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 第2部分

　　　　
　　　　我的父母都不是知识分子，父亲因家贫，12岁就在电镀厂做童工，被累得大吐血，是靠着做伙伕的舅舅的抚养，才读了小学和陆续读完初中。但是父亲爱看书，最爱读的就是历史书籍，诸如蔡东藩多卷本的《中国历朝演义》。可能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加上那时小学生的家庭作业很少，我在“文革”前的小学阶段就看了《红旗飘飘》、《星火燎原》、《革命烈士诗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氓》、《青春之歌》等一大批那个年代的革命书籍，也喜欢读《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五四以来老作家的作品。我的一个小学同学的父亲是中学历史老师，看到他家的书橱里有一本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令我羡慕不已。
　　　　
喜欢读书，加上自己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很自然地就对学者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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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载《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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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有一份很深的同情，在南京大学北园“文革楼”（“文革”结束后恢复原名“教学楼”）的阶梯教室里，我亲眼看到南大地理系主任任美锷教授被批斗，也看到“文革楼”底层橱窗里张贴的匡亚明校长手写的“认罪书”和挂着牌子在校园低头扫地的“反动学术权威”。
　　　　
　　　　我是小学生，但因为父亲是“右派”而被禁止参加庆祝国庆17周年的全市小学生游行队伍，我也没能参加1966年的“大串联”，但是心里总有不甘，也想“经风雨，见世面”。1967年4月底的一个夜晚，我和两个同学跑到南京的下关火车站的车场，爬上一辆敞篷货车去上海，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去上海。我们担心到了上海后出不了车站，第二天上午就从南翔站下了货车。在那儿我和两个小伙伴分手，他们在上海都有亲戚，我一人直奔南京路，要去亲眼看看在书本上早就熟悉的这条有名的街道和大名鼎鼎的、当时中国最高的建筑——二十四层楼高的“国际饭店”。那一天，我一直在南京路和外滩游荡，在外滩大楼的墙壁上，我看到了“炮轰韩先楚”的大标语，晚上我花了几角钱找一家浴室住下。两天后，我又一个人回到南翔，天空下着雨，沿着铁轨走了很远，在一个青年铁路工人的指引下，爬上一辆将要开往南京的货车，躲在篷布里，到了苏州，在车站的小广场转了一圈，再爬上同一辆货车回到了南京。这一次短短几天的“经风雨，见世面”，给我带来最大的收获就是锻炼了我的毅力和勇气。
　　　　
　　　　成长在“文革”动荡的岁月，作为“黑五类”子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饱受白眼和歧视，高尔基的《在人间》和《我的大学》成了我精神上的向导，南京大学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大学”，我在那儿不仅看了无数的大字报，还见识了许多“新事物”。有一次我游逛到北园的一排简易平房，发现里面住着一群来自安徽凤阳的农民，男女老少都有，他们都持有所在公社大队为他们提供的证明，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然后是几句话：某某某是贫下中农，因遭自然灾害，外出要饭，请予帮助！
　　　　
　　　　在那个年代，我生活在一个由旧书本构成的虚幻的世界中，虽然都是杂乱无章地读书，却渴望灵魂的自由。1966年深秋，我读了一本鲁迅的集子，里面收有《无声的中国》，惊奇鲁迅几十年前的话还是那么有现实性。一本《中国分省地图集》和一本《读报手册》几乎被我翻烂了。我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是“挑高箩”的（南京话，即“收废品”的），我经常去他家翻看他父亲收购来的《参考消息》和《旅行家》等旧书刊。
　　　　
　　　　在我青少年时代的精神世界里，虽然在内心一点也不认同眼前四处弥漫的暴力和狂热的个人崇拜，但是共产理想主义仍然焕发着强烈的思想魅力，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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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的一天，在我家隔壁的南京市某汽车配件公司营业部，我很偶然地看到一份《参考消息》，知道了格瓦拉在遥远的玻利维亚被捕遇害的消息，也知道了中国不喜欢他的“游击中心主义”，但心中仍充满对格瓦拉的崇敬。就在我读《讨瞿战报》上刊载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的同时，《瞿秋白文集》中的那首《赤潮曲》我已能一字不落地全部背下，至今仍未忘记。
