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对召开宁都会议的具体日期虽然不完全一致，但均认为是10月上旬，其下限无疑是10月12日以前。
10月12日宁都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先从宁都南行两天到瑞金。在瑞金只途经没有落脚，便从瑞金东行一天到达长汀。
从上述情况来看，毛泽东是10月中旬到长汀的。贺子珍“产后的第14天，毛泽东从宁都来到长汀”。据此推算，贺子珍是在10月上旬生下毛岸红的。由此可见，说贺子珍在11月生下毛岸红，是有误的。
贺子珍离开是江青“插足”造成的吗（1）
过去，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样一种说法：1937年，贺子珍从延安出走离开毛泽东，是因为江青“插足”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夫妻关系破裂造成的。有的甚至这样说：“贺子珍在延安不容忍江青‘插足’，曾当面大骂江青。江青不甘示弱，便与贺子珍大吵大闹。而毛泽东喜新厌旧偏爱江青，大发雷霆指责贺子珍。贺子珍一气之下离延安出走离开了毛泽东。”社会上是这样流传的，而报刊发表的文章，有的也这样说。
真的是这样吗？不是的，纯属子虚乌有的传说。
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11月出版的《毛泽东家世》记载，江青于1937年8月底从西安途经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到达延安，先让她在延安第三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根据当时党中央的规定，从敌占区到延安工作的人，特别是党员，不论是谁都应进行审查。江青到延安后，为了审查她的党籍问题，让她在招待所住了很长时间，直到10月中旬，江青入党的介绍人黄敬到延安，证明了她的党籍问题，才结束审查，让她于11月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在这之前，江青不可能单独接触毛泽东。
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后，为了发挥江青的专长，将她调到该院任戏剧教师。8月，调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从此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再说贺子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于1998年7月出版的《贺子珍和她的兄妹》、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97年8月出版的《贺子珍》记载，贺子珍于1935年10月，随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937年初，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迁到延安，贺子珍随毛泽东抵达这里。
在延安，贺子珍看到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深深感到自己知识不够，尤其是革命理论方面太欠缺了，因此急需系统地学习、提高，否则难以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于是，便向毛泽东提出进“抗大”学习的要求。
毛泽东考虑到，“抗大”纪律很严，每天要“三操两课”过军事化集体生活，而贺子珍在长征途中受过重伤，加上因生孩子失血过多，身体尚未康复，所以不同意贺子珍进抗大学习。
而贺子珍性格倔强，学习的愿望迫切。她对毛泽东说，过去辗转战斗在革命根据地，又经过长征，生活那样艰苦，并且是死里逃生，都过来了，难道在“抗大”学习还坚持不下来吗？在贺子珍的强烈要求下，毛泽东便同意了。
贺子珍在“抗大”学习，生活是很紧张的。不仅同大家一样参加了全部的学习课程，而且每天清晨出操，晚上参加政治活动，住集体宿舍。除星期六外，很少回家。由于生活这样紧张，营养严重不良，加上不适应陕北的恶劣气候，所以便得了严重的贫血症。有一天，她病情恶化，晕倒在“抗大”厕所里。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得不停学回家。
贺子珍在家休养期间，又接连遇到不愉快的事：
一是看到毛泽东经常与美国女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以及女翻译吴莉莉跳舞、聊天。因此，产生了许多误会，使贺子珍与毛泽东的感情出现裂痕，关系紧张。
二是贺子珍又一次怀孕，并且经常呕吐。贺子珍生孩子生怕了，想同毛泽东分开一段时间，减轻一下身体的负担。
除此，贺子珍身上还有弹片没有取出来，经常疼痛难忍。于是，便想动手术取出弹片，而延安动不了取弹片的手术。因此，她决定去西安，从那里转赴上海治病，同时做人工流产。
对贺子珍这种打算，毛泽东起初没有同意，贺子珍再三坚持，毛泽东不得不同意了。
就这样，贺子珍于1937年10月离延安到西安。
贺子珍到西安后，上海沦陷被日本占领，去上海已不可能，她只得留在西安暂住。毛泽东得知这种情况，托人捎去一封信，苦苦相劝，希望她回延安，等以后有机会再出去治病。
而贺子珍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回延安，仍住在西安。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康生、陈云等从莫斯科坐飞机经新疆、兰州、西安去延安，使贺子珍受到启发。她想：上海去不成，为什么不可以到苏联去呢？到苏联，既可治病，又可获得出国学习的机会。于是，便从西安坐汽车到兰州。
贺子珍到兰州后，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曾劝说贺子珍回延安，不要去苏联。但贺子珍不听劝说，坚持要走，贺子珍在兰州期间，毛泽东也曾托人带口信给贺子珍，还发去电报，劝她回延安。贺子珍个性倔强，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这样，从兰州乘飞机飞往莫斯科。
