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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见静方鼎内壁铸铭9行，共68字。经李学勤、裘锡圭等专家释读，此铭首文为：惟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中暨静省南国相，设居。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
据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昭王十六年南伐楚荆，十九年丧六师于汉，卒于汉水中。与此事有关的青铜器，有明记十九年的睘卣、析尊等，“工程”专题组按照这个系统进行了排比，得知静方鼎的“十月甲子”在昭王十八年，“八月初吉庚申”与“月既望丁丑”在昭王十九年。以穆王元年为公元前976年上推，昭王十八年为公元前978年，十月癸亥朔，甲子为初二日；十九年为公元前977年，昭王元年就应为公元前995年。八月戊午朔，庚申为初三日，合于初吉，丁丑为二十日，合于既望。可见以上推定合乎历史事实。
第八章 天时、地利、人和（14）
4．《尚书》与成、康之年
据文献记载，西周成王、康王在位总年数不少于40年。前已推定昭王元年为公元前995年，那么成王元年就不得晚于公元前1035年。
《尚书》中有成王七年历日“惟二月既望，粤六日乙未”和“惟三月丙午胐”。《汉书·律历志》引古文《尚书》的《毕命》篇，记有康王时历日“睢十有二年六月庚午且出”。康王十二年历日合于公元前1009年，成王七年历日合于公元前1036年。
据此，“工程”确定成王元年应为公元前。1042年，康王元年则在公元前1020年。
天再旦
中国古代文献《竹书纪年》中，有一条“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记载，这条记载被天文学家认为是当时在郑地发生的一次日出时的日全食。它所造成天亮后转黑并再次天亮的现象，使古人产生了“天再旦”的感觉。由于西周懿王在中国最早的确切纪年“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之前四代，所以这次日食在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列王年代学研究”课题中就显得极为重要。如果搞清楚这次日食发生于中国古代的何时何地，懿王元年这个坚固的支点就可建立起来，同时还可依此点为基础验证此前、此后各王已推定的结果是否准确。如果文献记载不误，现代天文学完全有把握确切计算出西周时期的这次日食。“工程”启动后，这一研究任务由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国家天文观测中心研究员刘次沅承担。
刘次沅在接受“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这一专题研究任务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文献资料和以往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
从已知的文献看，“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最早记载于河南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但自从这部书失传后，就只能从其他书籍中辑出其中片言只语了。后人所看到的“天再旦”一条最早的来源，出自唐代司天监官员、印度裔天文学家瞿昙悉达所著《开元占经》的引用。《开元占经》本是朝廷秘籍，严禁外传，到宋代已不为人所知。这部著作之所以完好地流传下来，恐怕要归之于它那传奇式的发现经过。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挹玄道人程明善因极度喜好佛事，便不惜重金为一尊古佛重塑金身，想不到竟在古佛腹中发现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古代典籍，这就是佚失已久的《开元占经》。此书引用了70余部古代星占学著作，保留了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天文观测的许多资料，《竹书纪年》所载的“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也保存其中。
尽管“天再旦”的记录来源如此周折、神秘，中国古代又不乏伪造天象的例证，但当今学术界似乎不怀疑它的真实性，其重要原因在于这样的记录历史上仅此一例。古人并不知道它的真正含义，没有伪造的动机，只是作为“存疑”流传下来。
“天再旦”到底是一种什么现象，千百年来似乎没有人加以明晰研究，只是到了1944年，才由现代著名天文学家刘朝阳指出是一次日全食或环食所引起的天光变化：
此为日食之记录，历来学者初不甚加以注意。盖其所以再旦，必因先有再夜。据今所知，仅有日全食或环食之时，其中心带所掠过之地球上某一区域，可于大光明之瞬间，骤然黑暗，如黑夜之再临，鸟雀归林，鸡鸭归埘，大星灿然出现在天上。案日全食甚时，非举火几不能见什物。日食完了，光明重来，恍如再旦，此为一般人所普知。
环食甚时，虽不如全食之暗，然其食时食后，一暗一明，时亦可令人有再旦之感。
