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取得和保持核优势。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核战争，才有利于彻底禁止核武器。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手中的核武器，永远只能是抵抗帝国主义核威胁的防御武器。社会主义国家绝不应当首先使用核武器，绝不应当玩弄核武器，进行核讹诈、核赌博。
我们反对苏共领导不支持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错误做法，也反对他们对核武器的错误态度。苏共领导不但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指责我们要苏美“迎头相撞”，要把苏美推进核战争中去。
我们回答说，不，朋友们。收起你们的耸人听闻的造谣诬蔑手法吧。中国共产党岂但在言论上坚决反对苏美两大国“迎头相撞”，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力求避免苏美两大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我们同朝鲜同志一道，在朝鲜的抗美战争中，我们在台湾海峡的反美斗争中，总是宁愿自己承担必要的牺牲重担，站在守卫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前线，而使苏联处于第二线。今天苏共领导竟然制造出这样的谣言，这那里还谈得上有什么无产阶级的道德呢？
事实上，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经常吹牛，说要使用核武器援助这个国家或者那个国家的反帝斗争。
谁都知道，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没有核武器，不可能也不需要使用核武器来进行革命。苏共领导自己也承认，在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战争中，常常没有隔开敌对双方的明显战线，因此，谈不上使用核武器的问题。那么，我们要质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有什么需要使用核武器来支援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呢？
我们还要质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怎样使用核武器来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呢？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的地方使用核武器，从而使各国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者一起遭到核打击呢？还是在帝国主义使用常规武器进行侵略战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就首先对帝国主义本国使用核武器呢？很明显，无论这两种情况中的那一种情况，社会主义国家使用核武器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实际上，苏共领导挥舞核武器，并不是真正为了支援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有的时候，他们只不过是发表一纸根本不准备兑现的声明，为的是猎取廉价的声誉。
有的时候，例如在加勒比海危机中，他们心存侥幸，投机取巧，不负责任地进行核赌博，以便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们的核讹诈一旦被对方识破，并且遭到对方的反讹诈，他们马上节节败退，从冒险主义滚到投降主义，在核赌博中输得精光。
我们愿意指出，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红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但是，建立在核迷信和核讹诈基础上的赫鲁晓夫的军事思想却是完全错误的。
赫鲁晓夫的眼睛里只有核武器。在他看来，“在现代军事技术发展的条件下，空军和海军已经失去了它过去的意义。这类武器不是要削减而是要被代替。”
担负地面战斗任务的部队和士兵，当然更是无足轻重了。他说，“当前决定国防力量的不是我们有多少士兵肩荷枪支，有多少人身穿军大衣。”“国家的防御力量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取决于火力如何，取决于这个国家掌握着什么样的发射工具。”
至于民兵和人民群众，那就更不在话下。赫鲁晓夫有一句著名的话：民兵，对于有现代化武器的我们来说，这不是军队，这是一堆肉。
赫鲁晓夫这一套军事理论，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军队的学说，照这种错误方针做去，只能瓦解军队，从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
很明显，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接受赫鲁晓夫的错误的军事战略思想，就只能把自己的国家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赫鲁晓夫尽可以给自己加上“伟大的和平战士”之类的称号，给自己颁发“和平奖金”，给自己戴上英雄的勋章，但是，不管他怎样自吹自擂，都不能掩盖他轻率卤莽地玩弄核武器的危险作法，都不能掩盖他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卑躬屈节的形象。是斗争还是投降
世界和平只能是各国人民争取得来的，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的。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有效地保卫和平。这是一条正确的方针。
针锋相对的斗争，是中国人民在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长期斗争中，得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
毛泽东同志说：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
他还说：
“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二十六页。）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五年分析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的时候还说过：
“‘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五十八页。）
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就在于：“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二十八页。）
中国共产党人懂得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坚持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我们既反对投降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这个正确的方针，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保证了革命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取得的伟大成就。
一切革命的人民都赞成和欢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个正确的斗争方针。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害怕和痛恨这个方针。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针锋相对的方针，遭到苏共领导的恶毒攻击，这只能证明苏共领导根本不要反对帝国主义。他们攻击和污蔑针锋相对的方针，不过是为了掩饰他们迎合帝国主义，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的错误路线。
苏共领导说，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岂不是要导致紧张局势吗？这怎么得了呢？
按照这种逻辑，那就只能允许帝国主义侵略和威胁别人，而不许被侵略者进行斗争，只能允许帝国主义压迫别人，而不许被压迫者起来反抗。这是赤裸裸地为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开脱责任。这是十足的弱肉强食的哲学。
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造成的。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面前，各国人民当然应当进行坚决的斗争。事实证明，只有经过斗争，才能够迫使帝国主义退却，才能够使国际局势得到真正的和缓。而对帝国主义一味退让，是不能得到真正的和缓的，相反，只会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
我们从来反对帝国主义制造国际紧张局势，主张争取和缓国际紧张局势。但是帝国主义一定要到处进行侵略，到处制造紧张局势，那也只会走向他们愿望的反面。
毛泽东同志说，“美帝国主义自以为紧张局势总是对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实是，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愿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
他还说，“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如果坚持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势必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
一九五七年宣言说得好，“这些反人民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所实行的政策使它们自取灭亡，自己造成埋葬自己的掘墓人。”
这是历史的辩证法。那些把帝国主义奉为神明的人，很难懂得这种真理。
苏共领导说，你们主张针锋相对的斗争，就是拒绝谈判。这也是乱说。
我们一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谈判，这绝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就曾经多次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在中国解放的前夕，中国共产党人仍然不拒绝谈判。
在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泽东同志说，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我们都应当做准备。“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四百三十七页。）
在国际上，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同样地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谈判。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一年十月谈到朝鲜停战谈判的问题时说：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经过坚决的斗争，迫使美帝国主义在谈判中接受了朝鲜的停战协定。
我们积极参加了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作出了贡献。
我们对于侵占着我国领土台湾的美国，也主张同它坐下来谈判。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进行了八年多。
我们积极参加了一九六一年召开的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促成了关于尊重老挝独立和中立的日内瓦协议的签订。
是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只许自己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谈判，而偏偏反对苏共领导人同帝国主义国家领导人谈判呢？
当然不是这样。
事实上，对于苏联政府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的每一个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而不是不利于保卫世界和平的谈判，我们从来都是积极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