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提出了同中国发展关系的三原则，即“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
汪精卫与日本政府一唱一和，随即写下了洋洋数千言响应近卫声明的题为《汪副总裁致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诸同志公开信》的所谓“艳电”。在这封电报里，汪精卫极力吹捧日本侵略者，鼓吹“和平”与“善邻友好”，表示要与日本军国主义联手对付中国共产党，暴露出赤裸裸的汉奸嘴脸。
29日一大早，《南华日报》在头版以通栏标题，刊登了汪精卫的这封“艳电”。
汪精卫出逃河内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引起了全国民众的一片声讨。中共中央指出，国民党主战派与主和派开始分裂，汪精卫的骨头是最软的，在他身上充满了奴颜和媚骨，没有丝毫的民族气节，号召全国人开展讨汪运动。在香港的国民党元老何香凝发表文章，谴责汪精卫认敌为友，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失。
也有不少人认为，汪精卫出逃，是蒋汪联手导演的一出双簧戏，他们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一个主战，一个主和，其实质，都是与日本人套近乎拉关系，只不过是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为此，老蒋的嘴都气歪了：“娘希匹，汪精卫当汉奸，我跟着背黑锅。这一次，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怎样才能处理好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呢？
蒋介石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个好计策：我要先给汪精卫以严厉警告，然后给他一个台阶，让他体面下来。如果汪精卫能够这样，那就再好不过。要是他一意孤行，那就莫怪我不客气。想到这里，老蒋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他已准备了对付汪精卫的两套方案。
1939年的元旦到了，山城重庆没有一点喜庆的气氛。这天上午，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常会，蒋介石、林森、张继、吴稚晖等国民党中常委出席了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将汪精卫永远开除出国民党，撤销汪的本兼各职。就在国民党开除汪精卫没多久，蒋介石派陈布雷和外交部长王宠惠前往河内，找到汪。陈、王带去了蒋介石的口信：只要汪断绝与日本人的联系，一切都好说，可以暂时先到国外休息一段时间，将来复职没有问题。这些，遭到了汪精卫的拒绝。
2月15日，谷正鼎又奉蒋介石之命，来到河内。这次，他带去了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三人的出国护照和五十万元巨款。谷正鼎是国民党中常委，属原改组派的老人，与汪精卫的关系不错。他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中央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要赴欧洲等地疗养，可先送五十万元钱，钱花完了，以后可随时筹寄。但不要在上海、南京等地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汪精卫摇摇头道：“蒋先生的为人，我已经看透了，对他已不抱任何幻想。以前，我因蒋的凶残、自私，反对过他，他用各种方式来排斥我，中伤我，最后竟下流到要绑架我与璧君。我过去几次被他逼出国，要过什么护照？我出不出国，也不需要蒋先生来关心了。”
汪精卫这话，没有丝毫商量回旋的余地。话说到这份上，谷正鼎知道再劝无用，只好请汪好自为之，便告辞而去。此次劝汪失败，蒋介石要执行他的第二套方案了。
头号汉奸—汪精卫高朗街的枪声
高朗街的枪声，使汪彻底失去了对蒋的信任。经历这场劫难后的汪精卫，再也不计什么名利得失，最后毫不犹豫地投进了日本人的怀抱
汪精卫出逃河内后，住在高朗街27号。
高朗街是河内的高级住宅区，很多法国人都居住在这里。一栋栋的楼房，红墙黄瓦，掩映在成片的绿树丛中，环境十分幽静。为了安全，越南方面在这里设有警察署，负责对住宅区的保安工作。
