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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常淓出任监国后，实权仍在马士英一伙手中。黄道周认为民心可用，主张召募义兵。可是，朱常淓却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监国的第二天就根据马士英的意见，派陈洪范去同清军讲和，以割让江南四郡为条件。
陈洪范在弘光朝廷初立时曾随同左懋第去北京通好，暗中投降了清朝，被派回江南充当内奸。他回到江南以后写了一篇名为《北使纪略》的文章恬不知耻地宣扬自己效忠于明朝廷，背后却到处散布清军势大难敌，劝人及早投降，被人称为“活秦桧”。这次，又在马士英主持下作为监国潞王的代表，乘坐悬挂着“奉使清朝”旗帜的船只，去同清方密商卖国事宜了。
初十日，朱常淓命黄道周为大学士入阁办事；马士英却惟恐黄道周入阁将影响自己揽权，把监国的令旨缴回不予公布。
就在朱常淓、马士英仍梦想苟且偷安的时候，清军却迅速地向杭州逼进。
陈洪范同清军谈判后，回到杭州就劝朱常淓投降。朱常淓贪生怕死，决定奉表降清。总兵方国安和侄儿方元科原先打算率领兵马护送弘光帝到芜湖，朱由崧被俘以后，他们又来到杭州，所部兵马还有一万名左右，准备拥立潞王保卫杭州。没想到朱常淓已决意降清，在方军同清军战于湧金门下时，朱常淓竟丧心病狂地“以酒食从城上饷满兵”。方国安等极为愤慨，东渡钱塘江，后来参加拥立鲁监国的行列。马士英在混乱中被方国安军队挟持而去。
六月十四日，清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杭州。
1645年七月，多尔衮得到潞王朱常淓等投降，江、浙一带不战而定的捷报后，认为南方用兵已经基本结束，起自塞北的满洲兵将又难以忍受江南暑热，于是他下令豫亲王多铎等班师回朝，同时任命内院大学士洪承畴为“招抚江南各省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接管江南各地。
豫亲王多铎满载而归地北返，所携带的金银财帛不在话下，同时还带了一名掳来的江南妇女，名叫刘三季。
刘三季是虞邑黄亮功的继妻。清军南下前，黄亮功病死，刘三季一直守孀在家，后来被清军掳掠，献给了多铎。多铎见她天然秀媚，不同凡艳，便要逼她侍寝。不料刘三季是个烈性子，拼死不从，情急下用头去撞柱子，幸亏被别的婢女拦住，才没有变成血污美人。据说刘三季有一头乌黑油亮、光可鉴人的秀发，大哭大闹下，弄得披头散发，反倒显得更加楚楚可怜。多铎自南下以来，头一次见到如此风情的女子，倒对刘三季多了几分佩服，动了几分真情，不敢再强行相逼，只让婢女小心服侍。
刘三季被多铎带回北京后，居以大厦，被以华縠，奉以珍馐，但她依然不肯见从，对多铎始终是冷颜冷语。多铎颇通兵法，自然知道攻心为上的道理，他打听到刘三季跟亡夫黄亮功有个女儿叫黄珍儿，在兵乱中失落江南，于是派人到江南寻访到黄珍儿，安排与刘三季见面。刘三季见到爱女，又惊又喜，果然从此对多铎态度大为改变。
事有凑巧，多铎的正福晋忽喇氏突然病死，多铎于是派能说会道的婢女去劝刘三季，承诺让她作正福晋。多铎是多尔衮的亲弟弟，当时是满清朝中的第二号实权人物，称得上是天下最抢手的“钻石王老五”。刘三季究竟是妇女心肠，事情到了这般地步，不由得化百炼刚为绕指柔，从此下邑孤孀，居然做了极品命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孀姝奇遇的故事。
重新回到江南南明政权的话题。从六月初八到六月十四，潞王朱常淓的监国总共只有六天，时间极短，且毫无作为，成为南明史上的一个可笑的小插曲。
投降的潞王和福王等人后来被多铎带到北京，潞王等人充分展现出了种种厚颜无耻的谄媚满清的丑态。不过，在1646年，清廷为绝后患，借口在京明朝诸王与外地明大臣勾结，蓄意谋反，下令将所有的投降的或被俘的明朝藩王一概处死。
这些人的不幸命运，不论多少原因，都是时代悲剧的大环境下的小气候，也都是咎由自取。
【二 剃发令】
南明弘光朝覆亡后，投降的南明官员钱谦益劝清军统帅豫亲王多铎说：“吴地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毋须再烦兵锋大举。”钱谦益此话水份不是太大。除了太仓农奴为了抢夺先前的主人造过几次反外，一时还真没什么对清军太大的袭扰。各地乡绅为了自保，也纷纷在城墙上大书“顺民”二字。钱谦益与各地乡绅的信中也称大清“名正言顺，天与人归”。尤其是对扬州大屠杀的恐惧，一向生活安逸的江南人民在心理上确实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开始认真思考顽强抵抗后的毁灭后果。
让人极其骇震的是南京和扬州的结果昭然在目——“扬州十日”杀了八十万人；南京在弘光跑后由赵之龙、钱谦益等人手捧明境图册和人民户口向清豫王多铎行四拜礼献降，二十余万兵马束手投兵。清军兵不血刃，果然没有大行杀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确实为江南士绅民众在心理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注：日本人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实际上也是天皇裕仁和日本大本营默许的，其最先目的也是想效仿满清当时的大屠杀以达到“震摄”中国人心理的目的。殊不料，世易时移，中华民族心理日益坚强，大屠杀反而更加激起同仇敌忾之抵抗决心。』
