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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股行》里有：割股割股，儿行何急！捐躯代亲尚可为，一寸之肤安足惜？…我愿移此心，事君如事亲，临危忧困不爱死，忠孝万古多芳声！
移孝尽忠，不恤板砖，这才是居正的心声！
天助人也，居正在嘉靖三十六年出山，嘉靖四十一年，严嵩就倒了。严嵩倒了，还轮不上居正，居正38岁，离做婆婆还远呢，这时他只是国子监司业，高拱是国子监祭酒，也就是说，高拱是国立大学的一把手－校长，居正是二把手－副校长。居正知道，做官要慢慢来，心急做不得大首辅。嘉靖四十三年，居正40岁，做了裕王府讲官。所谓的裕王就是嘉靖之后的隆庆皇上穆宗，万历皇上他爹。嘉靖四十五年，长年埋头搞长生不老之科研的嘉靖得道升天了，是年60岁，在明朝皇帝堆里，科研成果算是优良吧。他之后，裕王继位，水涨船高，学生做了皇上，最得意的是老师。穆宗隆庆元年，居正入阁，是年居正43岁。男人四十一枝花，居正要绽放了。内阁里的阁老们，大都是居正的前辈和老师，他只能算作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朝气，一出手，居正又贴出一个主贴－《陈六事疏》，贴中就六件大事与皇上商榷：第一是省议论。众所周知，大明时代，很有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风，言官们，包括内阁们，天天跟婆娘似的逗嘴，居正恨不得封上他们的嘴，空谈误国啊。所以居正希望皇上乾纲独断，也就是独裁吧。第二核名实。居正知道中国政治的特点就是名实不符，比如那些官员们，这个是典型，那个是模范啦，大都是宣传部门吹的，所以，居正希望皇上大刹这种形式主义歪风，具体办法就是考成：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满，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等。这个办法我们现在还用，而且不只是当官的用，老师也用。而且不是三六九年，而是每年一考，也分三等：优秀、及格、不及格。我们老师如果连续两年（要不就是三年？）优秀，好象还能长一级工资（12元？），我没有优秀过，没查收过这笔奖金，所以数字记不得，有情可原！第三是饬武备。居正重视国防事业，因为南有倭种上岸，北有鞑靼下扰，弄个大明雄风，好歹唬他们一下，同时唬得大明百姓一愣一愣的，一石双鸟，妙极，所以尽管有人反对，隆庆三年，大明还是来了一场盛大的阅兵大典。那时候没有汽车和大坦克，但是也够酷，所以，万历九年，也就是居正临死的前一年，他又帮皇上弄了回阅兵大典。第四是振纪纲，也就是打击官僚主义作风的意思。第五是固邦本，就是减轻农民负担，政府不要铺张浪费，官员要四菜一汤等。第六是重诏令，意思是叫大家重视红头文件，不要把红头文件当作空头文件。
问题是居正这些建议也大都停在了空谈之上，因为嘉靖那个老倔种留给儿子的遗产就是：皇上不上朝，内阁自纷争。柏杨写酱缸里的蛆时，估计受了明史的刺激，否则不会写得那么活灵活现。总之，居正在隆庆手下，也没有什么作为，唯一可称道的是：隆庆五年会试，居正做主考官，收获了诸多门生。其中有几个，后来都成长为弹劾居正的板砖能手，比如刘台，弹劾老师时还说出了一句千古名言－吾爱老师，但吾更爱皇君。
原话是这样的：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讼言攻之者，君臣谊重，则私恩有不得而顾也。
时间终于给居正机会了：隆庆六年，穆宗死，接任的是他九岁的儿子万历神宗。居正既是万历的老师，又是内阁首辅。于是，他撸开袖子干了，这一干就是十年，这十年，简单说吧，内忧外患，上至对付鞑靼、处理河患、疏通漕运、改革赋税，中至考成官员、整顿驿站、 打击学术腐败、树立清官榜样，下至万历皇上的课程表、识字课本、婚期、出疹及疹后戒房事诸事，居正都给解决并考虑了。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乃是大明晚期最稳定富裕清明的十年，居正作为内阁首辅，功劳当然大大的。
居正爱政治，并因此而远离女人，所以居正几乎没什么私生活。但是居正贪污不贪污呢？这疑问甚至可以转移到到林则徐、关天培、邓廷桢等光辉人物身上。关、邓两人在麦天枢笔下，很不干净；林则徐在吴思笔下，也不能叫干净。居正在朱东润先生笔下，更是有点月朦胧鸟朦胧了：“明朝的政治，充满无数腐化的因素。现代认为不应存在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种习惯。最痛苦的是在未经指谪的时候，尽管认为习惯，但是一经指谪以后，立刻又成为贪污。因此，从事政治生活的人物，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的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蒙到仇敌的指摘。”
