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部下发出了‘务必全歼王官营附近的八路军，并将其根据地彻底捣毁’的命令。
“第一联队在王官营附近包围了八路军100多人，战斗中击毙对方60人。王官营的战斗结束后，我又得到了情报说‘八路军正在鲁家峪一带构筑秘密工事’。随即，我命令第一联队马上赶赴那里进行彻底扫荡，并命令该联队长向我报告扫荡结果。其后我又亲自赶赴鲁家峪进行了视察。但抵达时，这里的扫荡战已基本结束，看到的只是我军正继续对藏在一两个山洞里的八路军展开攻击的场面。视察了缴获的战利品后，我又向田浦联队长下达了彻底捣毁八路军根据地的命令。按照我的命令，第一联队在鲁家峪烧毁民房800户，攻击山洞时部队还使用了毒气，致使约100名八路军干部死亡。另外还残杀了在鲁家峪一带避难的村民235人。在此次扫荡中，有100多名妇女遭强奸，其中有的孕妇还被剖开了腹部。对于捕获的约50名八路军俘虏和嫌疑人，我又下令将他们押往玉田县城，并在那里尽快结案。部下在押解途中又杀害了其中的5名俘虏。”
铃木所称的“彻底扫荡”，其结果却令人触目惊心。幸存者张俊金在抚顺法庭上，就铃木部队在鲁家峪使用毒气残杀村民的罪行做了如下证言：引自张俊金关于铃木启久部队在遵化县鲁家峪村施放毒气的证词（1956年6月9日），（1）—119—1，574，第27—29页。《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62—463页
鲁家峪的幸存者张俊金“1942年阴历三月初二（4月16日）午后，铃木部队包围了我们鲁家峪。日本鬼子从山洞里把李善、王井同、陈玉坤、徐德胜、于长万、孔建明等七位老人拉出来后就用刀砍死了。然后又把这些尸体扔到李有学家的梨窑里点火焚尸；70多岁的刘清池老人被日本鬼子绑在了大谷门口南面的树上，敌人先用棍棒狠打，随后又点燃干柴将他活活烧死；60多岁的李风林是被敌人用石头砸死的；50多岁的李树坤被刺刀捅死；张井元则是中弹身亡；躲藏在单阴背山一个山洞里的刘俭、卫殿英、刘保和等人是被毒气熏死的；李有中家后山的山洞里，也有16个农民被毒死。李长志一家10口人中竟有6人被毒气熏死在这个山洞里。而李长志的父亲则是被敌人用棍棒打、线香烧，折腾了四五个小时后，最终烧得全身冒油而死。
“这次大扫荡，日本鬼子在鲁家峪连续驻扎了16天。被烧死、熏死、打死的村民竟达200多人。其中丰润县六区薛家屯的铁连发一家7口是到我们村来避难的，但他的两个儿媳妇、一个孙女及一个孙子都在这里被毒气熏死了。他的一位18岁的姑娘中毒后先被日寇轮奸，最后又遭到了枪杀。另外，铃木部队还烧毁了民房1900余间。”（立柱与立柱中的空间称为间，当地农民的家大体是3间）
去年秋天，我到鲁家峪采访了69岁的张俊金。据他讲，他在山洞里被毒气熏倒后，与其他人一起被日军关进了张景森的东屋里。此后，这70多人又被分成两批押到一个薯窖前，在这里，日军将这些人一一杀害后又扔进了窖里。当时，张俊金逃跑未遂，被抓回后令他跪在窖前准备砍首。一个日本兵嫌他的衣领太高，就伸手把他的衣领往下翻了翻。这时他乘机咬住了那个日本兵的手指，另一个日本兵见状，抬脚就把他踢下了薯窖，顺手又向他开了两枪。幸好不是致命伤、直到半夜他才被乡亲们救了上来。
姬田光义的《又一个三光作战》中，已详细记录了鲁家峪惨案的整个经过，至今张俊金的后背上仍留着一块很深的伤疤。
据说在1940年前后，八路军就已经在鲁家峪设立了兵工厂、炸药厂、被服厂、卫生院、电台及报社等机构。当时的鲁家峪也是冀东中部的抗日指挥中心。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推进毒气战的日本机关
栗屋宪太郎·吉见义明合著《十五年战争绝密资料18·毒气战相关资料》《十五年战争绝密资料集》（18）《有关毒气战资料》。的说明中，曾披露了日军在毒气研究、制造、使用、训练等方面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现摘录如下：
“陆军科学研究所的第二部、第三部以及陆军第六技术研究所负责毒气的研究与开发；广岛县大久野岛（毒气之岛）上的东京陆军第二兵工厂忠海兵器制造所负责大量生产毒气瓦斯；而福冈县企救郡的曾根兵器制造所则负责将毒气填充到容器中。1933年创立的陆军习志野学校设有化学战应用专业，约1万多名各级现役军官曾在这里接受过训练。此外，该学校还深入到各部队为士兵们讲授化学战方面的知识，从而使得各部队在今后的中国各个战场上，都能独立地开展起了形形色色的毒气战。1939年8月，关东军化学部（满洲五一六部队）在齐齐哈尔的郊外成立。该部除了完成大规模毒气试验、训练等项目外，还配合七三一部队共同开展起了毒气方面的活体试验。”
在战后的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上，西俊英曾作证：在1939年的“诺门坎事件”中，七三一部队首次实施了细菌战。该部队在哈尔哈河里投放了伤寒菌、副伤寒菌以及赤痢菌。见《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对被告西的询问，第353页。执行此任务的是以碇少佐为首的20名敢死队，行动前他们还联名写下了血书。此外，七三一部队还在诺门罕战斗中使用了毒气。
