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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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录
　　　　　　　　　　　　　　　　　　　　　　　　　　　　　　　　　　　　　　　　　　　　　　　　　　　　　　　　







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代自序）／1


南京十年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3
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再思考／18
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20
力行社的成立时间及组织层构考释／39


“太子”孙科
论大革命时期的孙科／49
从拥蒋到反蒋：1928—1931年的孙科／59
民主与集权的悖论：孙科与《五五宪草》／71
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82
抗战胜利前后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兼论孙科的“多变”／93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110
孙科的晚年岁月／126


革命词语
重新认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135
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139
抗战前夕延安发生的一场争论／150
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抗战时期根据地的教育／162
“新人”的诞生／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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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207
历史漩涡中的朱瑞／217
沙飞：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的一颗沙粒／221
革命女性陈琮英／228

时代遄流
鞍钢工人与“鞍钢宪法”／235
“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244
能不说丁玲？／257
初读《杨尚昆日记》／270
读《七律·有所思》／279

观察与史料
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289
小人物，大历史／300
当代中国史史料的若干问题／324
台北所藏大陆20世纪50—60年代资料过眼录／332
海峡两岸孙中山研究的趋同／339
反思中的开拓——茅家琦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见解／344
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350
难忘吐露港畔的“学术家园”／385


后记／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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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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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①
　　　　
　　　　
　　　　
　　　　
　　　　19世纪中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时期，当时，面临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古老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与传统的农业社会迥异的、现代性逐渐增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条道路在中国充满了深刻的矛盾和冲突。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既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也一次次丧失了历史赐予的难得机遇，长期在通往现代的旅途中蹒跚而行。中国变革的艰难无疑与前现代社会的历史遗产有关，也与中国政治中枢的政策选择密切相连，同时它还受到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巨大影响。中国以迥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有方式实行社会转型，无论它的成功还是挫折都丰富了人类的经验宝库，为众多的后发展国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基础
　　　　
　　　　
　　　　数十年来，一个长期在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如果没有1840年开始的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能否主动开始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从而完成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尝试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国所承袭的巨大的遗产中，包孕着可诱发现代社会的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可刺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但是，作为总体特征的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它严重阻滞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成长，如果没有外来刺激，即使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也无法出现资本主义，中国仍将处于前现代状态。
　　　　
　　　　作为1840年在亚洲东南沿海与西方列强相通的东方大国的中国是长期被西方思想家所钦羡的对象：一个以皇权为核心、职能分明的中央集权官僚政府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统治着4。5亿人口；在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土上有效地行使着治权；儒家学说中的道德主义和礼仪规范起着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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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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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功能；美轮美奂的巍峨宫殿和精美绝伦的工艺珍品体现着中国人的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虽然自然灾害不时减少中国人口；但精耕细作的农业还是大体上维持了中国人的温饱。总之；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尽管不时发生社会动荡和灾荒；但它总是能自我调适；在经历周期性的社会震荡后；重新恢复社会的稳定与繁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西方长期钦羡、长期保持强大和繁荣、充满自豪与自尊的东方大国；在西方列强的炮舰侵略和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却不能再保持昔日的光荣并适时调整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重新汇集新的社会力量和自然资源；从而有效地融汇传统与现代因素；以富有活力的转换方式；在西方和近邻日本的成功示范效应的影响下；迈人富强之途。其原因何在？
　　　　
　　　　政治是传统社会的决定因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前现代社会制度构成中最有现代因素的部分就是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柱——中央集权官僚制，然而也就是它本身的结构性的重大缺陷阻碍了中央集权官僚制向现代政府制度的转换。
　　　　
　　　　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在皇帝之下，内阁、省、县的垂直的行政系统有专门化和职能划分的特点，按照法律和惯例有效地掌管国家行政事务，垂直的监察系统直接受命于皇帝，负责监督各级官吏，以保证政令的执行。不受阶级和财产限制，在科举制基础上建立的官员升迁系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对维系中国官僚制度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操作层面上，这样的官僚制度，与依职能分层、各司其责的现代政府制度并不构成严重冲突。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两点：第一，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对基层的统治力量较弱，朝廷在县以下的支柱是享有功名的乡绅，中央权力并不能完全达到基层，征税及征集劳役实际上依赖于乡绅。处于家族、宗族网核心的乡绅的行为往往严重破坏了中央集权官僚制的合理化因素。所以严格地说，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只存在于县以上的政府机构，县以下的乡村则处于高度分散的无组织状态。显然，这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能够全面协调社会力量处理公共事务的、完善的社会组织结构是相冲突的。第二，中国官僚集权是以儒家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它以道德伦常为基本准绳，在义务与权利的关系上没有明确的界定。儒家规范虽不排斥个人的成就取向，但人情取向更占主要地位。中央官僚集权制的垂直系统固然保证了政令的通行，然而也带来各级官吏不思进取、因循守旧的严重惰性。加之宗族、家族的因素与政治结构互为一体，为派系斗争提供了永恒的竞技场。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意识形态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它提供了对世界的全部解释，成为不可逾越的治国安邦的基本原则。它是建立在传统的“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观之上的，它的丰富性与普遍性，使中国统治者与士大夫相信儒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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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已穷尽世界一切真理。中国既是天下中心，并有着辉煌的无与伦比的历史与成就，那么中国之外的“夷务”就不在中国人关心的范围之内，①顺理成章，也就对竞争不感兴趣，没有了变革的紧迫感。至于解决中国国内周期性的政治衰败和政治动荡的良方更无需从“异域”寻觅，在包孕万家的儒家学说的众多派别中自有疗救的方案。经过千余年的儒化，这套由科举制为外在体现的儒家意识形态已完全内化于中国人的心理深层，从而成为回应外部世界挑战的巨大的心理障碍。这样，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