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船到溧阳，由于我包了船，又和船老大交谈甚欢，他便邀我就在船上过夜， 这当然正合我心意，否则没证件还有麻烦呢。第二天乘车去无锡再转火车，晚上就 又到家了。
我父亲这时候排尿的问题倒是解决了，但反过来成了多尿。人已经虚弱得只能 躺在床上呻吟了，神智虽仍十分清楚，但不免尿床。只好垫上了尿布，经常换下来 用电熨斗熨干。身上也有了褥疮。辗转床第惨不忍睹。我到了他面前，他瞪大了眼 睛望着我苦笑，无言以对。
这时，上海的情况大变，到处都是游街批斗，我家附近的中华学艺社此时已为 上海京剧院，卡车上押了人就在我门前开出去斗，口号声不断。我感到的就象置 身野蛮人之中送无辜者去祭神一般。我们住的里弄几乎每个门内都有被抄家的家庭， 真可谓人热自危。在那个时候把银行存单往马桶里冲的，将金银手饰丢垃圾桶的比 比皆是。这种事现在的人很难理解，其实是因为你若是个被抄家对象，则你拥有财 物就是更有罪了。它“证明”了你是剥削阶级的人，因此，被搜到时不但财物要被 抢走，反而要被批斗、殴打。
我们房子二楼亭子间住一个姓张的，她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生，却已有了身 孕，男的是驻沪空军的一个政治教官，后来她生下孩子，雇了保姆同住，她们和我 妻平时来往甚欢，小孩也很得我妻的宠爱。当我家第一次被抄家时，我妻趁人不备 将一包信件和一只小手饰包塞给那保姆，那保姆也很机灵，收下后藏了起来，不料 抄家将完时那张女竟会把包又拿了出来检举说“这包也是她家的。”我妻为此又挨 了一顿批斗。
等我被文攻武卫抓走后，她更觉得机会来了，便伙同其丈夫多次到房管处， 说我们是右派怎能住得比他们革命军人好。房管处的人屈于其势力要将我妻赶回娘 家住，但我妻按着他们的调子以要改造好了才能回去，不能戴着右派帽子回去为理 由坚决不同意，最后我妻被赶到绍兴路52号的一间房去。那52号是一座公寓，但分 给她住的却是由后面佣人走的水泥楼梯上去的顶层的一间储藏室。那房间只有4平方 米面积。而且屋顶是斜的，只有一半地方人可站直。
我回去的时候，那张姓夫妻已搬入我们住的后房，而我父母躺在前房屋中，眼 看着房屋被占，也知道自己来日无多，这些人眼睁着等他们死了好进一步占房子。 家破人亡是已经在眼前了。
第二天，我妹妹从外面回来，又带来了一个坏消息，说是在路口贴出了布告， 写着勒令此地区的地、富、反、坏、右马上到某处报到云云。我知道已不能在家里 待下去，答应了家人的劝告回农场。当然。我并不甘心回去。下午，我找了两处朋 友家，他们是农场中的朋友，很仗义，答应我可隐匿暂住。但是他们自己的居住条 件实在太糟。例如一位张姓朋友住北站附近的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却住了祖 母，他本人和两位妹妹，他和其中一位妹妹已经是打地铺睡了，仍邀我一同打地 铺。我只好谢绝了他的盛情。
我又回到了家中，母亲坐在床上看见了我，就顿着脚说“还不快走！”她老人 家卧病在床已多年了，平时几乎不说话，我回到家里每每坐在她床边，扶她靠在我 身上时她会露出会心的笑容。可是这次她竟轻声而又焦急地说出“还不快走！” 边说边偷眼看着对面床上的老伴，唯恐这话被他听见了。我无可奈何地将脸和她靠 了一靠，明知道这可能就是最后的一次亲近。然后我站起身来，退到门口，从那里 默默地注视着两老。母亲是面对着我的，只见她满脸的焦急，父亲睡的方向相反， 我不忍心和他告别，重病中的他并不完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在目光上翻地寻找 着我。我默念着祈望着他能熬过这一关，然后就在妻的催促下转身走了。
当晚我到了无锡，找到了唐焕新的家。唐这时是探亲超假在家。如是在上海则 也难逃文攻武卫的关，但他毕竟在无锡。他家住底层，在墙外搭了一个半人高的矮 竹棚，有所动静时就睡在里面是没人会料想到的。平时则协助他父亲做些裁缝活。 当地的风俗，婚事时往往请裁缝在家里干活，所以能吃住在客户处，公安局也不容 易找到他。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第二天我们去了惠山公园和鼋头渚，在鼋头 渚遥望太湖，水天一色，回想56年时我曾和未婚妻随其兄的单位来玩过，才这几年， 已经是“江山犹是昔人非”了。
