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起不到10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算起两年多了。”
毛泽东吸了吸烟，把烟头拧灭在烟灰缸中，说：“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是死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我们就打乒乓球。”
毛泽东最后说：“你们下午还有事，谈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之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尼克松举行了一次大范围的会谈。
谈到将要发表的《联合公报》，尼克松说：“像这样一次举世瞩目的首脑会议，通常的做法是开几天会，经过讨论，发现意见的分歧，然后，发表一篇含糊其词的公报，把问题全部遮盖起来。”
周恩来说：“如果我们那样做，就会欺骗人民，而且也欺骗自己。”
尼克松说：“当国与国的会议不影响世界前途时，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注目，并且会对我们在太平洋乃至全世界的朋友产生持续多年的影响。对这样的会谈，如果我们也那样做，那将是不负责任的。”
显然，尼克松同意了周恩来去年10月间同基辛格会谈时提出的关于《联合公报》的构想。
周恩来和尼克松又谈起了当年杜勒斯拒绝和他握手的话题。周恩来这是要试探一下尼克松的态度和决心，看看他现在是否还坚持过去所持的观点。
周恩来说：“正像你今天下午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可是，杜勒斯当年不想这样做。”
尼克松说：“据说你也不愿意同他握手啊！”
周恩来说：“不一定，我本来是会握手的。”
“那好，让我们握手吧！”尼克松站了起来，隔着长条桌子和周恩来又握了一次手。
周恩来很有趣地谈道：“杜勒斯的副手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先生想搞不同的做法，可是他不想违反杜勒斯定下的规矩，所以他只好用右手拿了一杯咖啡。因为一般不用左手握手，他就用左手摇了我的手臂。”
周恩来一边说，一边形象地打着手势，在场的人都被逗得大笑起来。
周恩来自己也笑了起来。他接着对尼克松说：“不过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怪你们，因为国际上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铁板一块，西方国家也是铁板一块。现在我们知道情况不是这样。”
2月22日，周恩来总理、尼克松总统继续举行会谈。
美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基辛格博士等，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乔冠华等。
尽管双方在台湾问题上有较大的分歧，这些分歧也将不可避免地要在联合公报中反映出来，但双方也都谨慎地注意，尽量不让这些分歧危害刚刚建立起来的中美新关系。
在尼克松提出了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力量逐步减少直到全部撤出的承诺后，考虑照顾美国方面国内的政治困难，周恩来从大处着眼，代表中国政府也作了一定的妥协。他没有要求美方立即承诺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没有要求美军立即全部撤出台湾，允许美军在一定时期内逐步撤离。因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次会谈就解决一切问题。试图毕其功于一役，显然是不现实的。
2月26日凌晨，经过几天的反复磋商，中美双方终于谈定了《联合公报》。这个公报是周恩来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一个结晶。
26日上午，周恩来陪同尼克松和夫人前往杭州参观访问。下午，又陪尼克松夫妇游览了风景秀丽的西湖。
繁忙的晚年外交活动（5）
2月27日，周恩来陪尼克松夫妇从杭州飞往上海。在上海，中美双方正式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并予以公布。至此，中美高级会晤已圆满结束。
晚上，中国方面为尼克松举行最后的宴会。在轻松舒缓的乐曲声中，周恩来与尼克松频频举杯，一周来的紧张情绪也怡然退尽。
尼克松端起酒杯，走到麦克风前，作了这次访问中从未有过的即席讲话。他说：“《联合公报》将成为明天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但是，我们在公报中说的话，不如我们在今后的几年要做的事那么重要。我们要建造一座跨越一万六千英里和二十二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
2月28日上午，周恩来把将离开中国回国的尼克松一行送到了上海虹桥机场。在临上飞机前，尼克松握住周恩来的手，说：“这确实是一次愉快的访问，我希望有朝一日有机会再来上海。”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一行，结束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1972年2月28日乘专机离开上海回国。
中美关系的改变，震动了世界，也促进了中日关系的改善。中日两国政府经过多次接触后，1972年9月25日至29日，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27日，毛泽东接见了田中。周恩来和田中进行了会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宣布：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中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是毛泽东晚年作出的新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从此大大地提高了，西方世界封锁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铁幕被打破了。在此前后，同中国恢复和建立外交关系的还有意大利、联邦德国等四十一个国家。一个崭新的外交格局出现了。