朱先生这段话，可真是说到古今贪官的心坎里去了。说明白一些：贪污是习惯，反贪就只能沦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居正对付弹劾他的刘台，用的就是这一招：刘台弹劾居正，在万历四年，当时皇上要打刘台屁屁，居正拦住了，可是万历八年，居正阵营这边有人弹劾刘台贪污，刘台立即就被流放了。居正报仇，四年不晚。但是居正身后，也被人弹劾贪污。居正就是河中之人，又哪能不湿脚呢？当然居正也数次拒贿，比如有些傻里傻气的小县令前来，居正对他们很不客气。居正奉行的是能拿即拿，不能拿即拒。但是管不住家属、子女和身边的秘书们。现代的官员都管不住，何况那时的官员？单说居正他爹张文明，居正就管不住。帝国那时的特点是以德治国，德大厦之下第一根小棍棍就是以孝事亲，爹私下里接点脑白金和黄白金，哪个不孝子敢说个不字？居正的爹死了，居正要丁忧守制，可小万历坚决不准，好多官员看不惯，冒着被皇上打屁屁的危险，纷纷上书弹劾居正，那底气，有一半就是以孝事亲那根小棍儿撑的。人家居正早在《割股行》里以诗明志了：要把孝心换忠心，他们假装看不见，因为底气里的另一半，就是他们自己的私心了：推翻一个是一个！有人拿徐庶做例，说人家徐庶一听母亲殁了，就不给刘备干了，说自己“方寸已乱”，并由此诘问：居正独非人子而方寸不乱耶？
这话问得够奇怪的，好象方寸不乱的症状应由他们首肯才行的。居正若是知道李敖那厮是如何在父亲的丧礼上闹腾的，肯定羡慕极了。要不就往前推，居正时代的言官们，似乎不知道什么是魏晋风度。而居正，也只好在这唾沫星里挣扎了。当然居正不怕，他初任首辅时就在给友人的信中阐明了自己忍辱负重的风度：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欢喜施与，况诋毁而已乎？整个大明王朝是我最不喜欢的一个朝代，我最喜欢大宋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不同情居正了。做官做到这个份儿上了，虽不能说是为人民服务，但是也不能仅仅用官謎两字就可概括的。给他一个中性的评价，应该是追求“三立”之一－立功吧？用现代术语来讲，叫实现自我价值吧。但我看不惯那些言官们，即使居正在亲丧之时方寸不乱（只能是假设，因为言官们搞的是诛心）了，那顶多也就是个不孝了，可他们在同道亲丧之时乘机捣乱，怎么着也是不仁不义。勾践给父亲做丧事时，吴国 乘机打人家去了，据说孙武就是看不惯吴国这种不仁不义的行为才归隐而去让吴子胥再也找不着他的。更可气的是，这种诛心还算客气的，更有甚者，象邹元标那家伙，就是直接骂人了。居正在自己的主贴里对皇上说过“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表达的是爱国忠君之情，邹元标就扯着这句话做起了文章：今有人于此，亲生而不顾，亲死而不奔，犹自号于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可谓之“非常人”
哉？这个邹元标，就是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重点提到的那个－万历皇上认为他并非忠臣，而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谓的“讪君卖直”。我说过了，万历很聪明的，他看穿了不少东西。邹小子其实是嫌居正恋位，但是明代官员就有公仆意识了，批评人家恋位，占不了上风头的，所以小子只好拿道德说事，骂居正猪狗不如！这是中国两个悠久的传统：用道德批评代替学术批评；用骂人代替论战！
黄仁宇先生评价海瑞：个人道德之长，难挽组织与技术之短。此话正确，但是黄先生评价居正，则可能溢美了：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我个人认为应当这样评价：个人能力之长，难挽大明体制之短！居正这西北织妇，纵然手再巧，心再细，用的“云锦丝”再精再美，可是朱家那件“花衣裳”从朱重八开始，已穿了二百多年了，窟窿太多，又如何补得？居正十年首辅，十年的痔疮，最后痔疮割了，居正也元气大伤，并因此而最终送了命。大明那体制，又何尝不是一老痔呢？
32、郑和下西洋
六百年祭也许在中西交往史上实在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也许是鸦片战争中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