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自从被封为故都，它的排场，手艺，吃食，言语，巡警……已慢慢的向四外流动， 去找那与天子有同样威严的人和财力的地方去助威。那洋化的青岛也有了北平的涮羊肉；那 热闹的天津在半夜里也可以听到低悲的“硬面——饽饽”；在上海，在汉口，在南京，也都 有了说京话的巡警与差役，吃着芝麻酱烧饼；香片茶会由南而北，在北平经过双熏再往南方 去；连抬杠的杠夫也有时坐上火车到天津或南京去抬那高官贵人的棺材。
北平本身可是渐渐的失去原有的排场，点心铺中过了九月九还可以买到花糕，卖元宵的 也许在秋天就下了市，那二三百年的老铺户也忽然想起作周年纪念，借此好散出大减价的传 单……经济的压迫使排场去另找去路，体面当不了饭吃。不过，红白事情在大体上还保存着 旧有的仪式与气派，婚丧嫁娶仿佛到底值得注意，而多少要些排场。婚丧事的执事，响器， 喜轿与官罩，到底还不是任何都市所能赶上的。出殡用的松鹤松狮，纸扎的人物轿马，娶亲 用的全份执事，与二十四个响器，依旧在街市上显出官派大样，使人想到那太平年代的繁华 与气度。
祥子的生活多半仗着这种残存的仪式与规矩。有结婚的，他替人家打着旗伞；有出殡 的，他替人家举着花圈挽联；他不喜，也不哭，他只为那十几个铜子，陪着人家游街。穿上 杠房或喜轿铺所预备的绿衣或蓝袍，戴上那不合适的黑帽，他暂时能把一身的破布遮住，稍 微体面一些。遇上那大户人家办事，教一干人等都剃头穿靴子，他便有了机会使头上脚下都 干净利落一回。脏病使他迈不开步，正好举着面旗，或两条挽联，在马路边上缓缓的蹭。
可是，连作这点事，他也不算个好手。他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既没从洋车上成家立 业，什么事都随着他的希望变成了“那么回事”。他那么大的个子，偏争着去打一面飞虎 旗，或一对短窄的挽联；那较重的红伞与肃静牌等等，他都不肯去动。和个老人，小孩，甚 于至妇女，他也会去争竞。他不肯吃一点亏。
打着那么个小东西，他低着头，弯着背，口中叼着个由路上拾来的烟卷头儿，有气无力 的慢慢的蹭。大家立定，他也许还走；大家已走，他也许多站一会儿；他似乎听不见那施号 发令的锣声。他更永远不看前后的距离停匀不停匀，左右的队列整齐不整齐，他走他的，低 着头象作着个梦，又象思索着点高深的道理。那穿红衣的锣夫，与拿着绸旗的催押执事，几 乎把所有的村话都向他骂去：“孙子！我说你呢，骆驼！你他妈的看齐！”他似乎还没有听 见。打锣的过去给了他一锣锤，他翻了翻眼，朦胧的向四外看一下。没管打锣的说了什么， 他留神的在地上找，看有没有值得拾起来的烟头儿。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 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 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贫贱夫妻 钟理和 下了糖厂的五分车，眼睛注四下里搜寻，却看不见平妹的影子。我稍感到意外。也许她没有接到我的信，我这样想：否则她是不能不来的，她是我的妻，我知道她最清楚。也许她没有赶上时间，我又这样想：那么我在路上可以看见她。 于是我提着包袱，慢慢向东面山下自己的家里走去。已经几年不走路了，一场病，使我元气尽丧，这时走起来有点吃力。 我离开家住到医院里，整三年了，除开第二年平妹来医院探病见过一次，就再没有见过，三年间无日不在想念和怀恋中捱过。我不知道这三年的日子她们在家里怎样度过，过得好？或不好？虽然长期的医药费差不多已把一份家产荡光，但我总是往好里想她，也许并不是想，而只是这样希望着也说不定。我愿他们过得非常之好，必须如此，我才放心。 固然我是这样地爱她，但是除开爱，还有别种理由。 我和平妹的结合遭遇到家庭和旧社会的猛烈反对，我们几经艰苦奋斗，不惜和家庭决裂，方始结成今日的夫妻。我们的爱得来不易，惟其如此，我们甘苦与共，十数年来相爱无间。我们不要高官厚禄，不要良田千顷，但愿一所竹篱茅舍，夫妻俩不受干扰静静地生活着，相亲相爱，白头偕老，如此尽足。 我们起初在外面，光复第二年又回到台湾，至今十数年夫妻形影相随，很少分开。想不到这次因病入院，一住三年。我可以想象在这期间平妹是多么怀念和焦虑，就象我怀念和焦虑一样。 一出村庄，一条康庄大道一直向东伸去，一过学校，落个小坡。有一条小路岔向东北。那是我回家的捷径。我走落小坡，发现在那小路旁——那里有一堆树荫，就在那树荫下有一个女人带一个孩子向这边频频抬头张望。 那里平妹呢！ 我走到那里，平妹迎上来接过我手中的行李。 “平妹！”我压抑不住心中的激动。 平妹俯首。我看见她脸上有眼泪滚落，孩子紧紧地依在母亲怀中，望望我，又望望母亲。