27号原来是朱培德在河内的一处寓所，朱培德离开河内后，房子一直空着。这是一栋3层楼的法式建筑，一条林阴大道直通大门，楼前是一大片碧绿碧绿的草坪，楼后有小院。汪精卫住进去后，非常满意。为了安全，他一直躲在屋子里，除了偶尔到楼前的草坪和楼后的小院散散步，活动活动筋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外，从不出门，与外界的联系，主要是靠秘书曾仲鸣。河内的冬天，非常温暖，红花绿草，到处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春天景象。体弱多病的汪精卫从寒冷的重庆来到这里，呼吸着湿润新鲜的空气，感觉良好，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可他在这里没住上几天，坏消息就接踵而至。先是举国上下口诛笔伐，一致声讨他叛国投敌；接着传来日本国内因各种矛盾激化，首相近卫突然辞职的消息。听说继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对近卫策划的“汪日和平行动”不感兴趣，主张用战争解决问题。这样一来，汪精卫便在河内被冷落下来。
当初痛下决心，准备脱离蒋介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哪怕是背上“汉奸”罪名也在所不惜，而如今却成为扔在路边的一只破鞋，无人问津。汪精卫十分着急和痛苦，再也无意欣赏周围春天般的美丽景色，吃不好，睡不安。
时间转眼到了2月中旬。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按照蒋介石的密令，派出杀手陈恭澍一伙人马已完成了对汪的侦察。就在谷正鼎劝汪失败，离开河内没多久，戴笠下达了行动命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空气清新，马路两旁的棕榈树，在晨风的吹拂下，轻轻地摇曳。在通往高朗街的马路上，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一路哼着小曲，不时回头看看放在车后边货架上的食品盒。
这条林阴大道，是通往高朗街的一条专用马路，平时行人稀少。特别是早晨，刚刚结束夜生活的富人们都还在睡大觉，马路上更是阒无一人。这时，迎面走过来两个商贩，一个挑着担子，一个提着竹篓。当骑车人与他们相遇时，被突然撞倒。他重重地摔在地上，还没回过神来，一把闪亮的匕首抵住了他的后腰：“不准喊，乱喊杀死你。”
这两个商贩打扮的人，就是军统行动组的两名特工人员，一个叫王鲁翘，另一个叫唐英杰。骑车的年轻人是每天为汪精卫送蛋糕的“大上海”糕饼店的外送人员。
原来，汪精卫每天的早点是牛奶、咖啡和蛋糕。来到河内后，开始几天早点没有蛋糕，很不习惯。曾仲鸣便为他在离高朗街不远的“大上海”糕饼店，订做了一回蛋糕。这家糕饼店是一个上海人在河内开办的，做点心的师傅和店里的伙计也都是上海人。“大上海”的蛋糕做得很地道，汪精卫吃了一次，便非常喜欢。从那以后，每天早上，糕饼店的外送人员就为汪送上刚刚出炉还冒着热气的新鲜蛋糕。
陈恭澍得到这个情报后，经过实地侦察，派出王鲁翘和唐英杰半路劫持了送蛋糕人。在行动之前，他们弄清楚了订做汪精卫蛋糕的款式，也如此这般，在“大上海”订做了一个，由余乐醒进行了技术处理，将一剂无色无味的毒药放入蛋糕内。这块经过技术处理的蛋糕，成为剧毒品，人的舌头只要一舔，必死无疑。 王、唐二人将送蛋糕的年轻人掀翻后，唐英杰用匕首抵住他的后腰时，王鲁翘乘机打开食品盒，调换了蛋糕。然后，故意把年轻人上下的口袋翻了一下。年轻人以为是遇到打劫的，浑身打颤，结结巴巴：“我是糕饼店的伙计，身上没钱。你们要钱，我，我再送来，请，请不要害我。”
唐英杰低声说：“今天留你一条活命，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报案，不要告诉任何人，否则我杀了你。”说着，将闪着寒光的匕首在他眼前晃了晃，就将他放了。
“不敢，不敢。”年轻人从地上扶起车，擦了擦满头的汗，跨上车一溜烟朝高朗街飞骑而去。
也该是汪精卫命大。这些时日，汪被日本政府冷落在河内，茶饭不思，痛苦异常。出事的这天，他起得很晚，起来后头痛欲裂，精神萎靡。他喝了杯牛奶，就再也不想吃什么了。一连几天都是如此。送来的蛋糕一直放在那里，时间一长，蛋糕不新鲜，汪精卫就把它扔进了垃圾箱。汪精卫逃过了这一劫。
再说戴笠到香港后，马上通知陈恭澍刺汪行动要抓紧，动手地点改在汪的寓所，将汪精卫和陈璧君杀死在床上。
于是，河内行动小组按照戴笠的布置，紧张地活动起来。陈恭澍派出唐英杰侦察汪宅，弄清汪精卫的卧室。唐英杰回来后，画了一张汪精卫卧室的草图，按唐英杰画出的草图，陈制订出了刺汪方案。
方案报送香港，很快得到戴笠批准。戴笠指示应尽快执行。3月20日夜，月黑风高。高朗街静悄悄，警察署巡逻的人马早已熬不住困乏，回警署睡觉去了。
汪精卫卧室外间套房的灯还亮着。灯下，汪夫妇与曾仲鸣正在商量着投日事宜。
“日本国内的形势不明朗，我们现在困在河内，进退两难。民众不明白我此时的心境，骂我是汉奸。老蒋又来逼我，要我去国外。如果日本人还不表态，我倒是想接受蒋介石的建议先去一趟欧洲，观观风向，再作打算。我们不能在河内这棵树上吊死。”陈璧君直摇头：“日本首相更换，是日本国内矛盾引起的，新首相平沼骐一郎上台后，对华政策虽然有些调整，但只要我们坚定立场，继续与日本人联络交涉，表明我们的态度与诚意，我想日本人还不至于丢下我们不管吧。”
曾仲鸣一边低着头整理文件资料，一边说：“河内的安全没有保障，不是久留之地。我们虽然有几名卫士，他们也都很尽职，但因为没有武器，没有任何战斗力。高朗街警察署的警察极不负责，长期下去，非常危险。香港林柏生先生被打，无疑是军统搞的鬼，我们在河内不得不防。戴笠心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