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多方面的接触，但双方关系并无实质性的进展。一方面，孙中山还未最后下决心放弃在中国实践英、美民主制度的意图；另一方面，他还需要时间以密切观察苏俄政权的稳定程度，思考苏俄革命经验于中国的具体途径。
20年代，孙中山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这就是如何调适在学习苏俄一党制经验和排拒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两者关系之间的矛盾。孙中山仅把十月革命视作革命成功的榜样，而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充满疑虑。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重申了他对中国正统思想——“道统”的信念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1922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会见苏联代表达林，对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的前景表示怀疑。但是就在这时，苏联实施重大策略转变——“新经济政策”的消息传到中国，使孙中山大为振奋。孙中山反复向其追随者宣传，由于已经允许私有制存在，苏联已放弃共产主义，而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若相契合。孙中山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实际上表明苏联已采用了三民主义。尽管孙中山减轻了对苏联的疑虑，但最后仍以《孙文越飞宣言》表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拒绝。
在拒绝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后，孙中山表示要“以俄为师”。至于向苏联学习什么，孙中山则有明确的限定：学习苏联的“办党经验”和建军经验。学习苏联“以党治国”的经验，以党领政，以党训民。在《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中，孙中山认为，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可为我们模范”。孙中山希望运用苏联建党、建军经验和其他政工经验，把国民党改造成类似于苏联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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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美］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
② 参见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2年版，第5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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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那样具有铁的纪律和绝对服从领袖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党。孙中山对苏共与工农群众的密切联系也深感兴趣，希望国民党也能像苏共那样，发挥现代政党的政治动员功能，从社会基层寻求新的力量。孙中山对中国百姓的政治和文化素质持悲观态度。他认为中国人民由于长期生活在专制之下，未能接受现代教育，与现代国民的水平相距遥远，以这样的国民素质不能迅速适应并享受现代民主政治。“夫以中国数千年专制退化而被征服亡国之民族，一旦革命光复，而欲成立一共和宪治之国家，舍训政一道，断无由速达也”。①因此，国民党有责任以“保姆”身份“训导”、开化民众，才能为国家进入未来的民主宪政阶段培植基础。“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②1924年1月，在苏联与中共的帮助下，孙中山按照苏共的模式正式改组了国民党，以“民主集权制”的形式建立了从中央到基层的组织。但是孙中山的最终目标仍是要在中国实行类似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吸取苏共的经验只是为达到目标所施行的重要策略手段。因此，孙中山虽明确规定，一俟北伐结束，国家即进入国民党统领一切的训政阶段，但他同时又指出，“以党治国”的训政阶段只维持六年，“保养”、“教育”民众的目的是“要待主人成年之后还之政也”。一经地方自治完成，执政党将还政于民，举行国民大会，进行自由选举，国家最后进入民主宪政的阶段。
1924年后，国民党正式确立了党治形式，国民党不仅通过全国党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是中央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而且还通过党的领导人兼任政府要职控制国民政府。为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国民党在军队中也建立了党代表制度。1928年后，国民党保留了广州武汉时期的大部分党治形式，但又对其作了重大修正，逐渐形成国民党党治国家的基本特征：
1、党军统帅同时又是党的领袖，党的领袖通过统帅党军，实际支配全党直接听命于领袖的党军，则是维系党和政权存在的最重要柱石。
在1924—1927年的广州、武汉时期，党军只是服从党的武装力量，在理论上党军统帅并不是党的最高领袖。但是由于军事活动在中国的极端重要，党军统帅的地位也随之迅速上升，实际上成了支配党的最有力人物。1928年后，蒋介石取消了军队中党代表制度，军队成为他巩固权力的最有力的工具，蒋介石也随之成为国民党与国民党政权的权力核心。
国民党拥有直接掌握的军队始于1924年5月在广州黄埔创办的中国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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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中山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3页。
② 《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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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1924年1月，“为把革命的事业重新创造”，以“奠定民定民国的基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一个由国民党直接领导的军事学校，为革命培养军事骨干力量。1924年5月3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同年10月，由黄埔学生组成的教导团成立，随后扩充为两个教导团，完全按照苏联红军政治和军事经验进行训练，并在连以上设立党代表作为党领导、监督军队的保障。次年4月，教导团正式易名为党军，由蒋介石担任党军司令。蒋介石把党军看成自己的权力基础，影响迅速扩大。1925年8月，党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兼任军长，逐渐掌握了广东国民政府；1926年5月，又以国民党军内实力派身份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大大加强了再党内的支配性地位。北伐期间，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党政机构内的阵地。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凭借军事实力，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实际上独揽了党政军大权。至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1928年10月训政开始，又在党内任中常会委员、中政会主席，集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总司令于一身，成为控制国民党党政军的最高领袖。“法无定规，全从人转”，蒋介石以党军作凭借，逐步控制国民党，进而一身兼任党的领袖和党军领袖，从而完全支配了国民党，是国民政府政治发展的最显著的特征。1928年后，蒋介石不管担任什么党政职务，始终不肯放弃对国民党军队的控制，国民党军队成为维系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存在的最重要的柱石。
2、国民党通过掌握的政权把它的组织和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强化国民党的统治。
国民党自认为在政治上大大高于北洋军阀的地方即在于它有一套移植于苏共的现代政党的组织形式。《训政纲领》规定，训政期间“厉行党治”，国民党“代表人民负建国大任”，“以党来管理一切”，“一切要由党来负责”。①国民政府各级组织均受党指导，国民党不仅在中央建立了以党统政的党政互动体制，还建立了从中央执行委员会到省、市、县党部的垂直领导机构，并在各类产业、社会、文化、教育机构以及海外华侨集中地相应地建立了党组织。为了全面控制社会生活，国民党从中央到省、市都设有组织、宣传、民众运动、社会、海外工作等各个部门，竭力把国民党的影响扩大到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以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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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载《蒋总统集》第1册。台湾“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委会1968年版，第1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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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来支配国家，使中华民族在党的训政下讨生活”的局面。①
3、作为体现党理念的党化意识形态，负责解释历史与现实的一切现象，并通过行政权力使其社会化，以抵御其他意识形态对权力中心的威胁。
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十分重视建立并完善党化意识形态。国民党自认为高于北洋军阀的另一方面即在于它有其理论系统。国民党统治中国理论上的“合法性”即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了维护其现实统治的“合法性”，国民党垄断了三民主义的解释权。在戴季陶、蒋介石和陈立夫、陶希圣的解释下，三民主义成为可以给现实生活中国民党各项政策提供全部合理性依据的高度灵活的意识形态。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极其宽泛性，有关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今天与未来，所有人类社会的问题均可以从中找到答案；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又有极其严格的规定性，举凡一切不利于国民党现实统治的思想和行为，均在排斥之列。在国民党的精心设计下，三民主义成为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的中国“道统”的集大成者，体现了中国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