偏偏就在此时，清廷忽然下了一道“剃发令”。本来，在1645年六月，清豫王多铎还下过一道命令：“剃头一事，本国相治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但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多尔衮下令所有汉人都必须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而这一忽然而来并导致数百万人头落地的命令，竟源于一个汉族降臣孙之獬。
孙之獬，山东淄川人，明朝天启年间中进士。此人因人品低下，反复无常，一直郁郁不得志。清军入关后，孙之獬求官心切，是第一批摇尾乞降的汉官，并当上了礼部侍郎。为报新主提拔之恩，一时间又想不出什么平定大计，孙之獬就走个“偏门”，主动剃发。孙之獬前脑门一溜精光，后面也拖个大辫子，并穿上一套四不象的满服，施施然来，上朝时想博个满堂采。但当时汉人官员仍是博冠大袖，汉人装束，见这么一个老狗不伦不类，都心中觉得可笑又可鄙，扬袖把他排挤出班。满族官员自恃是统治征服民族，也都纷纷脚踢笑骂，把他踹出满班。恼羞成怒加上气急败坏，孙之獬下了朝后就立马上了一道奏章，向清世祖建议在全境范围内给汉人剃发，其中有几句话直挠清帝（也就是多尔衮）心窝：“陛下平定中原，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
清帝顺治当时年仅七岁，全权大事全部由摄政王多尔衮一人裁决。多尔衮等人本来就是北方武人性格，被孙之獬这一阴激，也觉其言甚是有理。而且，早在1644年多尔衮入关之前，满人大学士希福已在盛京向朝廷进献了满文写的辽、金、元三朝史料，想使这些过往“异族”入主中原的历史经验“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其中最主要的警示就是防止上层“汉化”。特别辽、金两朝，“汉化”最终导致了皇族的消沉和委琐懦弱。孙之獬的进言，正好挑起多尔衮的警惕之心，想先从形式上消除“汉化”的潜在危险——好！我先下手为强，先给全体汉人先来个“满化”，强迫剃发！
中国地广人多。以家族宗法儒学为源的中国人，大多将朝代兴迭看成是天道循环。尤其是明清之际，中国仍处于封建性农业社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相当一部分官绅地主居住于乡村。这些人一般和当地的政府关系很浅，和中央政府更是毫无直接关系，所以改朝换代从通常的意义来说很难刺激百姓的感情。也就是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谁当皇帝对这些人来说都无所谓。衣服装饰虽然看似无关紧要，但是习俗千百年的相沿，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表征。像满清这样用兵力侵略的异族，强使原来的汉族放弃原有的服饰而仿效自己，就不啻摧毁其文化，而且强行加上了一种屈服的标识，是一种对人格尊严的侮辱。如果从文化、财产、等级等等方面在士大夫和平常民众还存有歧异的话，在这种保卫自身精神和风俗的立场方面所有汉人几乎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无论官绅还是普通百姓，都不能接受自己在形象上变成野蛮的“夷狄”。原本已经降附的地区纷纷反抗，整个中国大地陷入血雨腥风之中。
连真心归附清朝的汉人学者也在笔记中纷纷不平地记述道：“我朝（清）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凡中朝臣子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服大袖，分为满汉两班。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剃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于是（孙之獬）羞愤上书……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国之民无不人人思螳臂拒车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孙）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研堂见闻杂记》）
不过，孙之獬后来的下场并不好。三年多以后，因为受人钱财卖官，孙之獬受弹劾，被夺职遣还老家淄川。恰好赶上山东谢迁等人起义，攻入淄川城，孙之獬一家上下男女老幼百口被愤怒的民众一并杀死，“皆备极淫惨以毙”。孙之獬本人则被五花大绑达十多天，五毒备下，头皮上被戮满细洞，人们争相用猪毛给他重新“植发”，最后还把他的一张臭嘴用大针密密缝起，肢解碎割而死。“嗟呼，小人亦枉作小人尔。当其举家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