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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文艺报》“压制小人物”正好是一个突破口，善于捕捉战机的最高领袖迅速抓住此事，再把战线扩大和延伸。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看到的只是周扬冲锋在前，听到的是他声色俱厉地批判丁玲、冯雪峰，却长久不知道在周扬的后面还有最高领袖的身影。一份当年亲历者的材料透露，1956年冬在中宣部复议丁玲申诉的一次会议上，周扬说：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在周扬讲这番话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在场，他没有对周扬的话表示异议和反对，而了解周扬的人都知道，以周扬的个性、作风和他对毛泽东的尊崇，他绝无胆量捏造毛泽东的讲话于①。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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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于光远：《周扬和我》，第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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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丁、陈反党集团案”的真正决策者还是最高领袖。毛泽东何等细心，对往年旧事都记得清清楚楚，连冯雪峰十年前写的寓言都翻出来，当然不会忘记丁玲在1942年写的《三八节有感》。1958年初，老人家亲自动笔，写了那篇犹如重磅炸弹，置丁玲于绝境的《再批判》，新账、老账一起算，把当年他称赞过的“文小姐”、“武将军”一下打入了地狱！
革命惩戒机制的内在逻辑
在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思索，在40年代整风运动结束至建国初，中共党内已基本不再打“反党集团”，也不再搞大规模的革命内部的“肃反运动”，全党上下同心同德，高度团结，迎来了1949年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反而在建国后新政权已得到巩固，特别是在斯大林已去世，“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声浪高入云霄，苏联开始酝酿纠正斯大林的“肃反”错误，已不再用打“反党集团”的方式来处理思想文化界的矛盾，1955—1956年（1957年7月赫鲁晓夫打“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洛维奇反党集团”是苏共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属高层政治斗争），中国反而重新运用起这种传统的斯大林方式来解决党内问题和社会矛盾：搞过“胡风反革命集团”后，马上整“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肃反运动”刚过去，又搞出一个有别于苏联样式的“反右运动”；其间还穿插打“丁、陈反党集团”、“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等一系列“反党集团”或“右派集团”，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在这个过程中，丁玲的“历史问题”成了套在丁玲头上的一道绳索，所谓“历史问题”是什么呢？就是1933年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秘密绑架，在1933—1936年被软禁在南京的这一段历史。丁玲到陕北后，已向党组织做过多次说明，在1940年的审干中也由中组部对她的那段历史作了结论。可是几年后，丁玲的这段历史在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中又被重新审查，结果给她定了一个“自首”的结论。其依据就是她在1934年被软禁在南京的期间，曾在国民党的压力下，写过一张纸条，大意是：“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讯，以后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读书养母”，小纸条并没有一点反共的内容，而丁玲在南京被软禁期间也没有发表过任何反共言论。丁玲到陕北后没有向党组织交代过这张小纸条的事儿，在1943年审干运动中，主动向党组织谈了这件事，并为此做了自我批判。可是这张小纸条真有那么重要吗？为什么一直被揪住不放？丁玲几十年的革命生涯还不能够证明她的“红”吗？她在共产党最艰苦的1936年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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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保安，那时共产党还没有将来可能在中国执掌政权的迹象，依丁玲的“名气”，她完全可以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过着舒适的写作生活。可是丁玲还是在1936年投奔了陕北，这在当时全国的大牌名流中是唯一的，这还不能说明她的“革命性”吗？
中共高度重视干部历史审查的问题，这对保卫革命是完全必要的，为此在延安时期就完善和强化了对干部的严格审查制度。在长期的敌强我弱的环境下，为了保卫革命，打击敌人，党形成了特有的保持“警惕性”的文化，这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严酷的对敌斗争的环境下，党的组织部门和保卫部门对没有革命军队或根据地的经历，又是知识分子出身的白区党的干部，特别对那些从国民党监狱出来的党员，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只有经过组织的严格审查，那些有白区经历，特别是曾被国民党逮捕坐过牢的同志才能重新得到党的信任。与那些曾坐过国民党大牢的同志相比，出身农民的红军或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战士是幸运的，他们的历史简单，思想单纯，是党最信任的，但是历来党内主持制定审干政策的恰又是以白区干部为主，其中一些人也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他们在厉行严厉的审干政策时，甚至更“左”。
从此，这张“小纸条”的事儿就成为丁玲头上的可紧可松的“紧箍圈”。在50年代中期的“肃反”运动中，为数不少的高级干部也被定为“自首分子”、“变节分子”，多数人只是调整了工作岗位，例如原来是担任省委常委的，以后不能再做常委，而是改做文教单位领导，并非就被组织上一脚踢开，弃之不用，换言之，审干既是“优选法”，也是干部管理中的“控驭法”。如果丁玲“守规矩”，愿做“驯服工具”，它可以不发生作用；如果调皮捣蛋，立即就可以拿这张纸条说事。据原中宣部副秘书长、一届机关党委书记熊复在1978年9月27日写的有关证明材料说：“1952年整风时，作协党支部就提出过丁玲历史问题”。熊复看过丁玲的档案，“向周扬同志汇报上述问题，请示他怎么办。他说，丁玲的历史在延安审查过，没有问题，不要审查了” ①。可见，制度虽然是严格的，但并非完全没有弹性，在更多的时候还是取决于党的领袖和主管领导在操行这套制度时的态度。冯雪峰是长征干部，照样被打成右派；张春桥和江青虽有“叛徒嫌疑”，一直有人揭发，仍深受老人家的信任。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人所周知的中共“叛徒”，也没对姚文元搞株连，在最讲成分的“文革”年代，还步步高升，最后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
令人遗憾的是，革命队伍内部长期以来一场接一场的严酷的斗争，使得“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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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黎辛：《关于〈丁玲冤案及其历史反思〉的辩证》，载《粤海风》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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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同志情谊”逐渐稀薄，及至50年代中期后，革命领袖对有战功的“革命大老粗”有时还有一些“恋旧”；对若干前朝遗老，如章士钊，曾在他年轻时给予过巨大帮助，毛泽东始终给予礼遇；对一些重要的统战对象和国家急需的科学家，毛泽东也给予一定的照顾；而对于那些在历史上曾和他有过较多交往的革命文化人，则几乎没有“恋旧”的表现。冯雪峰是毛泽东在1934年瑞金时代的旧识，丁玲在1936年就到了保安，从此没离开过革命队伍一天，两人都是在革命最困苦的阶段前往苏区的，但是，就为了一些说不上理由的事儿，再掀出“历史问题”（1937年夏秋，冯雪峰因与博古争论，负气离开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回浙江老家两年，1939年回到新四军，1941年“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囚于上饶集中营，后在党的营救下前往重庆做革命文艺工作），说打下去就打下去了。
更重要的原因是革命领袖需建立一崭新的“无产阶级新文化”，50年代中后期后，“左”的思想急剧升温，“无产阶级新文化”的路越走越窄：第一条就是要提拔那些“文化少、知识少”的“青年闯将”。毛泽东在1964年说，“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 ① “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现在他们认输了。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②1970年12月29日，姚文元给毛泽东写信汇报读书心得，也自称读书少，知识贫乏。③和“新生的无产阶级笔杆子”戚本禹、姚文元等相比，周扬这批人各种书毕竟读得太多，受“封、资、修”的影响太深，早已不中用了；第二条，要把那些“旧文化”的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领导不听话者、历史可疑分子、各种“乌龟王八”都清除出去。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周扬曾谈到1957年反右时的情况。他说：“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