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那里不是想当“山大王”吗？毛泽东则干脆地回答道：当“山大王”就当“山大王”，历史上从来没有消灭过“山大王”！（6）仅仅把毛泽东的“上山称王”理解成是对当时客观形势冷静分析后的“正确决策”，肯定是不够的。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在叙及毛泽东小时读书生活时，这样写道：“《水浒》里汇聚在梁山泊造反的人物，便成了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这种影响是意味深长的，在后来艰难备尝的革命生涯中，《水浒传》一直是他放在手边常常阅读的书。”（7）可以说，早在韶山冲当“伢子”时，毛泽东心中就有着一个“井冈山”。这样一个故事也见于许多关于毛泽东的著述中——1917年的中秋节，毛泽东和一群学生聚集在湖南第一师范后面的山上讨论“救国之道”，别人提出的“道”都为毛泽东所反对，别人问他有何良策时，他脱口答道：“学梁山泊好汉！”。整整十年后的1927年，毛泽东终于率部上井冈山安营扎寨，正式学起了“梁山泊好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决定着毛泽东顶着上层的压力、冒着被开除党籍的危险上了井冈山的，与其说是对当时“革命形势”的“正确判断”，毋宁说是心中早已躁动着的“学梁山泊好汉”的理想和渴望。
毛泽东与中国古代小说（4）
《水浒传》这类书，是游民造反的“宝典”。而怀着“《水浒》情结”上了井冈山的毛泽东，自然也会将大量的游民招到自己麾下。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叙及井冈山时期时，说：“中共的合法‘妻子’无产阶级远在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土匪就成了毛的政治‘情妇’。他把许多游民和懒汉都补充到他的队伍里。两年中，红军扩充的大多数都是一些游民。而这些人是工人和农民所鄙视的。毛并不把游民看成是社会渣滓。‘他们也都是人，’他谈及游民时曾说，‘他们也有五官和四肢。’游民也属无产阶者，是受压迫阶层，毛坚信自己可以改造他们。”（第110——111）。美国人施拉姆所著的《毛泽东》中也说：“在1929年12月第四军党的古田会议上，毛公开承认，红军中的大部分士兵是游民。他认为这是部队中产生‘流寇思想’的原因。”（8）“毛的部队中有经过教育而得到一定改造的非无产阶级分子，这不仅反映了他难以招到阶级出身好的官兵（毛自然是这样向上级党报告的），但这也与他自己气质和理想的基本倾向相一致。他自幼就崇拜中国通俗小说中的草莽英雄，虽然他的世界观并不仅仅处在农民起义的水平，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没有否定他少年时代的热情。他在1926年写的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文章就是明证。他在文章中对五种游民——士兵、土匪、强盗、乞丐和妓女——都有生动的描述，并称赞他们有资格成为革命战士。在此文中并没有现在官方版本里加进去的批评的语言。他在谈到在‘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的秘密组织时也是充满同情的。无疑，他在井冈山时期肯定一直是持这种态度的。对土匪和其他社会渣滓，他不是勉强而是很愿意收容的。”（第116页）。
从小从《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旧小说中汲取的“游民意识”，深刻地影响着毛泽东的革命理念和革命方式。这在毛泽东毕生的“革命实践”中有多种多样的表现。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又说；“游民对于社会动乱是采取欢迎态度的，这与‘四民’求稳怕乱，‘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大不一样。《水浒传》和《三国志平话》在开篇都带点幸灾乐祸的心态来写社会动乱的‘必然性’。当然，作者对天下大乱原因的解释是错误的，但是在其叙说与描写中处处点明这种动乱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作者心中钟爱的英雄人物都在这个动乱的世界里一展其长才，在动乱中获得了好处，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处境。”（第233——234页）。喜乱，也是毛泽东的一种精神特性。有的论者也把毛泽东的喜乱与爱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联系起来：“他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最后一年，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从自然界与人类生活出发，赞扬书中‘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这种观点时，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吾人览史之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若至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由此可见，毛泽东早年甚爱读《三国》，显然是基于这样的思想。他最初也是从《三国》获得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这方面的知识的。”（9）毛泽东把“乱”说成是“人性之所喜”，显然有违广大“良民”的人性之实。至少在中国，广大“良民”是求稳怕乱的，是渴望“做稳奴隶”的，是“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喜乱、乐乱、“唯恐天下不乱”者，是那种本就“浪迹江湖”的游民，或者是那种渴望趁乱称王的“枭雄”一般人物。