过深刻印记。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宗教将历史化解为迷信，我们要将迷信还原为历史。”如果可以从此出发，那么我们所做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