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历史:重解长征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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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历史:重解长征之谜-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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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伍扩大了红军。长征中的红军能建立一块较稳定的根据地,这还是仅有的一例。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在袁家沟口歼灭国民党西北军一个旅,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这时徐海东、吴焕先等人从缴获的报纸和交通员口信中知道,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准备北上,便决定留第七十四师在陕南,以主力西征迎接中央。红二十五军一度袭占了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天水城,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需物质,迫使国民党军从川西调兵回援,打乱了其阻截红一、四方面军的部署。南京政府在恼怒之下,把徐海东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全国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人,标定头颅赏格均为25万块大洋。
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攻占两当县时,遇国民党军围攻,同时得不到党中央的确切消息,徐海东等领导决定先到陕北会合当地红军。于是部队转向北进,于9月16日进至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永坪镇,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此时红二十五军还有3400人,在陕南还留下了2000多人,比长征开始时的人数还有增加。
“我倒睡了个好觉。”
自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出发长征后,“围剿”那里的国民党东北军被调到陕甘,当地压力有所减轻,新建的红二十八军又得到发展,确如周恩来事先所估计的那样,这一出征使红军和根据地两方面都得到保存。
按照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出发到达陕北的行军距离计算,总计约9000华里,历时十个月。同红军三个方面军相比,红二十五军长征距离短一些,途中也未经过雪山、草地,因此被有些人称为“小长征”。尽管当时追击它的国民党军大都系地方军阀部队,战斗仍十分激烈残酷,徐海东、程子华都因身先士卒负过重伤,政委吴焕先更在火线带头冲击时阵亡。吴焕先牺牲后,徐海东改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
部队最高领导带头挥大刀在一线率部冲杀,是红二十五军顽强战斗精神的突出体现。徐海东在途中一次激战中被子弹从左眼底下打入,从后颈穿出,抬下阵地后第五天才醒来。他苏醒后第一句话就问:“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身边的护士周东屏(后成为他的夫人)回答:“四天四夜人事不省,真把人急死了!”徐海东却不在乎地说:“我倒睡了个好觉。”
图为四坡村的“红军楼”。当年在四坡村战斗中,红二十五军曾在这座土楼上设立了指挥所
长征后军容齐整
经过长征最先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给当地军民带来了全新感观。这支部队差不多每连都有六挺轻机枪,指战员都戴八角帽,服装整齐,装备和军容都大大超过原先由游击队改编而成的陕北红军。红二十五军到来,大大加强了陕甘根据地的力量,它与原来的陕甘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这一支红军部队在陕甘打开了局面,为随后到达的中央红军能落下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35年11月初,徐海东同毛泽东首次会面,马上表达了渴望在中央直接领导下长期奋斗的愿望。毛泽东当即决定拨给他一部电台,从而能够保障联络。徐海东回部后马上下令,把军中积蓄的银元绝大部分都交给远征万里后急需补充的中央红军,还抽出许多重要物资和大量驳壳枪送去,一时被称为雪中送炭。
【点评】独立行动策应全局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中,红二十五军虽不属于三大主力,却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该部作为在长江以北独当一面的战略力量,以自己的远征有力策应了主力红军的长征,而且还在征途中开辟了鄂豫陕根据地。红二十五军的领导人特别可贵之处,又在于在得不到中央消息的情况下自觉分析形势,独立自主地作出西征北上的决定,事实证明这符合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从而为长征的胜利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第四章 声东击西(1)

——红二、六军团“不蚀本”的长征之谜
中央红军出发长征一年以后,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也走上了长征之路。这支部队出发时有17万人,全部轻装,没有什么拖累,行动便捷。为迷惑敌人,红二、六军团在风雨交加的11月20日夜间突破国民党湖南军和保安团防区的结合部,直插湘中,一夜间便走出百里开外。令人称奇的是,指挥全军行动的任弼时、贺龙等人的计划是率全军向西建立新根据地,长征开始时却向东南走,名副其实是“声东击西”。
红二、六军团(后组建二方面军)进行长征,为什么一开始就采取这种奇特方式呢?