刘朝阳对这次日食有了初步的认识后，经过多方面的研究推算，最后选定公元前926年3月21日的日环食为“懿王元年天再旦”的记录。尽管他的推算结果后来被学术界证明是错误的，但这个举动本身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曙光。继刘朝阳之后，又有许多科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推算，但都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始终未能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第八章 天时、地利、人和（15）
面对以上研究状况，刘次沅在分析后认为：研究带食而出前后的天光变化规律和人眼的感受，是确定“懿王元年天再旦”确切日期的重要一环。日食时太阳为月亮所掩，天光肯定会因而减弱，引起人们的注意。需要深入研究的是，日食究竟能否引起天再旦的感觉？什么样的日食能引起这种感觉？这就需要对此类现象从多方面考虑。
除了对日食天光做理论性研究外，刘次沅同时感到做一次多地点的实际观测日出前后日食所造成的天光变化，将有利于加深对这条天象记录的理解和研究。或许，实际观测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条件和重要环节。那么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进行实际观测呢？难道真的还会有“天再旦”的现象出现？带着这些问题，刘次沅怀着侥幸心理开始利用计算机进行天文推算。或许是上苍的恩赐，计算结果表明，在日出前发生的日食，20世纪内在东亚大陆惟一的一次机会是1997年3月9日，日出前能够看到全食的地区在中国新疆北部与哈萨克斯坦、蒙古及俄罗斯交界处。结果还表明，20世纪末之前的另外4次日食，其相应位置都在大洋中，陆地无法观察。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原定要在1999年底完成的计划，发生于1997年3月9日的日全食，就是天赐的最好也是仅有的一次机会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刘次沅经过反复权衡，决定约其好友、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兼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馆长，对历史、考古、天文学颇有研究的周晓陆一起赴新疆进行布点观测。后因经费紧张，决定由周一人赴新疆观察，刘在天文台留守。
1997年3月1日，周晓陆肩负着“天再旦”实际观测的学术使命，赶赴新疆乌鲁木齐，并通过各种渠道和新疆各地的科协、教委、中学、气象台等单位联系，请他们在预定的阿勒泰、富蕴、塔城、克拉玛依、博乐、霍城、伊宁、石河子、奎屯、阿克苏等北南一线近20个地点，联络、组织群众和天文爱好者进行实际观测。当这一切安排妥当后，周晓陆于3月7日自乌鲁木齐亲赴新疆北部的塔城市，与塔城地区教委教研室主任、地理学家徐精华汇合，共同商讨、组织观测的具体事宜。
根据刘次沅、周晓陆的推算，对考察“天再旦”现象，塔城的地理位置与日食表现，对于日出前10分钟以上所发生日食食甚的条件，明显区别于北邻的阿勒泰地区，这里正处于能否发生“天再旦”的临界线上。故此，周晓陆才亲赴塔城组织观测。
在塔城地委和塔城市政府的协助下，“天再旦”天象观测中心设在塔城最高的一座建筑物——银翔大厦顶端平台，这座建筑物共13层约45米高，而当地海拔高度约为500米，其纬度远远高于北京、兰州、西安、南京等城市。因没有大工业污染，天象观测条件极尽人意。可以说，此次观测活动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条件。但是早春的塔城正是西风带气旋活动频繁的时期，气象条件极不稳定，这个现状又不免让周晓陆等观测人员多了一份担心。事实证明，到了3月8日，天气突变，小雨夹雪笼罩了整个塔城，使每一位观测人员心中都蒙上了一层阴影。按天气状况分析，如果雨雪不停，第二天，也就是3月9日黎明的观测效果将受到很大影响。就在大家为如此糟糕的天气忧心忡忡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迹发生了。到了3月8日北京时间23时，雨雪突然停歇，天空渐渐由阴转晴。到了3月9日凌晨4点，阴霾散尽，万里苍穹露出了清晰的面容。此刻，海尔—波普彗星正横斜于东北天际，其离子尾与尘埃尾皆明晰可辨；猎户座、仙女座、飞马座、天鹅座恰似一盏盏耀眼的银灯，横挂在西南天际，火星的光亮灿烂夺目。已云集于银翔大厦顶端平台、由多民族组成的观测人员，在格外明亮的北极星、北斗星的映照之下，面对无垠的苍穹和刺目的星光，久悬的心怦然落下，一时欢声雷动。
据周晓陆的观察记录：从3月9日晨7点25分开始，东方天际露出了淡淡的青玉痕，到8点左右，阵风从对面吹来，观测人员普遍感到寒气袭人。此时东边天际开始发亮并吐出鱼肚白。自8点10分始，观测人员已经能在熹微的光亮中彼此可以辨认面目了。设在银翔大厦观测中心、塔城市二工乡烈士陵园观测点、塔城市一中操场观测点等处的观测人员，开始用照相机、摄像机拍摄不断变化的天象。
第八章 天时、地利、人和（16）
8点10分之后，天空开始由晴转少云，东方的地平线云量增大，由暗红色渐渐转变成淡淡的铁红色，并从低处慢慢浸染到云层顶端。此时，东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