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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懒虫。他大概只有呼吸这件事不需要别人代劳，而他呼吸的空气里却还是由别人洒上了香水。他显得毫无生气，毫无“钻研典籍的潜力”。9岁之前，他就发现做“天子”比练书法要有趣得多。他开始参加和他的太监们之间的性实验，并且，自从每个人都拼命地讨他的欢心的那一刻起，他对亲密伙伴的选择（太监或其他方面的）就变得没有止境。
恭亲王不止一次责备同治，因为它的言行举止招致了很多谣言，说他“总是和太监们肆意戏谑”。不幸的是，恭亲王没有权威来强使这个孩子服从他的意志。谁能打“天子”的屁股呢？
1865年4月，一场权力斗争在恭亲王和这个9岁的孩子之间爆发了。
尽管在热河政变期间，恭亲王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打那以后，他作为中国的议政王和首席大臣的地位也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但他的权力基础并不稳固。这部分地是他的缺点所致，也是他性格的一个必然结果。他毕竟是一个宗室王爷，娇生惯养、傲慢自大、急躁、易怒。他仓促草率的政治决定，显示了他根本不关心满汉保守派的一致利益。自从政变以来，恭亲王就一直是朝廷中保守派的抨击目标。他推介西方知识以及加强同外国联系的努力，冒犯了多数老卫道士，尤其是倭仁。早在1864年的秋天，权力联合的3年之后，御史们就向最高统治者上条陈，质疑恭亲王的领导能力。1865年2月，他们又向他发出警告，说他贪得无厌、自鸣得意、傲慢自大、独揽大权和自私自利。作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倭仁是此次战役的后台。
恭亲王个人的生活习惯实在也太骄奢放纵了。他住在一幢富丽堂皇的湖边宫殿里，使自己成了妒羡和闲谈的靶子，每个人都说他生活得很奢侈。作为一个自命不凡的家伙和从前的花花公子，他不可避免地让自己的傲慢自大在日常习惯中表露无遗，哪怕是坐在椅子上也显得态度傲慢。要让他装出低眉顺眼的样子，按照标准的宫廷礼节对两宫皇太后感激涕零，恐怕不是一件容易事情。
作为一个一生下来就被娇生惯养的家伙，恭亲王无法体会到慈禧的那种孤独以及对爱和赞美的渴望。如果他能够多一些理解、少一些傲慢，她就会将他视为终身的同盟者。然而，他们之间的龃龉，却让他们更容易受到朝廷大臣们合谋的攻击。但他并不特别在乎他的傲慢可能带来的后果。两宫皇太后常常被恭亲王所刺痛，这实在太过分了，她们一直很想教训教训他。
1865年4月2日，一纸上谕罢黜了恭亲王包括议政王在内的所有职务。这篇以小皇帝的名义所下发的上谕说：
恭亲王议政之初，尚属勤慎。迨后妄自尊大，诸多狂傲。依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妄陈。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政。凡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正是朕宽大之恩。恭亲王着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以示朕曲为保全之至意。4
这就是同治操练帝王权力的第一课。有了母亲的支持和老师的赞许，他公然向他的叔叔挑战。在一个充斥着野心家的政府里，一个9岁的孩子能起到令人惊讶的杠杆作用（如果他是皇帝的话）。
其他人为了给恭亲王以支持，打算要重整旗鼓，他们当中就有醇亲王奕譞，4月3日他被召来负责引领朝见。醇亲王感觉到这样的处罚就等于公告天下：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可以任意处置宗室亲王。说到底，两宫皇太后不过是用来装装门面的。如果她们的这种做法侥幸得逞，那么其他的亲王（包括他自己）也就不会有安全。醇亲王力劝两宫皇太后召集御前会议重新评议这些指控。第二天，也就是1865年4月4日，会议召开，出席者都得到了恭亲王谨慎的关照。
屈于众人的意志，皇帝再又发布了一份上谕，在上谕中，恭亲王因为非礼而受到斥责，但同时认为他还是朝廷可信赖的一位盟友。恢复了他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之职，但议政王和军机处首领的位置还是没保住。醇亲王和其他人都不满意，奏折迭陈，都是为恭亲王鸣不平。一个月之后，勉勉强强地恢复了他的军机大臣的职位，议政王的名头还是没还给他；这个9岁的小家伙也够顽固的了。危机似乎过去了，对同治皇帝的督导也就交给了醇亲王，他是新的议政王，一个很容易糊弄的家伙。
第二部分 纱帘的背后第33节 黄色薄雾下的生活（3）