陈诚被红军彻底耍了
任弼时、贺龙等人领导红二、六两个军团,自1934年10月会师后就由统一的指挥部领导,共同作战。中央红军长征时,他们主要在湘西地区牵制湖南军阀的主力,起到了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同时也在以贺龙的家乡桑植县为中心的地区,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1935年秋,中央红军(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红四方面军转入川康边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当地的红二、六军团就成为长江以南最后的一块根据地和最大的主力红军,被蒋介石视为心腹大患。此时,国民党军集中130多个团、20余万兵力准备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指挥各路国民党军的宜昌行辕主任、湘鄂川黔“剿匪”总司令陈诚认为,这支红军面对围攻肯定会像中央红军那样向西“流窜”,于是将主力集中在湘黔边界,并大力构筑碉堡,张网以待。
此时,红二、六军团面对十几倍于己的敌军围攻,新开辟的根据地内部又盘踞着很多土匪和土豪武装,还缺少粮、盐、布,很难继续坚持。贺龙在刘家坪召开的长征动员大会上说:“这里山多,田少,加上敌人烧杀抢掠,哪还能养得起我们两万人的红军?人要吃饭,马要吃料,可是老天爷长不出那么多粮食,所以,我们只能转移到外线去,抛开这一大帮子乌龟壳子。外边地方大着呢!我们可以行动自如呀!”
中央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以任弼时(左)为主席,萧克(中)、王震(右)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领导红六军团西征
在突围之前,中央代表任弼时召开会议,着重征求贺龙的意见。在湘西作战多年的贺龙熟悉当地的一山一水,也深知敌情,他提议先到湘中,可补充物资并威胁长沙,待敌人调兵追到湘中,再抛开追敌转入贵州建立根据地。到会的领导人一致认为,这个主意正好出敌意料之外。湘中虽是湖南军阀老巢,却守兵不多,此举正可避实击虚。
11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快速前进突破沅江、资水封锁线,连占湘中的辰溪、浦市等地和著名的锡矿山。当地物产丰富,人口多,红军不仅筹到几十万银元,还动员了5000余名矿工和农民参军。指挥“围剿”的陈诚受到蒋介石怒斥,马上调动近百个团向湘中扑来。任弼时、贺龙见调动敌军和补充服装、钱款的目标已实现,马上转兵向西,于1936年元旦前冒着大雪进入了贵州东部高寒山区,把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都远远甩在后面。
“吓死川军,拖死滇军,气死中央军,英雄是红军。”
红二、六军团进入贵州后,于1936年2月渡过乌江,进入大定、毕节地区建立根据地。由于上一年中央红军经过此地,当地老百姓受过革命影响,还留有部分伤病员,群众基础比较好。贺龙听说当地部分民众手中还有中央红军留下的苏维埃币,在国民党统治下无法使用且有危险,便决定用银元一兑一全部收回。供给部长说,银元全是从湘中用骡子千辛万苦驮来的,这样兑换出去太心疼。贺龙却坚定地说:“全国只有一个共产党!我们是共产党员,不应当一家人说两家话,中央红军留下的钱币我们要管!”这一兑换行动,更提高了共产党和红军在黔西的威信,群众拥军参军非常踊跃。
红二、六军团部分干部在贵州大定县城合影
看到红军在黔西落脚,国民党军马上集中了十几万人,由蒋介石嫡系将领顾祝同统一指挥前来围攻。为避开强敌,任弼时、贺龙率部进入纵跨云贵两省的乌蒙山区。这里平均海拔2000米,山高谷深,人烟稀少,气候恶劣。由于红二、六军团此前长期在湘西转战擅长爬山,在这里与敌周旋自如,国民党军却疲惫不堪且总追不上。经过乌蒙山中一个月的“回旋战”,红二、六军团又以隐蔽奔袭的方式在敌夹缝中跳出了包围圈。
1936年3月下旬,红二、六军团接到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发来的电报,要其到西康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大举北进”。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人经过研究认为,北进会合可以更好地适应全国革命斗争全局的要求,马上决定放弃在江南建立根据地的意图。
为了顺利北渡金沙江,任弼时、贺龙等人又决定虚晃一枪直奔滇东。“云南王”龙云鉴于去年蒋介石追击中央红军时,顺路搞掉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教训,拒不让国民党中央军深入云南。红军以急行军逼近昆明郊区,夜间发射的信号弹映亮了城墙,城中许多官绅惊恐地发出“天将亡我”的悲呼哀号。龙云急忙调滇军主力到昆明保驾,还命令军官分校的学员全部上城墙守卫。红二、六军团调敌成功,马上转向滇西北的金沙江边,经过四天三夜不停地摆渡,全军18万人从容不迫地渡过了天险。当滇军孙渡纵队赶到江边的石鼓镇时,看见的只是留在墙上的标语——“吓死川军,拖死滇军,气死中央军,英雄是红军。”
过雪山后却出现最危险的局面
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虽将十几万敌军甩开,却进入了人烟稀少的青藏高原东部。当时部队没有棉衣,也缺少雪山行军经验。爬越高寒缺氧的雪山时,指战员们只好打开背包,每人都把被子裹在身上取暖。二、六军团经过一个多月艰难跋涉,于7月初到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在这段艰难行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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