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绝境。这种惨败使广大指战员回想起前三次反“围剿”在毛“追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飞机泽东领导下节节胜利的情形。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大声疾呼应让毛泽东指挥。此前红军丧失根据地被迫长征原本是一种不幸，然而在这一不幸之中，通过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又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万幸。
遵义会议上成为领导核心
1934年12月上旬湘江之战后，出发时86万的中央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他们进入了崎岖的越城岭山区，暂时避开敌军包围。此时，部队前进的目标仍是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而无线电侦察得到的报告是，国民党军已经以十几万军队布下口袋。如果中央红军不改变原有的指挥方式和预定计划，只有全军覆没。
湘江之战后，红军广大干部对“左”的错误的不满达到顶点，原来的总负责人灰心丧气，周恩来主管了实际工作。此时毛泽东被邀请参加决策研究，他在通道召开的会议上力主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地方军阀统治薄弱的贵州前进。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批驳了“洋顾问”李德按原计划行动的主张。这次“通道转兵”使中央红军暂时摆脱了险境，进入贵州未遇有力抵抗便占领了遵义，有了长征开始后第一个为时达半个月的休整期。
遵义休整期间，部队补充了兵员服装，并得以医治伤病、恢复体力。中央政治局在城内召开了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举为政治局常委。根据会后陈云留下的传达记录，毛泽东未担任党的总负责，被确定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于周恩来听从毛泽东的意见，因而事实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第二次遵义会议上再次力排众议
当时党内最重要的领导工作是指挥军事斗争，实际结果证明了毛泽东确实在指挥上高于他人一筹。二渡赤水后红军重占遵义获胜，许多领导人又过高估计自身力量。1935年3月10日至11日，中央在遵义县枫香镇一个叫苟坝的偏僻小山村开会，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下一步的战略方针和改组军事领导等问题。多数人摩拳擦掌赞成出击，只有毛泽东认为急于进攻将有覆灭的危险。据当事者回忆，毛泽东甚至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总指挥了。”
结果在民主表决中，会议仍然做出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周恩来拟好作战命令后，夜不能寐的毛泽东又提着马灯跋涉五里多路，走来再三劝说。这时，负责无线电侦察的二局又发来敌军已有增援的急电，周恩来马上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鉴于毛泽东的意见正确，军事行动需要集中指挥而不能事事开会表决，中央便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指挥小组。在毛泽东为首的三人小组指挥下，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甩掉了追兵。
彻夜工作，白天在担架上能睡一会儿
毛泽东长期在艰险的战争中思考问题，总被失眠困扰。据当事者回忆，每到宿营地，他马上查阅电报和地图，一面抓衣服上的虱子一面思考下一步的行动，彻夜工作。早上部队出发后，他在担架上能断断续续睡一会儿。为减轻担架员负担，下午通常又骑马行军，边走还边同身边的领导人研讨问题。
征途如此艰难，毛泽东仍在戎马倥偬之际，以吟诗赋词抒发胸臆。如同他后来所说，许多诗作是在马背上哼成。迈步雄险的娄山关之悲凉，三军过后尽开颜之惬意，放眼陕北千里冰封之豪情……诗人风采，跃然纸上。“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去战胜艰难险阻。
妻子、警卫员和穷人让他流泪
毛泽东有着钢铁般的性格，也有着深深的同情和挚爱。红军进入贵州后，他发现穷人血汗已被榨得一干二净，被称为“干人”，每逢见到这些人求乞都感到心酸。寒冬中路过乌江南岸的剑河县时，毛泽东看到一位穿破烂单衣的老婆婆带着小孙子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他当即脱下毛线衣，并叫警卫员拿了两袋干粮，一起送给老人。身边的同志还看到，这时的毛泽东流下了热泪。
长征到达盘县时，贺子珍在敌机轰炸时为保护伤员被炸伤了17处，醒来后要求把自己寄放在村里的老乡家，不拖累部队，并得到单位领导同意。毛泽东赶到后，见到满身鲜血的妻子不禁抽泣起来，又命令用自己仅有的一副担架把她抬走。后来贺子珍感慨，此举救了自己一命，否则就是不遇到敌人，农村也没有治疗条件，躺着也只有等死。
中央红军到达西康的甘竹山时，毛泽东又遇敌机轰炸，身边的胡昌保中弹牺牲。看到这位从江西苏区就跟随着他的警卫班长，毛泽东又一次流下热泪，并和其他同志一起动手掩埋了他。后来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毛泽东还回忆起这个警卫。
