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
当然，毛泽东主席如此隆重地为张思德开追悼会，其中也包含了他与张思德的感情在内。八路军到达延安后，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当时任通信营班长的张思德什么都是抢在战友的前面干，生怕自己干少了。1942年春天，为了使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及直属机关干部有一个开会的场所，上级决定在杨家岭建一座大礼堂。来到条石场，张思德见哪块石头大，就背哪块，100多斤重的大石块，他一悠就上肩，一气不歇地背到了工地上。
一天，他们去礼堂工地劳动，正好赶上礼堂上最后一根大梁。工人们用木架子搭绳，慢慢地把大梁往上吊。只听见“嘎巴”一声脆响，支架的一根木杆断了，整个架子晃动起来，由于支撑不稳，又粗又大的木梁，一直往下坠落，眼看就要砸着在下面干活的工人和战士。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思德一个箭步冲过去，飞身跨上架顶，用肩头死死顶住大梁，使梁下的工人和战士避免了一场大祸。这时，张思德的战友也跟着张思德冲上去，张思德眼明手快，他从战友手中要过斧头，“啪，啪，啪”几下，只听见“咔”一声，大梁牢牢地对准柱榫。可是当张思德抡最后一斧头时，由于用力过猛，一个趔趄从架子上摔下来。工人和战友们不约而同地大喊起来：“班长！张思德！”这叫喊声惊动了正好路过这里的毛泽东。毛泽东健步如飞地走过来，一见是一位战士摔伤了，便立即指示派人去枣园请医生过来，并高声地说：“绝不能有一分一秒的耽误！”几位战士按毛泽东的吩咐，把受伤的张思德抬到毛泽东的窑洞里。当把张思德抬到毛泽东的躺椅上时，毛泽东仔细一看，认出了是张思德，便亲切地叫了一声：“老朋友，是你呀，张思德同志！”战士们点点头，对毛泽东说：“主席，他就是张思德，原来是我们班长！”可战士们纳闷，毛泽东咋就知道张思德的名字呢？
原来，在此之前，由于“推车”一事，张思德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1941年冬天的一个上午，张思德一行三人从杨家岭前往新安场，途中路过石砭时，见毛泽东的小汽车陷进冰窟窿里，他们立即跑去推车。这时，毛泽东和警卫员贺清也下了车，他们五人一起用力推车，可是，只见车子后轮在冰上原地打转，没有向前挪动一点。张思德见状，立即把鞋袜一脱，跳进冰水中，两手抱起大石头，对准车轮前的冰砣子猛砸，又喊旁边的战友搬一些小石头来，把冰砣子砸碎，将碎石头垫在车轮子底下。司机将车子一发动，车轮子便从冰窟窿中滚了出来，顺利地上了路。毛泽东用双手一边给张思德暖和冻红了的手，一边叫大家给他搓腿，以防冰水把脚冻坏。毛泽东细细地端详了张思德几眼，用浓重的湘音说：“你叫么子名字？”张思德回答：“主席，我叫张思德。”毛泽东又问：“张是弓长张的张？”张思德仍然拘谨地点头回答：“是！”毛泽东从怀里掏出笔记本，把张思德的名字记在本子上。临走时，他拍了拍张思德的肩膀，风趣地说：“小同志，你是路见不平，舍身相助，这种精神，值得学习哟！”
1943年初春，张思德被选派到警卫队内卫班当战士，这是专门在毛泽东窑洞前执勤的部队。张思德十分激动，暗下决心要好好工作，做毛泽东的忠诚卫士。雨天换哨，少不了他；雪天上岗，他总要多站一个时辰。每天一起床，张思德就轻手轻脚地把毛泽东窑洞前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毛泽东经常走的路上，只要有一点坑坑洼洼，他就铲来黄土垫平、夯实。毛泽东外出开会，张思德总是把冲锋枪和马灯擦得锃亮，提上水壶，早早地等候在车子旁。毛泽东乘坐的黑色轿车是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赠送的，车身宽大。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每次出车，都要有一个同志站在车后踏板上担任警戒。张思德在警卫队时，每次都是第一个站在警戒位置，并为此给自己找“借口”说：“我喜欢冷风吹。”延安冬天的天气非常寒冷，担任车后警戒的同志可以放下帽耳，可张思德嫌影响视线，每次都要把帽耳翻起来。毛泽东多次关切地劝他注意保暖，但他总是憨憨一笑。
连环画《张思德》张思德还时刻关心战友、老百姓的生活和工作。正是因为张思德一桩桩、一件件模范事迹，让毛泽东深刻地记住了这个普通的警卫战士。张思德参军11年，与他同时入伍的有的战友已经当上了团长甚至旅长，他却还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但他从不计较个人职务的高低，一心一意地扑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陈耀同志现在回忆起来，仍旧感到老班长心怀宽大。1942年，中央军委警卫营与中央教导大队合编时，领导决定让他由班长到警卫一连四班当战士，他自觉服从组织的安排，并说：“当班长是革命的需要，当战士也是革命的需要。”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人，他的家人，他的养母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儿子的去向。在这些年里，张思德的养母刘光友和韩家湾的乡亲们只是估摸到他们的谷娃子张思德已经在战斗中牺牲了，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主席会专门指示为当年在陕北安塞的深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的那位普通战士召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并且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祭文《为人民服务》，更没有想到，那位被毛泽东主席表彰的战士就是他们的谷娃子！