同治14岁那年，成了一个在公众中不断滋长的流言蜚语的话题。他总是溜到紫禁城去寻找禁果，结果弄得满城风雨，他去的地方有酒馆、戏院、满汉聚居区的妓院。在这些性冒险方面，他的行为如此荒唐而轻率，就连倭仁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糟糕的局面的确是事实。他警告同治，最近紫禁城的一场大火，就是上天震怒的征兆，小皇帝应该警醒自励，改过自新。倭仁的警告被当成了耳边风，当两年之后他死去的时候，小皇帝的堕落行为很快就一发而不可收了。就这样，倭仁塑造圣君的实验悲惨地失败了。慈禧看到这位头号大儒在培养她的儿子方面也无功而返，接下来该怎样做，她也就更加没了主意。小皇帝的行为，她也并非不知情，只是她到底不愿意因为站在恭亲王一边，为反对这些荒唐行为而损害自己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她荒谬地相信：同治只不过是正在经历一个反叛的青春期。不管怎么说，她是他的母亲，即使他是个孬种。
在同治皇帝的许多冒险经历中，都有他的堂弟载澄陪同。载澄是恭亲王的儿子，比同治小两岁，但他能够自由地任意来去，只要他能避免惹恼他的父亲。12岁的时候，他就对北京城的男女妓院了如指掌。后来，载澄因为怂恿同治的不良行为而受到责备，但他们似乎又有了别的法子来满足这样的爱好。
正是喜欢挑剔而又聪明绝顶的罗伯特·赫德，记录了关于同治皇帝混乱性生活的令人惊异的详细材料。“看来，他的生活极其放荡。” 赫德在他的日记里沮丧地写道，“女人，小姑娘，男人和孩子——竭其所能地放纵自己，一个接一个。他从苏州弄来了60个男孩：（地方官）收到一纸（密诏），并请示总督该怎么办。总督并没给他任何建议——莫不是他没注意到这个？想想此事，真是太糟糕了；60个孩子被送到北京，他们全都被阉割了。并且，或许正是从他们身上，同治才染上了可怕的疾病。”一位西方医生向赫德透露：同治从不到15岁的时候起，就一直在治梅毒。
五花八门的西方和中国的材料都声称：同治的父亲、咸丰皇帝也同样沉湎于同性恋。其实，早在满清立国之前，双性恋就是北京生活的一个事实。在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人们给了同性恋一个委婉的说法，叫“断袖”。有一位皇帝要起床参加朝见，而又不想弄醒和他同睡的一位佞臣（他当时正躺在他的龙袍上），便割断了龙袍的袖子5。据人们推测，另有一个皇帝同时宠幸一位妃子和他的兄弟（他是个太监）。此事至宋代（960…1279）渐成风尚。明代以后，许多显赫的学者和诗人都会留一些娈童在身边帮他们照看书籍。至满清，这种风尚也同样很流行。
一本1852年问世的中国小说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北京风情画，那一年同治刚刚出生。据小说里的描述，除了男女妓院之外，文人墨客们还在他们自家的花园里和那些来自戏院的化妆男友们一起嬉戏玩乐。传统上，京剧戏院，同时还是那些在不登台的时候卖身的易装癖者的老巢，许多人之所以在台上成功，是因为他们在台下有人捧场。虽然他们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很有名，但普通百姓却往往瞧不起他们，尤其是那些扮演附属的性角色的人，人们轻蔑地称他们为“兔子”。
女性娼妓（尤其是那些陪侍上层客人的）举办的所谓“花筵”，参加的客人将带上他们的临时伴侣（男女皆可）。官员们带着有“玉女”之名的小姑娘，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处女才配得上这一称号，并且认为能让男人体验到最佳风味的玉女，年龄应该在10岁或11岁，或者更小，这些女孩通常是从他们的父母那儿买来的，买处女的贞操就像买一瓶上等葡萄酒。
濮兰德和巴克斯写于1910年的慈禧传记，声称有一本某位总管太监的秘密日记，其中透露了关于同治越轨行为的如下细节：“年轻的皇帝常常在一个太监的陪同下拜访前门附近的一些戏园子和妓院……成了京城里街谈巷议的话题，堂堂天子竟频繁地混迹于酒醉醺醺、声名狼藉的喧闹之地……在白天，他时常微服逡巡于书坊画店……为的是去买那些淫秽的雕刻和绘画，这种东西一直深得北京城里那些风流放荡的达官贵人的喜爱。”
其实，像这样的春宫作品，同治皇帝几乎没有必要去广为搜求。他的曾祖乾隆皇帝就藏有不少这样的春宫艺术品，就保存在紫禁城的库房里。皇家图书馆文渊阁里就藏有《房中术》、《玉房秘诀》和《养生秘解》等小册子。
这些指导手册宣称：传说中的黄帝（据推测出生于公元前2704年）在和1；200个女人交合之后就长生不老，打那以后，这就成了很多人的一个追求目标，但效果似乎不是很理想。在这马拉松般的性事当中，据说有个叫“玉女”的人教给了黄帝9种基本方法，分别是：龙翻、虎步、猿抟、蚕附、龟腾、凤翔、兔吮毫、鱼接鳞、鹤交颈。说明手册中还详细规定了精确的体位，穿透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