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将连接武昌与九江、南昌的铁路,及南昌到杭州,南昌到潮州的各线铁路建造权,让与日本。
6.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如需外国资本,先向日本协议。
7.日本人在中国有传教之权。
以上就是“二十一条”的全文。这些条文无不杀气腾腾,苛刻至极,却硬是被袁世凯举重若轻,化解于无形。
可要是这么说,就会有人反对了,如果说袁世凯并没有在“二十一条”上签字,那为何国人皆指袁世凯卖国呢?
这个,这个……这个对于袁世凯的指责,是因为在东京,又有人提出了比“二十一条”更狠辣的“十一条”,提出“十一条”的人为了脱身,就拼了命地把屎盆子往袁世凯脑壳上扣,最终导致袁世凯无罪空负千载骂名。
是谁这么胡来啊?
【10。孙文先生的“十一条”】
为了解决“二十一条”危机,袁世凯一面命顾维钧易妆潜入英美大使馆,一面派蔡廷干于1915年2月11日将消息泄露给英国记者端纳。端纳和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里循,一块把“二十一条”的全文,给《泰晤士报》以及英国公使朱尔典发了过去。
按说从泄露到披露,中间应该有个时间段。
但是没有。就在2月11日,在东京,中国留日学生千余人冒雨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
两个星期后,也就是2月25日,流亡日本的陈炯明、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钮永键发表通电,要求暂停革命,一致对外。
三天后,中华革命党领袖孙文发表讲话。略谓:
弟在南京首先除去会党之禁,悉使自由立党立会。及解职回粤,以粤为洪门最发达之省,故思从吾粤入手,使其立案,自由公开,为改良进步之办法。商之胡汉民,胡大赞成。弟遂授意黄三德上呈以请,其与黄联名者则外交司陈少白,税务处监理官史古愚,比胡之属僚也。而是时适陈炯明为军统,握兵权,锐意办匪,而彼并嫉会党,力阻其事,谓彼必俟土匪扫来之后,否则土匪窜入,会党更难收拾。胡不能强夺其意,而弟之目的,又不能达。此事应追怨陈炯明,其次胡汉民身为都督而不能制陈,致受阻挠,亦非无过。
孙文这个讲话,很有意思。简单说来,就是陈炯明明确提出反对“二十一条”,而孙文则指责说:陈炯明是个大坏蛋,他嫉妒江湖兄弟。你们不要跟他混,跟他混是没有出路的。
好像话没说到一块去。
很快就会说到一块去了。
话说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冒雨抗议“二十一条”之后,日本报纸很不满意,纷纷指责孙文的中华革命党在幕后操纵。
对此,孙文明确否认。
最激烈的党人戴季陶,奉孙文命发表公开讲话,略谓:
……有人作为个人,只是为了某种利益而参加活动……但不是作为革命党员参加这一活动的。公使馆散布如此流言,目的是败坏革命党名声,使革命党甚感难堪……
戴季陶的这个讲话,耐人寻味,他的意思是说:反对“二十一条”,是很丢人的事情,说中华革命党反对“二十一条”,让中华革命党真的很难堪。而戴季陶所称的“有人”则是指陈炯明、黄兴等,指责他们反对“二十一条”,是另有所图。
有什么所图呢?
不太清楚,戴季陶不解释,因为他认为你懂。就在他发表公开讲话两周后,孙文先生致函日本外务省政务局局长小池张造,提出中日盟约草案“十一条”。
那么,孙文先生的“十一条”,又是些什么内容呢?
此“十一条”者,系1915年2月5日,孙文并陈其美,与满铁株式会社方面所签订的《中日盟约》,史上简称“十一条”,内容如下:
1.中日两国互相提携,其他国家若对东亚有重要外交事务,两国应相互事先通知对方。
2.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国所用武器、弹药应与日本采取同样制式。
3.中国陆海军若聘用外国人,应首先聘用日本军人。
4.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若聘用外国人时,应首先聘用日本人。
5.为中日经济协同发展,设立中日银行,并在中国各地设立分行。
6.中国经营矿山、铁路、航运,若与外国合办,应首先考虑日本。
7.日本帮助中国改良弊政。
8.日本帮助中国整顿军备,建设健全国家。
9.日本赞助中国改正条约、关税独立及撤销领事裁判权等。
10.上述内容未经两国外交当局及本盟约签字人同意,不得与他国缔结。
11.本盟约有效期为十年。
王忠和先生所著《袁世凯全传》第343页中说:
盟约签订后,满铁向孙(文)提供了三十多万的经费。孙的做法在革命党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反感,有人称他为“中国的李完用”(李为要求与日本合并的朝鲜卖国贼,原作注)。
孙文担心袁世凯真的会接受“二十一条”,那样一来他在日本人眼中岂不失去了价值,于是迫不及待地于1915年3月14日,通过其老朋友犬养毅把他的“十一条”传达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局长小池张造。在信中,孙文对他的“十一条”与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基本相同表示欣慰,又说袁世凯不会对中日提携有诚意,以向日本政府输诚效忠。如果日本帮助自己打倒袁世凯,而执掌中国最高政权的话,他应允将给予日本比“二十一条”更为优厚的利益。
【11。东京这边有点儿乱】
王忠和先生在他的《袁世凯全传》第342页中,还说道:
1914年5月11日,孙文就曾写信给大隈首相,做过类似“二十一条”的口头许诺,只是,大隈认为孙乃在野之人,因此不大重视他所开出的空头支票。孙的两封信的复印件,于1986年被日本人公之于世。
这些日本人,真是太不像话啦,居然把孙文先生这些糗事全都给倒腾了出来,他们想干什么?