　　　　
　　　　70年代初，我家搬到更差的房子，但是对于我而言，这间阴冷潮湿的住房却透着光亮，因为南京市某重点中学被封存图书的留守处就离我的家不到10米，我的身边竟有这样的宝库，让我兴奋不已！我通过看管图书的姜老先生，读了大量的中外著作，特别是俄苏文学的作品。那些理想主义的英雄和共产革命的先驱：拉赫美托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怎么办》中的主人公）、约翰·克里斯多夫（罗曼·罗兰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李大钊、恽代英、刘伯坚、季米特洛夫、台尔曼、伊巴露丽，好像是一座座灯塔，在我心头闪烁。说来非常矛盾，那时的我一方面愤怒于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和斯大林对中国的霸权行径，另一方面，又把“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已逝去的“中苏友好”的岁月联系在一起。1969年9月越南胡志明逝世的时候，我正在读瞿秋白的《饿乡记程》和《赤都心史》，看到胡志明主席遗嘱中针对中苏分裂所写的那些沉痛的话，非常感动，甚至内心里渴望重新回到“中苏友好”的年代。
　　　　
　　　　那时，有关苏联的消息，内容极为单一。1969年底，中国半公开大量发行了一本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书籍，这就是几个日本留苏学生写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作者站在同情、拥护中国“文革”的角度，披露了一些苏联的现状，我就是从这本书知道了在莫斯科还有一所专门吸收亚、非、拉国家学生的“卢蒙巴各族人民友好大学”。（2008年1月，我认识了该校东方学系前主任马斯洛夫，他操一口流利的中文，那天我们交谈很久；作者注。）在“文革”初、中期，只能从蛛丝马迹中捕获更多一点苏联的信息，当时从正面的角度少量披露苏联和东欧情况的只有一个报刊，这就是由越南华侨协会主办的中文周报《新越华报》，上面会刊载一些有关苏、越关系，越南和东欧、古巴关系的报道，我每周都会去市外文书店买一份《新越华报》，有时也会买一份《朝鲜》画报。只是因为那时的《朝鲜》画报偶然也会有一些有关苏朝关系的内容。
　　　　
　　　　然而书本终究不能代替现实，我活在当下，这是一个坚硬无比的现实世界，随处都见到赤裸裸的暴力和恐怖。1966年9月，我曾亲眼目睹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的红卫兵，押解着南京市近千名被泼了满脸墨水、赤着脚的“牛鬼蛇神”在全市进行大游街。在我家附近的街角口，有一对山东老夫妇每天早晨出摊卖煎饼裹油条，有一天我发现，正在摊面做煎饼的老汉的衣服的前襟上被缝上一块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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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上面写着“国民党兵痞”。
　　　　
　　　　我从小就生活在南京，这儿的一砖一石，山山水水，都渗透着浓郁的历史沧桑感。我的一个小学同学的父亲是20年代的共产党员，我和他家也是邻居，老人的经历非常丰富，也喜欢看书，他曾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后做过中共苏南某县的县委书记，曾和恽代英同在中共上海法南区委从事地下工作。老人认识许多著名的中共领袖人物，被国民党逮捕后进过苏州反省院，出来后脱党，40年代后期又回到革命队伍，50年代因“潘杨事件”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林彪事件”发生后，老人被几个军人带去北京审查一年多，要他交待和一些重要人物的关系。老人从北京回来后，我去看望他，老人说，有关人员一再要他谈康生的历史和对康生的看法，他因知道康生的厉害，始终都没吐一字，所以才能平安回来。在那些年，我每隔几天都会去和老人聊天，山南海北听他聊中共早期的历史，“顾顺章事件”和“海棠村事件”就是他最先告诉我的。
　　　　
　　　　当然我的生活和“历史研究”无关，和任何“学术”无关，从16岁起，我就成了一个工人，1971年后，大学重新恢复招生，在南京的街头上经常可以看到戴着校徽的“工农兵学员”，可我知道，自己和他们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我虽然已工作，但读书却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可以说这是我几十年中读书最认真、最勤勉、最有心得的阶段。1971年“林彪事件”客观上大大推动了国人思想的“脱魅”，此前，我就已对社会的主流意识多有怀疑，特别是在中共九大上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林彪的部下大量进入政治局，军队影响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父亲说了一句话：“物极必反”，就隐约觉得林彪迟早也要出事。在我的单位传达批判《571工程纪要》时，有一位同事，他是1963年的高中毕业生，因家庭问题而未被大学录取，他就以半调侃的态度说：林秃子恶毒啊，竟然污蔑伟大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