尼克松说：毛泽东在“这一周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听到后，也说了一句：“是尼克松改变了世界吗？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这两句话，一句是唯心主义的，一句是唯物主义的。然而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却这样地认为，是毛泽东、周恩来把握了历史的时机，拨正了航向，改变了中美的关系、中日的关系，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尼克松为适应这种形势，也迈出了惊人的一步，作出了他应有的贡献。
基辛格刚走，中国便收到了联大以多数票通过接纳中国，并驱台的特大喜讯。毛泽东说：要去。为什么不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当基辛格第二次访问中国时，远在美国的联合国总部却发生了一件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意想不到的事。
1971年10月26日上午9时，周恩来把即将离京返美的基辛格送至钓鱼台的楼门口，然后由乔冠华送基辛格前往机场。在大红旗轿车里，乔冠华笑问基辛格：“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吗？”
基辛格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看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合国。”
乔冠华故意以一种急切的神态问：“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基辛格说：“估计明年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其实，在基辛格快要离开钓鱼台的时候，周恩来抽空告诉了乔冠华中国已进入了联大的消息。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堪，周恩来没有把这一消息告诉他。
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刚刚从北京起飞，电讯员便收到了来自美国的电讯稿：联大刚才已以76票对35票通过接纳中国，并驱逐台湾。
周恩来稍事休息以后，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党组及有关人员讨论联大问题。主要是讨论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26届联大。国民党的代表已经带着他的3个顾问悄悄地收拾文件包离开了联大会场，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联大的席位已经空出来了，我们去不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经发来电报，请我国派代表团去出席联大，我们去不去？
在当时的特定情景下，“左”的阴云还笼罩在中国大地上。那时，对联合国这个机构的认识也不能不带上“左”的色彩。当时，一般人认为联合国大会是资产阶级讲坛，是受美苏两大国操纵的，认为这不是民主的讲坛，不能真正为受压迫民族与受压迫人民讲话的。当时，外交部党组经过商量，决定不去，准备回一个电报给吴丹秘书长，感谢他的邀请。
当天下午，正在大会堂讨论去不去的时候，毛主席给周总理来电话，询问此事。周恩来汇报了讨论的情况，及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
周恩来说：“我们刚才曾经考虑先让熊向晖带人去摸一摸情况。”
毛泽东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作团长，熊向晖可以作代表或是副团长，开完了大会还可以回来。”毛泽东十分赏识乔冠华的才气。早在抗战初期，乔冠华留学德国回到香港，以写国际时评为工作。那时二次大战刚拉开序幕，欧洲战争迭起，乔写的国际时评，分析有理有据，文笔优美动情，且有的文章甚有预见。比如他的文章曾预见马其诺防线守不住、巴黎政府会向德国投降。后来，事态发展果然如此。乔冠华以此名震香港。苏联和芬兰的战争爆发后，乔冠华写了一篇题为《从东线到西线》的国际时评，揭露有人借此推波助澜，煽动反苏。毛泽东在延安读了此文后赞扬说：这篇文章，“能顶战场上几个坦克师”。
繁忙的晚年外交活动（6）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次联合国大会，在他的提议下，中国派出了最强大的阵容。
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即将出席本届联大的消息发布后，国外新闻界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可能派出的最合适的人选”。经毛泽东明确指示与点将，代表团的组团工作在高度紧张、繁忙中进行。这是中国第一次到联大向全世界亮相，组团工作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代表团人员都报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还经毛主席同意，委派高梁带领一支由五人组成的
先遣队赶去纽约打前站。当高梁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