深泽美芳当年负责毒气运输工作。1954年4月21日，他在军事法庭上作证说：引自深泽美好口供（1954年4月22日），（1）—119—2，230，2，第2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1页。
“7月份，按照川根部队长的命令，我和一等兵伊泽返回海拉尔的平站兵工厂，领出4枚甲号毒气弹（每枚500公斤）后，秘密送到了第二野战航空队。四五天后，部队长又命我将一名苏军军官和一名苏军士兵运往海拉尔第一医院。但途中那位苏军军官死亡。到达医院后，经医生尸检才得知他是因中毒而死的。随后连同汽车在内，院方还给我们做了全面消毒。”
另据报道，关东军化学部成立后，还于8月份将泵式液态氰酸毒气弹（50枚，每枚装液态氰酸20公斤）从忠海运到了齐齐哈尔。见武田英子：《从地图上消失了的岛屿·大久野岛毒气工厂》，家庭1987年版，第103页。
另外，原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长斋藤美雄在抚顺军事法庭的供词中，也谈到了习志野学校和关东军化学部联合搞毒气活体实验的情况：
“1940年4月，我从陆军技术本部习志野学校来到了毒气试验场。同时，我还命令部下押解来了供试验用的30名中国人。引自斋藤美雄口供（1954年12月11日），（1）—119—2，20，1，第4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2页。”（斋藤未交待试验地点及毒气种类）
飞松五男的供词中说：
“1940年5月中旬，关东军化学部在新民县辽河左岸堤防附近，对奉天甲种后备干部们进行了毒气应用培训。当时，队长南部吉让命令关东军化学部的轻型坦克牵引着喷洒车在长200米、宽400米的区域内喷洒了持久性毒气。毒气漫延后导致100头羊死亡，并使这块土地一年内不能耕用。引自飞松五男笔供（1954年9月6日），（1）—119—2，673，1，第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2页。”
渡边国义指渡边国义笔供（1954年8月8日），（1）—119—2，693，1，第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1—446页。原是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的炊事班长。不过在1944年后的毒气训练中，他也曾担任过助手。可能是保密级别所致、渡边未能参加1940年秋举行的那场“氰酸弹”的空投试验。见厚生省引扬援护局史料室《我国化学武器技术史》，原陆军中将小柳津政雄著：《化学战研究史》。然而因跟随部队多年，他还是供述了关东军化学部搞毒气活体试验的一些情况：
“1940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关东军化学部特种汽车队第一联队材料厂的新兵们，在海拉尔机场以北村路及草地上喷洒了糜烂型及持久型的毒气。喷洒面积200平方米，使用杀伤力1000人，持续时间一周的毒剂100公斤。喷洒后导致路边的农民6人死亡，50人手脚溃烂。
1940年7月，关东军化学部特种汽车队第一联队材料厂的新兵，在富拉尔基（现齐齐哈尔市区以西）以东的村路及草地上，喷洒了糜烂型及持久型毒气。喷洒面积2000平方米，使用杀伤力1000人、持续时间一周的毒剂100公斤。导致路过的农民5人死亡，25人手脚溃烂。
1941年11月，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在富拉尔基的实弹训练中，导致地头上的农民80人中毒。
1942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的300人，在扎兰屯（地处哈尔滨与海拉尔之间，属呼伦贝尔盟管辖）西南60公里之处，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毒气效力测试。施放糜烂型及持久型毒气后，导致农民3人死亡，70人手脚溃烂。
1942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的300人，在扎兰屯东南60公里的山地进行毒气效力测试。施放糜烂型及持久型毒气后，导致当地农民4人死亡，30人受伤。
1943年1月，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在扎兰屯东南80公里处的山地上进行了毒气弹发射训练。共发射大型红筒（喷嚏型）50个，大型发烟筒50个，红色迫击炮弹30枚。
1943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的300人在碾子山（今属内蒙管辖）东3公里的山地中，施放了糜烂型及持久型毒气，导致农民3人死亡，50人致残。
1943年9月中旬，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在扎兰屯进行了糜烂型毒气及喷嚏型毒气弹的发射训练，导致当地农民3人死亡，40人致残。
1944年8月中旬，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