日本人想干什么,那是日本人的事,我们就甭管了。继续说孙文先生。袁世凯并没有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却仍然背负千秋骂名,可见出卖国家利益这种事,真的不能干啊。既然如此,那孙先生这么个搞法,又是何苦呢?目的何在呢?
王忠和先生解释说:
孙的这一系列谋划都是以国家利益为交易,想借重帝国主义扶植自己上台。此事或许知道的人极少,或许因为没有成为事实,遂慢慢为人所淡忘,以后的国民党当局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不再提这一段历史。不过,孙的这些举措很为当时的人们所诟病。
当时的人们怎么评价,我们先不管。先来说说我们自己,我们教育孩子,第一要义就是要认清是非,知道如何评判一个人。一个人做什么事,他就是什么人。当跌倒时,我们不能趁机抓住扶我们起来的人反咬一口,同样,我们也不能抱着劫匪叫亲爹,人家认不认你,还两说呢。
可这个基本的是非判断准则,搁在孙袁这里,就出了岔子。明明是袁世凯力挽狂澜,独撑危局,以巧妙的手段化解了“二十一条”危机,维护了国家利益,我们却非要骂他卖国,甚至昧着良心造谣说他在“二十一条”上签了字。而孙先生弄出来个比“二十一条”更狠的“十一条”,我们反倒认为他有礼有节,爱国爱民,那么我们的脑子,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孙先生这么个搞法,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只要日本帝国主义扶持孙先生上了台,搞死老袁,革命就算成功了。要是照这么个说法,孙先生上台之后,也是不会在“二十一条”上签字的,可现在袁世凯就不肯签,那为啥非要搞掉他呢?若说袁世凯不代表人民群众,你孙先生也只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啊,和袁世凯代的是同一个表,那这么恶搞又有何必要呢?
最要命的,是梁启超对此事的评价:
我对孙君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在现代这种社会里,不会用手段的人,便悖于“适者生存”的原则,孙君不得已而出此,我们也有相当的原谅。但我以为孙君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败者,亦未必不在此。
用现代的思想理念,重新解读梁启超先生的这段话,意思就是说:政治家的职责,不在于亲劳亲为做具体工作,而在于为社会制订一套良性规则,传布诚信正直的理念。政治家万不可施展骗子手段,你骗,大家也跟着骗,全社会一起来骗,最终把个美好人间,生生弄成了骗子横行的恶狱。所以骗子政客以骗局得逞,却让社会付出了规则沦丧的惨重代价。
总而言之,政治家必须要以正直诚实为准则,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不是这么回事,那么你铁定遇到骗子啦。
总而言之,孙文的这个“十一条”,很快就走光了,袁世凯大怒,指控中华革命党胡来,偏挑这节骨眼上添乱。于是黄兴和陈炯明急忙发表公开信,声称绝不会趁这个时候再搞革命,这个时机不对。
见黄兴又跑出来说话,孙文很不满意,遂写了封信,给黄兴送去。略谓:
癸丑之役,文主之最力,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若公以徘徊为知机,以观望为识时,以缓进为稳健,以万全为商榷,则文虽至愚,不知其可……
孙文的意思是说:都怪你,都怪你黄兴,怪你怪你都怪你。
黄兴却顾不上跟孙文扯皮,他不知所措地只会摇头否认孙文要求和日本签订密约的事儿。陈其美的秘书黄实奉命到新加坡、美国、日本等处发言,赌咒发誓曰:曾日月几何,宁肯举祖国之河山,移赠他族!
这时候孙文才发现,原来舆论的矛头正指着他,于是急忙丢下陈炯明、黄兴,彻底否认自己要求和日本签订密约的事,并举了一个极为形象的例子:
今举一例,有一浪子本无家产,而难将他人家所有之财产凭空指卖与人。试问谁人肯为买主?家产且不能,况国权等乎?党人之不能干与交涉,此理至易明也。又有谓党人不去日本,心迹终不能明,不免有多少关系。
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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