不堪社会安定而喜好社会动乱，是一种典型的游民性格。而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养成了这种性格，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三国》、《水浒》这类小说的熏陶。这种不堪安定而喜好动乱的心态，后来也明显影响了他的政治性格和执政风格。1949后，作为统治一个大国的执政党的领袖，本应把社会安定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本应有十分强烈的“执政意识”而不应有那么强烈的“运动意识”。可毛泽东却“稳定意识”极为淡薄而“革命意识”异常强烈，他几乎不能容忍社会有较长时间的安定，他相信“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于是，他发动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让社会不断地处于“运动”之中。当社会在正常的轨道上“安定”着时，他的心灵似乎就空虚难耐，就很躁动不安；相反，当社会脱离常规地“运动”着时，他的心灵似乎就很充实愉快，就很熨贴舒坦。
其实，说毛泽东心中有着“《水浒》情结”，还不如干脆说毛泽东心中有着“梁山泊情结”。在青少年时期就有着的“梁山泊情结”，使他在1927年率部上了井冈山。但井冈山并不是“梁山泊情结”结出的最终的果实。或者说，对于毛泽东来说，“梁山泊情结”不只是意味着一种“打江山”的方式，还意味着一种社会理想。梁山泊本身也是一个社会，这个社会的组成方式，这个社会中人与人的相处方式，都令毛泽东欣赏和着迷。近人黄人在发表于1907年的《小说小话》中曾对《水浒传》有这样的政治性评价：“《水浒》一书，纯是社会主义。其推重一百八人，可谓至矣。自有历史以来，未有以百余人组织政府，人人皆有平等之资格而不失其秩序，人人皆有独立之才干而不枉其委用者也。山泊一局，几于乌托邦矣。”（10）“梁山泊”式的“社会主义”，是游民心中的“乌托邦”，其具体表现就是：“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异姓并无差。”“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等等。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对于毛泽东1949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着某种程度的影响。1949年后，“梁山泊情结”并未从毛泽东心中消失，当他致力于社会改造和重建时，“梁山泊”或明或暗、或有意或无意地成为一种参照、一种蓝图。整个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梁山泊”，多多少少是他的一种希望、一种憧憬。
毛泽东与中国古代小说（5）
总之，从小嗜读《水浒传》一类表现了强烈的“游民意识”的小说，对毛泽东精神世界有着多方面的深刻影响。从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到后来的“集体食堂运动”、“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都可从这类中国古代小说里找到某种根源。
三《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两部书，不仅赋予游民造反以道义上的正当性和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也为游民造反提供了军事上的指南。清人刘銮在他的笔记《五石瓠》里记述道：“张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三国演义》、《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咸效之。”张献忠在他的造反生涯中，竟每天都让人为他讲说《三国》、《水浒》上的作战故事，供他在自己作战时仿效。清人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也这样说到洪秀全、杨秀清们的造反：“贼之诡计，果何所依据？盖由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而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取裁《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黄人在《小说小话》中也说：“张献忠、李自成、及近世张格尔、洪秀全等，初起众皆乌合，羌无纪律。其后攻城略地，伏险设防，渐有机智，遂成滔天巨寇。闻其皆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玉帐中唯一之秘本。”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时时研读《三国》、《水浒》，显然也有着从中学习战法的用心。而且，这两部书，大概也不只一次地对毛泽东的“埋伏攻袭”起过“有效”的指导作用。光是《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我就见到过毛泽东两次仿效的记载。一次是1928年8月的“黄洋界保卫战”，以仅有的一门迫击炮发射了一发炮弹，便把前来围剿的国民党军队吓跑。据说，事后山上开了一个庆祝会，有人把这一战斗编成京剧《毛泽东空山计》，将诸葛亮在《空城计》中的那段著名唱词改为：“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湘赣发来的兵。一来是农民斗争少经验，二来是二十八团离开了永新。你既得宁风茅坪多侥幸，为何又来侵占我的五井？你既来就把山来进，为何山下扎大营？你莫左思右想心腹不定，我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