我们商量了出路，唐有一位在丁山镇的至亲，他可介绍我以流浪汉的身份在 该地的一个窑厂做工。有一位难友任寿春，50年进军政大学，后来当兵，位居空军 中尉。因受不了部队生活的约束，脱离了空军部队，在乡下谋到小学教师的工作， 又考到上海师范学校攻读中文，于是成了右派。起初在农场听干部口口声声今冬明 春解决问题也还能忍受。看到了右派队后期的局面，彻底失去了希望，就毅然逃出 农场。他是个聪明能干又非常能吃苦耐劳的人，骑自行车一路流浪了两年之久，其 中有半年就是和唐焕新一同去丁山窑厂做小工的。唐的那位舅父也够精明的，知道 他们是黑人，只供食宿，不给分文工资，却要干很重的体力活。任身体结实还能使 他满意，却嫌唐体力不够，要赶他走。于是两人只好离开。其中也可见人情的淡薄。 我考虑再三，认为当时农场正在变动之中，不妨再等一等。再说一时也下不了决心 隐姓埋名放弃与家庭的联系而去做苦力。这样我就取道溧阳又无奈地回了农场。
3月15日我收到了父亲病逝的电报，又请假赶回家中。然而进门一看却只见五 斗橱上一对骨灰盒赫然在目！
原来当我还在无锡时，1968年3月1日下午我父亲在连续两天两夜呼喊我以后 就心力交瘁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我母亲在对面的床上守着父亲的遗体，直到2日 下午遗体被送走后，才喝了一碗粥，她示意要睡了。我妻扶她睡妥后刚站到窗口去 透一口气，忽听得背后有些异样的声音。忙回身，则母亲也已走完了这苦难的人生 之路。
那时局势混乱，电报不通。注射了一次防腐针后电报仍然不通，不得已而不待 我回家就先行火化了。
面对着空荡档的昔日充满欢乐的家，我当时的悲哀是无可明椎的。至今，我夜 半扪心犹不能不深深地自责我的不孝，竟在我父母亲最需要我的临终时刻背叛他 们而走开了。的确，上一次文攻武卫的遭遇在我心中留下了印记。活着走出那里不 能不算是运气。啊！我竟没有胆量再熬两天，让两老走得安乐些吗？虽然，亲友们 都为我开脱，认为如果我又当他们的面被捕，就会马上出事。母亲也正因此而赶我 走。然而，我竟没有料到只要再坚持两天！当时这帮所谓‘革命群众组织’造成的 无法无天的，使人人自危的局面威慑着善良的老百姓，马路上杀机四伏，随时随地 都会发生暴行。我心中十分明白是谁应该对这种人间悲剧负责，然而又有何处可以 诉说？
住后房的孙姓军官到前房来小坐，他居然假惺惺地对我慰问。我着实地对他 冷讽热嘲一番，说我们根本是住不起这房子的，尤其是父母故世后，也没必要住这 朝南的大间，还是住后面那间更好些，但可惜他已搬进去了，他如晚几天去房管处 要那后间，原是可以住这前面的大间的。这位教官居然听不出我的挖苦之意，不但 点头称是还大大地显出了懊恼。
半个月后，我不得不又去了农场。此后不久，房管处以欠租为由，将我妹妹赶 到绍兴路50号的汽车间居住。
我家的老佣人原是我外婆的佣人，她年轻守寡在我家过了大半辈子，和我家 多年共患难，这时她在苏州的一个侄子找上门来，表示要接她回去，事实上我家 这时家破人亡，住房发生困难，她依依不舍地跟侄儿去了。不料这个侄儿接她回 去是假，贪图她为佣多年积蓄的2000元钱是真。回到苏州，把她的钱骗光后，这 位善良、辛苦一生的老人以七十多岁的高龄被折磨而死。这是我平反后才知道的。
我回到农场不久，形势又进一步恶化了，每个分场来了一个军代表。这个 三十来岁的小伙子权大无比，其实还不是被农场里那些老奸巨滑的干部利用着。 于是经常召开大会，大会上气氛紧张，无非是当众逮捕反革命之类，然后是口 号震天响，散会后则学习大会“精神”等等。
这时队里也二三天一个会，其内容说来滑稽，说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开会 时先要朗读毛语录，然后指导员训话。这方指导员是个具有非常卑劣性格的典型 人物。这种人一旦有机会欺负人，他非挖空心思去实现他的特权不可。而如果被 欺负的人胆敢那怕是流露一点不服，那当然就是大逆不道，反动透顶。他欺负不 了你时，就会比他受到了欺负还要义愤填膺，歇斯底里大发作。这种人我见到的 不在少数，遍布社会各阶层。所以一个人若被无端地打成贱民，到处便会受到这 种人的欺凌。此人态度恶劣，说起话来脑袋左右晃动，我后来替他起了个方摇头 的外号，这一外号不径而走，他恨得我牙痒痒的自不在话下。这个方摇头说起政 策来口口声声农场内是两类不同矛盾交叉，然后就举例说李某是明摆着的右派， 是敌我矛盾。第一次批斗我仅仅是以我的一句笑话为由。那是在一次我从食堂里买 早饭回去，有人问我“有什么菜？”我随口答道“美味咸菜。”那人感到很幽默， 这话便传开了，有好几个人都称咸菜为美味咸菜。方摇头批道“难道咸菜是美味 的吗？┅”以此证明这是我对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
我对这种挑衅当即于以反驳，这时的斗争必须使用语录战，大家利用毛语录 中的片言只语断章取义地作为理由。例如他说我右派是明摆着的敌我矛盾，我则 引用语录中看问题不能只看定义这一条说右派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