【点评】在实践中树立崇高威信
长征以前，毛泽东的军事领导主要在中央根据地局部范围内起作用，一度还遭排斥。在党中央居于统治地位的，仍是照搬外国经验的军事路线。无情的事实证明，那种唯“国际指示”是从的教条主义，只能把革命引入绝境。毛泽东担任最高领导后，才真正解决了当时党和红军要解决的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如何求生存，二是如何求发展。他的崇高威信，正是经过成功与失败两个方面的斗争实践而树立起来，最后得到党内军内共同拥戴。
当年陈毅曾说，我们都是游击队长，谁听谁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比我们强，所以我就放弃了过去的看法。我心服口服，心悦诚服支持毛泽东。历史事实说明，是毛泽东和他的军事思想挽救了中国革命，他被拥戴为全党的领袖才扭转了危局，不仅胜利结束了长征，还从此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二章 事无巨细（1）
——周恩来长征之谜
中央红军万里长征一开始，周恩来就成为全军的“总管家”。每到宿营地后，油灯大都彻夜不熄，各种重要事务大都要亲自处理。他自己从中央苏区出发时所带的个人行李只有两条毯子、一床被单，做枕头用的包袱里有几件替换衣服和一件灰色绒衣……
自己认为不适合当一把手
20世纪20年代初留学法国并在那里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周恩来，从参加革命起便显示了非凡的组织和领导才能。他回国时年仅26岁，很快就因才华过人，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被众多年纪相仿的学员尊为永久的师表。
在共产党内，周恩来一向以品德高尚、才智过人、不求名利而享誉全党，并在国际共运中有很高威信。1930年周恩来前往周恩来莫斯科时，斯大林对他倍加赞赏，并希望他能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周恩来却认为，自己不适合当一把手，而应辅助他人，主要负责大政方针确定后的具体落实工作。
1931年秋，周恩来从上海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书记，他很尊重有实际斗争经验的毛泽东。临时中央迁至瑞金后，周恩来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却没有最后决策权，而只是负责处理具体事务。长征出发前，准备工作由以博古、李德、周恩来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其中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
他对远征和留下的干部的安排都考虑得细致入微。得知陈毅负伤后躺在医院中无法动手术，他马上下令打开已装箱准备抬着出征的X光机，为他拍片并开刀取出碎骨。对于编入休养连的体弱同志，周恩来也做了周到布置。
关键时刻，力推毛泽东指挥
周恩来在湘江之战后，便坚决反对李德再来指挥红军。一向为人谦和的周恩来，曾在宿营地同这个洋顾问吵得拍桌子震翻了马灯。这时博古也不再出面袒护，而要周恩来“不要理他”（指李德）。据当时为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回忆，湘江战役后“李德已经无法全面指挥，只能根据各部队来的电报提出意见，真正在部署作战行动的是周恩来同志”。就此，军委的集体领导得以恢复，结束了由洋顾问瞎指挥的不正常状态，毛泽东的意见也得到了采纳。
周恩来以其军委核心领导人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对遵义会议的召开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力主毛泽东来指挥红军。尽管会上决定“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然而他遇事总是征求和听从毛泽东的意见。长征到达陕北甘泉时，遵义会议旧址毛泽东提议周恩来担任军委主席，却被坚决推辞，从此在党内多年间有了一个亲切的称呼“周副主席”。
长征时担任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在回忆当年战斗经历时，曾有一个总结：“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副主席知道敌人中哪个是嫡系，哪个是杂牌军，作战能力如何，都很清楚。对我们哪个师战斗力强，哪个战斗力弱，更是了如指掌。”
在茅台镇连喝25杯
周恩来在党内军内一向有“管家”之称，他的勤奋精神无人能及。周恩来的记忆力惊人，各师、团领导来汇报时，对于有多少人员、多少弹药他差不多都能记得，经常还能具体讲出某次给了多少弹药，并把时间和数字都说得丝毫不差。下级干部对周恩来的这种能力都极为敬佩，汇报前都要详细准备，丝毫不敢懈怠。
长征期间每天到达宿营地，其他人能够休息，周恩来却要马上接电线、挂地图，收看电报和侦察材料，然后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听取汇报，详细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研究下一步的军事部署和行动。周恩来每每拖着疲惫的身体，以惊人的毅力处理各种事务，工作大都通宵达旦。由于总参谋长刘伯承眼睛不好，在油灯下看字困难，周恩来将起草电令的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