镒×艘桓龆嘣拢严牧松习偻蚪锪甘场�
经过一个月左右的紧张筹粮，红军各部队中粮食最多者，只能每人携带8…10斤，多数单位每人能带5…6斤，最少的只有三四斤。因粮食不足，红军只好向藏民请教，辨认无毒可食的野菜，并宰杀马匹、牦牛做成肉干。衣被等物资的筹集，也远没有达到要求。
在草地经常会遇到反动土司的骑兵，红军又缺乏打骑兵的经验。中革军委于8月上旬专门发出《关于对敌人骑兵战斗的指示》，加强了打骑兵的战术训练。
一过草地走七天，艰苦如同炼狱行
1935年8月中旬，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分别从毛儿盖和卓克基出发进入草地，计划到巴西一带会合，继续北上。
草地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这个区域在历史上一直为松潘县管辖，因此称松潘草地。
8月18日，在右路军担任参谋长的叶剑英率领先头部队三个团，从毛儿盖北面的洞亚卡至梁加卡进入草地。8月21日，右路军主力队伍陆续开拔，队伍分成两路，一路由林彪率红一军先行，彭德怀率红三军殿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和中共中央机关在这一路队伍中；另一路是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则在这一队伍中。
草地是高原湿地的俗称，为泥质沼泽，植被主要是藏嵩草、乌拉苔草、海韭菜等，形成草甸。夏季像鲜花编织成的魔毯，一望无际，色彩斑斓。入秋后，无边野花开始迅速凋谢，香气阵阵袭来。在表面迷人的景色之下，草地却处处弥漫着浓浓杀机。草甸之下积水淤黑，泥泞不堪，浅处齐膝，深处没顶。这里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是没有人烟村寨、没有道路的灰绿色海洋，东西南北茫茫无垠，不知何处是尽头。人和骡马在草地上行走，须脚踏草丛根部，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或者拄着棍子探深浅，几个人搀扶着走。一天走下来，人们精疲力竭，若不慎陷入泥潭无人相救，会愈陷愈深，直至没顶。
红军过草地时正值秋天，又是雨季，本已滞水泥泞的沼泽成了漫漫泽国，遍地的积水散发出一股腐臭的气味。草地上野草茂盛，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难辨方向，只有在太阳偶尔穿出云层时，才能纠正行军路径。在沼泽中行走，破了皮的腿脚泡过后很快会出现红肿甚至溃烂，还常有小拇指粗的蚂蝗叮咬。草甸上河沟纵横，水寒刺骨，几乎每过一条河，都有身体虚弱的战士倒下。
在长征中，草地堪称大自然所设置的最大险阻。湘江、娄山关、腊子口等战斗虽然凶险，毕竟只是战斗部队参加，过草地却是长征队伍中每个人的事。就个人而言，江河山川个把小时或几个小时就能穿越过去；雪山再难爬，咬着牙一天都能通过。但是穿越草地，茫茫几百里，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军便走了七天才得以通过。
丢失伤员科长被枪毙
软绵绵的草包下常隐藏着泥潭，一个人陷进去后，援救者用力不当，也会被拖入泥沼，同归于尽，为救同伴而牺牲者屡见不鲜。草地中没有人家，只有选择较干地面露营。夜间战士们就坐在背包上，背靠着背相互取暖，一条破烂不堪的毯子或油布，都是奢侈品，大家在严寒中互相你推我让，往往是盖在伤病员或年老体弱者身上。
过草地时，红军指战员宁愿自己吃野菜、草根和树皮，仅有的一点干粮都让给伤员和体弱者。部队筹到的粮食有多有少，筹粮多的就要匀些出来给筹粮少的。每天开饭时，以连为单位围成一个圈子，由指导员发放小半茶缸青稞作为一天的口粮，每人带的那袋粮食是属于集体的，没有命令谁也无权动用一粒，有的战士饿得昏过去也不肯动用自己身上的粮食。红军的高层领导也是如此。
身患重病的周恩来随三军团过草地，连续发高烧，五六天没吃东西。彭德怀命人组织担架队，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周恩来抬出草地。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当队长，兵站部长（相当于后勤部长）杨立三见人手不够也加入抬担架，结果走过草地便累得病倒。
为了提高战士们的情绪，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经常唱起湖南家乡小调和花鼓戏，逗得大家开怀大笑。不过红三军团某部一位姓周的管理科长，在过草地时丢了几名伤员，为红军纪律所不容，被宣判死刑枪毙。
【点评】决定错误再受磨难
红军左、右路军进入草地的起点不尽相同，终点都是一个，即班佑。班佑藏语称“弯佑”，意为老和尚，它位于广袤草地的边缘，是红军经过沼泽荒原之后能见到的第一个寨子。虽然里面住的几十户藏民都已逃避，但这里离能找到粮食的农区不远，红军生存已无问题。
右路军走出草地后，张国焘在左路军进至草地边缘时却突然要求全军回头南下。中共中央一再强调，只有北上才有出路，张国焘却倚仗人多而坚决抗拒。当时中央被迫率领一、三军单独北上，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和左路军又回头再过草地。一年后，南下受挫的四方面军重新北上第三次过草地，数万指战员又经受了这片最艰险地段的磨难。