当张思德的养母刘光友知道张思德的消息时，已经是1962年了，离张思德牺牲近20年。
那个时候，中国人民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期，发展生产、休养生息成了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这一年，仪陇县召开了一个养牛模范大会。会上有一位头发花白、脸上布满了皱纹，个子矮小，但说起话来很有精气神的老大娘，引起了主持会议的县民政科科长文斌的注意。文斌弓下腰问：“大娘，你这么大年纪，还把牛养得这么好，那准定有儿子戮力帮衬啵？”听到这些，刘光友老人掉下了眼泪，说：“啥子儿子呵，我儿子当红军走了，早死了，连个音信也没有！”说着，她那缠着黑帕子的头也低了下去。
原来，文斌也是一位老红军，也是和张思德同一年，即1933年当的兵。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几十年后，他转业回到了地方，后来又调到仪陇当了县民政科科长。听了这位大娘的这一番话后，文斌的脑子里突然本能地一激灵，仿佛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随即问：“大娘，你儿子叫啥名字？”老人轻轻叹息着说：“大号叫个张思德，小名叫个谷娃子，咳，死去都快三十年喽，不去想他喽！”
刘光友老人这么一说，让文斌万分高兴，也万分激动。他没想到，他多年来苦苦寻找的张思德的老家和亲人，却在这个时候找到了。在延安时，他的好多战友都知道他是张思德的同乡，但问他张思德的家到底在哪个乡哪个村，他也说不上来。临转业时，组织上专门交代他，回去后打听打听张思德的老家住在哪儿，家里还有什么亲人。可是因为仪陇是个老区，当年参加红军的人很多，牺牲的人也很多，又没有具体地址，再加上那时是灾荒岁月，工作千头万绪，查找工作也就耽搁下来。可是，眼前这碰上门的有名有姓的线索，顿时让他激动了。他立刻向县委作了汇报，以便尽快落实优抚政策，让张思德的妈妈享受应有的烈属待遇，使她安度晚年。
而令文斌始料未及的是，马鞍场一位红军家属听说县上正在寻找张思德的家人，也赶紧找到了县里，说她儿子名字叫张四德，也是1933年参加红军的。“张思德”和“张四德”三个字中，只有中间的一个字音同字不同。她说，那准定是我儿子在队伍上改的，我儿子在家时，就常说要常思众人之德。这位老人说得也在理啊，由于当时没一幅张思德的照片作对照，顿时县里对此事也一筹莫展，不能贸然判定哪一家就是被毛泽东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提到的那个张思德的亲属，哪里才是张思德的家。
1969年，在纪念张思德同志牺牲、《为人民服务》发表25周年时，
张思德同志母亲来警卫一师看望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此后一年多，时任仪陇县川剧团的编剧萧向成，对毛泽东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表彰过的张思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四处搜集资料，准备再写一个反映红军在仪陇的川剧剧本。就在这个时候，他得知毛泽东主席曾于1944年9月8日，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为追悼张思德所作的讲演中提到的张思德是仪陇人，这才特别用心地翻阅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的那篇不朽文章《为人民服务》，发现在注释中除了有“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的句子外，没有涉及张思德的出生籍贯，这就使他的采访遇到了困难。出于对艺术的执著和对宣传英雄人物的使命感，他下决心弄个水落石出。他想，张思德的名字既然写入了毛主席的著作，那么在中央档案馆兴许会保存这方面的资料，可以从中找到有关线索。于是，他试着向中央档案馆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以及查找张思德资料的意图，恳请他们给予帮助。令萧向成喜出望外的是，他的这封信发出不到四个月，便收到了中央档案馆的回函，信中还夹寄了两张当时延安《解放日报》的报照。一张是召开张思德追悼会的消息报道，一张是毛主席讲话的全文。萧向成终于在新闻报道中发现了“张思德同志是四川仪陇县六合场人”这一前所未有的重要发现，他欣喜若狂，一个编写张思德剧本的立意，随即在他脑中形成。他马上打点行装，去张思德的家乡采访，了解张思德的身世和家人情况。在六合场的雨台山下，萧向成找到了张思德的故居遗址，又在村场西头，找到了张思德的养母刘光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