我离开时生下仅数个月的立儿，屈指算来已有四岁了。 我看着平妹和孩子，心中悲喜交集，感慨万千。 平妹以袖揩泪；我让她哭一会儿。三年间，她已消瘦许多了。 “平妹，”在她稍平静下来时我开口问她：“你没有接到我的信吗？” 平妹静静地抬起眼睛，眼泪已收住了，但犹闪着湿光。 “接到了，”她说。 “那你为什么不到车站接我呢？” “我不去，”她嗫嚅地说，又把头低下：“车站里很多人。” “你怕人呢？” 我又想起有一次我要到外面去旅行，期间二周，平妹送我上车站时竟哭起来，好象我要出远洋，我们之间有好多年的分离。弄得我的心情十分阴沉。 “你不要别人看见你哭，是不是？” 平妹无言，把头俯得更低了。 我默然良久，又问： “我回来了，你还伤心吗？” “我太高兴了！”她抬首，攀着孩子的下巴：“爸爸呢，你怎么不叫爸爸？在家里你答应了要叫爸爸的！” 这时我们已渐渐地把激动的情绪平抑下来，她脸上已有几分喜意了。 我又问平妹： “你在家里过得好不好？” 平妹凄然一笑：“过得很好！” 我茫然看着，一份愧歉之情油然而生。 我拿起她的手反复抚摸。这手很瘦，创伤密布，新旧皆有；手掌有满满厚厚的茧儿。我越看越难过。 “你好象过得很辛苦。”我说。 平妹抽回自己的手。“不算什么，”她说，停停，又忧“只要你病好，我吃点苦，没关系。” 家里，里里外外，大小器具，都收拾得净洁而明亮，一切井然有序，一种发自女人的审慎聪慧的心思的安详、和平、温柔的气息支配着整个的家，使我一脚踏进来便发生一种亲切、温暖和舒适之感。这种感觉是当一个人久别回家后才会有的，它让漂泊的灵魂宁静下来。 然而在另一面，我又发觉我们的处境是多么困难，多么恶劣，我看清楚我一场病实际荡去多少财产，我几乎剥夺了平妹和二个孩子的生存依据。这思想使我痛苦。 “也许我应该给你们留下财产。”晚上上床就寝时我这样说：“有那些财产，你和二个孩子日后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 “你这是什么话，”平妹颇为不乐：“我巴不得你病好退院回来，现在回来了，我就高兴了。你快别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要生气。” 我十分感动，我把她拉过来，她顺势伏在我的肩上。 “人家都说你不会好了，劝我不要卖地，不如留起来母子好过日子。可是我不相信你会死。”过了一会儿之后她又温静的开口：“我们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上天会可怜我们。我要你活到长命百岁，看着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看着我在你眼前舒舒服服地死去：有福之人夫前死，我不愿意自己死时你不在身边，那会使我伤心。” 我们留下来的唯一产业，是屋东边三分余薄田，在这数年间，平妹已学会了庄稼人的全副本领：犁、耙、莳、割，如果田事做完，她便给附近大户人家或林管局造林地做工。我回家来那几天，她正给寺里开垦山地。你把家里大小杂物料理清楚，然后拿了镰刀上工，到了晌午或傍晚，再匆匆赶回来生火做饭。她两边来回忙着，虽然如此，她总是挂着微笑做完这一切。 有一天，她由寺里回来，这时天已黑下来，她来不及坐下喘息，随手端起饭锅进厨房。我自后边看着她这份忙碌，心中着实不忍，于是自问：为什么我不可以自己做饭？ 翌日我就动手做，好在要做大小四口人吃的饭并不难，待平妹回来时我已把午膳预备好了。开始，平妹有些吃惊，继之以担心。 “不会累坏的，”我极力堆笑，我要让她相信她的忧虑是多余的，“我想帮点忙，省得你来回赶。” 由是以后，慢慢地我也学会了一个家庭主妇的各种职务：做饭、洗碗筷、洒扫、喂猪、缝纫和照料孩子：除开洗衣服一项始终没有学好。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完成了彼此地位和责任的调换：她主外，我主内，就像她原来是位好丈夫，我又是位好妻子。 假使平妹在做自己田里的活儿，那么上下午我便要沏壶热茶送到田里去，一来给她喝，也可让她藉此休息。我想一个人在做活流汗之后一定喜欢喝热茶的。 我看着她喝热茶时那种愉快和幸福的表情，自己也不禁高兴起来。虽然我不能不让她男人似地做活，但仍旧希望她有好看的笑颜给我看；只要他快乐，我也就快乐。 三 物质上的享受，我们没有份儿，但靠着两个心灵真诚坚贞的结合，在某一个限度上说，我们的日子也过得相当的快乐，相当美满。我们的困难主要是经济上的。我们那点田要维持一个四口之家是很难的，而平妹又不是时常有工可做，所以生活始终摇摆不定。 有天傍晚，我们在庭中闲坐。庭上边的路上这时走过几十个掮木头的人，里面居然还有少数女人。他们就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