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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同样强调上山下乡参加劳动。
195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报告》，进一步倡导毕业生积极到农村参加劳动。
1955年4月，毛泽东批转了团中央《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推广了四川省郫县犀浦乡刘家秀、杨映、曾淑玉等高小毕业后回乡务农取得显著成绩的经验。
1955年8月，共青团中央根据党中央提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在全国开荒3868万亩的号召，发动广大青年组建青年志愿垦荒队。当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亲自抓这件事。
1955年8月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北京郊区的杨华、李秉衡、庞淑英（女）、李连成、张生5位青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交发起组织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申请。共青团北京市委对他们的要求热情支持，并且积极组织发动，从800余名报名者中挑选60人组成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8月30日，垦荒队由北京出发，前往黑龙江省萝北县。行前，北京市各界青年1500多人举行了盛大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发表了题为《向困难进军》的讲话，并把一面写有“北京市志愿垦荒队”的锦旗授给垦荒队。继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开进北大荒后，又有16个省市的青年志愿垦荒队开进边疆、荒岛、荒原。
1955年9月，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该书写了序言和104篇按语。王进等主编：《毛泽东大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199页。在选编此书的过程中，毛泽东看到许多有关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劳动大显身手的模范事迹材料，于是便从中选择了两篇编入书中。其中一份是《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一文；另一篇是河南省郏县李庄《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毛泽东看了这篇经验总结，欣然提笔写道：
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55年12月版，第795页。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40条”）。其中强调指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响应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1957年4月8日，由刘少奇主持撰写的题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明确指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成都等城市，积极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到1957年底，据20个省（市）的统计，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已达79万多人。
上述情况说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是始于60年代初。其实，早在1954年5月党中央就倡导知识青年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1955年8月，在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1961年到1966年间只召开过一次中央委
对毛泽东晚年召开中共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情况，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92年2月出版的《毛泽东的后半生》一书写道：
作为党的主席，毛泽东在1961年到1966年间只召开过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美〕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的后半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107页。
果真如此吗？不是的。翻阅1961年至1966年8月的《人民日报》，便可看到以下的记载：
1961年1月14日～1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着重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贯彻《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号召全党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3月14日～23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共讲了6个问题。其“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其他问题”。
9月24日～27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
1963年2月11日～2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1964年5月15日～6月17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问题。
1964年12月15日～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作了讲话。
1966年8月1日～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从1961年1月至1966年8月，毛泽东就先后主持召开了这么多次中央委员会会议，怎能说只召开过一次呢？
王洪文保卫了毛泽东清除了林彪死党吗
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毛泽东针对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出现的新情况到南方巡视，以便帮助广大干部，特别是帮助党、政、军高级干部提高对九届二中全会斗争的认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克服分裂党的危险。
而林彪及其死党，为了抢班夺权，对毛泽东的南巡行动非常恐惧。于是，便极力寻找机会，趁毛泽东外出之际下毒手，以实现阴谋杀害毛泽东的计划。
在毛泽东南巡期间，王洪文对保卫毛泽东起了什么作用？1998年《家庭》杂志第12期发表的《王洪文胞弟谈家事》一文其中这样写道：
1971年8月中旬到9月上旬，毛主席到南方视察，林彪杀害毛主席的阴谋败露，王洪文保卫了毛主席，并协助南京军区清除了林彪死党；后来，毛主席把王洪文调到了中央……吕树龙：《王洪文胞弟谈家事》，1998年《家庭》杂志第12期。
在毛泽东南巡期间，王洪文起到了“保卫了毛主席，并协助南京军区清除了林彪死党”的作用吗？追寻毛泽东的行踪，看一看王洪文的表现，便可得出正确的结论。
据当代中国出版社于1997年11月出版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记载，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从北京出发，16日抵达湖北武昌。在武昌住了10天，于8月27日夜间到长沙。8月31日下午1点钟左右离长沙，当天晚9点到南昌。晚10点多钟，毛泽东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等谈话。9月2日上午吃过午饭离南昌，于3日零点到杭州后，在笕桥专用线停放的列车上，找南萍（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熊应堂（浙江省军区司令员）、陈励耘（空五军政委）谈了话。9月10日上午，毛泽东决定离杭州。这天下午15点35分，乘专列由杭州出发，18点10分抵达上海。
特别应当说明，毛泽东在杭州期间，已经觉察和了解到林彪一伙阴谋活动的部分新的情况，所以匆忙离杭州去上海。
毛泽东在杭州动身前，汪东兴才给王洪文打电话告之毛泽东就要到上海，还叫王洪文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
专列到达上海后，王洪文到车厢见毛泽东。毛泽东问他：怎么没见许世友来呀？王洪文回答说：已经给南京打了电话，说许世友下乡了，正在设法同他联系。说罢，王洪文随即下车，回住处继续打电话找许世友。汪东兴去部署、检查警卫情况。
9月11日上午10点钟，许世友到上海后，毛泽东便和许世友、王洪文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到11点多钟，毛泽东让王洪文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汪东兴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空四军第一政委的王维国脸红脖子粗地站在车门口等着。王洪文把他拉上车来，与毛泽东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毛泽东对王维国很冷淡，连话都没有讲。王维国就同许世友、王洪文一起走了。
王洪文陪许世友等人吃饭时，接到机场保卫人员打去的电话，说毛泽东的专列在12点半钟就开走了。王洪文把此事告诉了许世友。许世友急忙吃完饭，便乘飞机赶回南京迎接毛泽东。
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在南京车站停了15分钟，毛泽东没有见南京的同志，只有汪东兴下车见了许世友。此后，专列便急速不停留地一直向北京开去。9月12日13点10分，专列到达北京丰台车站，毛泽东结束了南巡之行。
从上述毛泽东南巡的行踪来看，毛泽东于8月15日乘专列从北京出发，到9月10日上午前，毛泽东曾在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停留，并且同许多人谈了话，而其中没有王洪文。直到9月10日上午，毛泽东决定离杭州去上海，江东兴才打电话通知王洪文。在此之前，根本谈不上王洪文“保卫了毛主席，并协助南京军区清除了林彪死党”的问题。
根据《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记载，毛泽东于9月10日18点10分到上海后，王洪文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给南京军区打电话，通知许世友速来上海；二是向毛泽东汇报对庐山会议有关问题的认识；三是许世友于11日上午10点到毛泽东处，毛泽东与许世友、王洪文谈了一个多小时后，让王洪文请许世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