第五章 插牌借粮（1）
——红军“外债”之谜
1935年8月下旬，右路红军经过一周左右艰苦跋涉，走出草地，北出到班佑、巴西一带。这里有了人烟，通过包座一仗的缴获，部队也得到了补充。右路红军在此地稍事休整，等待左路红军，以便继续北上。然而左路军中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却强令四方面军部队和左路军中原属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三十二军）掉头南下，数万红军再遇草地之厄。
艰难的草地，对任何军队都是残酷的险阻。据在松潘草地边缘拦阻红军的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统计，他们虽然供应条件好得多，几个月时间里也减员半数左右。失去后方，衣食均缺乏来源的红军，面临的艰难处境可想而知。
红军不得已插牌借粮
1935年9月，刚刚走过草地的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严令下，调头折返南下。回去的路上粮食供给更为困难，不少人又倒在泥泞的草甸中。
南下的四方面军部队在川康边苦战十个月，无法建立根据地，难以得到人、物补充，部队人数减至4万多人，干部战士普遍要求北上。翌年7月初，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张国焘面对无情的现实，只得同意北上，于是两军又经过草地向甘肃前进。
女红军李伯钊回忆说：“我曾三次过草地。那是长征中最困难的地段。第一次用了五天，第二次四天，第三次过大草原的中部，一共走了29天。”
红军二、四方面军最后一次过草地时走的路程最远，时间花费也最多，约有一个多月。若加上前两次在草地中的折返，红四方面军走过草地的路程最为漫长。
红军第三次过草地时间更长，是由于不能再走松潘地区，不得不走草原的纵深地带。由于有前两次过草地的经验，总部要求每个战士要准备15斤粮食。
红军停留的藏区本来产粮就不多，经几万大军往返，筹粮更感困难。红军发动藏、羌族僧俗群众，许多群众积极把存粮卖给红军，一些寺院还把多年积存的粮食和茶叶都拿出来，小寺院往往有几百斤，大寺院则有成千上万斤。在德荣县龙绒喇嘛寺，赠送红军的青稞达15万斤，成为当时记载捐粮最多的寺院。藏胞支援的牛羊也很宝贵，肉可以吃，皮子拿来做背心、坎肩，穿几个眼还可做皮鞋，走起路来比草鞋好得多。
在部分地区，藏民受反动宣传影响逃避一空，红军只好收割藏民留下的未成熟的青稞，然后将所收数量和原因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民回来后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领回银元，称为“插牌借粮”。毛泽东曾把这说成是红军的唯一“外债”，全国解放后还专门指示川西和西康地区的领导向藏民做补偿。当年红军留下的欠条，由人民政府加倍偿还。这些欠条现在成了珍贵的文物。
过草地的“三怕”与“三难”
红军过草地，有“三怕”和“三难”。
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越挣扎就陷得越深，如果抢救方法不得当，救人者和被救者都会被污泥吞噬。后来人们知道，不能莽撞往上挣扎，只能斜躺着蹬草兜，往浅处翻滚移动，或者将绑腿带缠在被陷者腰间拉上来。
二怕下雨——因为这时脚底下的草甸会更软、更滑，稍不慎就摔倒，掉进泥沼里去。
三怕过河——草地上有不少河，身体虚弱者经不住冰冷的河水刺激，几乎每过一条河，都有战士倒下。下暴雨的时候，河水猛涨，不少人被大水冲走吞没。
行难、食难和宿难，也是草地中的杀手。
行难自不必说。食难一是没有粮食，二是有了粮食也很难吃。携带的青稞麦炒面，需要用水煮和着吃，没有水很难下咽，且口渴难熬。草地的水有毒，有的人连人尿、马尿都喝过。
在草地行军时，指战员们体力消耗大，多数人走了一半路程便将炒面吃光，断粮时只好吃所有能充饥之物指引红军过草地的“草地设营地图”——皮包革履、死牛烂马、树皮草根、“神仙土”、粪便中残留的粮粒等，甚至一根牛皮带分几次熬汤供数人喝。后来首长们的坐骑，也成了战士们的食物。
草地上夜宿也难，有山丘等比较干一点的还好，在草地露宿往往要就地而卧或者坐着打盹。为避免睡着滚到泥沼里，有时还要几个人轮流值班。夜晚的寒冷常常会夺去战士的生命，他们甚至至死还保持着熟睡的样子。
尝野菜“上演”《生死牌》
古戏文中有《生死牌》一出，委实决定不了谁生谁死的时候，只有抽签决定。在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有了真人实事版。
这一故事的主角是红六军团保卫局的七个人。他们过草地时，由于路荒无人烟，已断粮好几天，身体快垮下来了。为了填饱肚子走出草地，他们分头采了一些野菜，但又分不清哪些有毒，哪些可以食用，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