从上述情况来看，贺子珍从延安出走离开毛泽东，并不是江青所造成的。因为贺子珍于1937年10月离延安，而此时江青正住在延安第三招待所接受审查，不可能让她与毛泽东单独接触。再说江青到延安之初，所追求的是徐以新（后来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训导主任），并非毛泽东。基于这样的情况，怎能说贺子珍出走离开延安是江青“插足”的结果呢？贺子珍在延安时，江青未曾与贺子珍见过面。以后，她们也未见过面，说她们在毛泽东所住的延安窑洞里当面吵架，显然是子虚乌有的误传。
江青与毛泽东第一次相见，是在何时何
江青于1937年8月底到延安，第二年11月19日与毛泽东结婚。那么，她与毛泽东相识是在何时何地呢？
有一次，江青接见美国女记者维特克时谈到，1937年8月她从西安往延安进发，途经西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时，与毛泽东相识。她说：
当时，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开会，我甚为惊慌，深恐在他们面前昏倒，但仍决心会见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他们全体都出来迎接我（对著名的文化人，平常都是这样盛大的欢迎也说不定），我心想绝对不能在他们面前昏倒，一定要挺身而立，还好，我和他们都握了手。后来听说，这次会议非常重要。
1993年7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巨人毛泽东》一书对江青与毛泽东相识的情况是这样记述的：
洛川会议对毛泽东的个人生活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洛川会议期间，毛第一次见到了一个对他的未来产生极大影响的人。在会议的第四天，一群来自上海文艺界的年轻人在日本侵略之后前往延安参加共产党，他们途经洛川。这群人中有一个23岁的女电影演员，这就是后来的江青，当时她叫“蓝苹”，即蓝色的苹果。
她当时搭乘给红军总部送大米的军车到达洛川。她和其他来自上海的人一起见到了毛泽东和政治局其他成员。那天，她与毛眉目传情，从而导致了他们的婚姻和60年代“文革”期间风云变幻的政治伴侣关系。当时毛正驱车赶回延安，江青正好站在毛后面的卡车上。〔英〕迪克·威尔逊著：《历史巨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00～201页。
洛川会议，是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洛川冯家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如果按照上述所说，在召开洛川会议的“第四天”与毛泽东相识，就是1937年8月25日。这是第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是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天，由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的王观澜和其爱人徐明清带着江青去见毛泽东，从而相识。
第三种说法，说是毛泽东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时，江青与毛泽东相识。对这种说法，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罗斯·特里尔在《江青正传》一书中是这样记述的：
毛泽东认为艺术对政治有用（虽然他个人喜好从中国的传统取材），有一天，上鲁艺讲课来了。当他像牧师一样站起来讲话时，蓝苹脸上露出笑容。她比大多数学生皮肤白一点，因为他们都是农村的，在西北农村呆的时间也长。鼓掌的时候，蓝苹故意引人注目。讲话结束时她提了几个很幼稚的问题，而且跑到前面跟毛泽东讲了几句话……〔美〕罗斯·特里尔著：《江青正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13～114页。
江青就这样与毛泽东相识。
第四种说法，是在中央党校与毛泽东相识。对此，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在《江青秘传》一书中是这样记述的：
……
今天吃午饭之前，各班组通知大家，下午两点钟在礼堂听报告，按时入座，不得迟到。一点多钟的时候，礼堂里已开始有学员进来。
江青最早来到，找了一个前排位子。她想，一定要坐在显眼露面的地方，不管谁作报告，作报告者必是党中央领导人。
……
台上出现了毛泽东，几百双眼睛放出喜悦的光芒。
江青也站起来鼓掌，对准台上招招手，拍拍手；再拍拍手，又招招手。她清楚地知道，这几下可以使毛泽东发现自己在前排。听报告时，她一时似乎在认真地听报告，一时又像是在思考报告的内容；有时急速记笔记，有时又以手支头，偏着头看台上的人。姿态变化无穷。
……晚上，全校分组讨论。江青坐在那儿，不多发言；她的心早飞了，私心杂念，不能告人的隐情，一齐涌上心头……珠珊（朱仲丽）著：《江青秘传》，香港星辰出版社1987年版。
据说，江青随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求见信，并且亲自将此信送到毛泽东居住处。她就这样想办法与毛泽东相识了。
从上述情况来看，第一种说法是江青“吹牛”，根本不可能。洛川会议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研究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和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这次会议如此重要，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怎么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