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并没有像朱尔典和袁世凯事先预料的那样有异样的神情，他似乎意识到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载沣道：“既是君主立宪政体，如贵国一样，就有皇帝在。而现在皇帝幼冲，我为摄政王，难道有何……何不妥吗？”
朱尔典道：“我国有女王殿下，贵国有隆裕太后。皇上虽小，自有太后照顾；可是殿下既为‘监国摄政王’，那么既监国又摄政，内阁恐为影子或摆设，我们国家没有如此的政体。”
袁世凯道：“大使这样说倒使我汗颜惭愧。我养病多年，不谙国务，还要亲王主脑筹划，我好尽犬马之力，亲王若退藩休息，我如何能担当治国重任，大使之言有欠考虑。”
朱尔典道：“我不仅是从通常的政体出发谈这件事，若实行立宪，就应权归内阁，而且，从贵国实情及维护皇权来说，若不彻底实行立宪，恐负贵国国民之殷望，勘乱无从谈起。”
载沣道：“我若下……下野，能使国家安宁，难道我倒贪恋这个位子不成？只是革命党之目的，必欲颠覆皇位，我若下野，于事无……无补。”
朱尔典道：“如果亲王作出姿态，为使人民安乐而退藩让权于内阁，那么我大英帝国对危害立宪政府的一切力量都不能坐视而不加裁制。”
载沣道：“如果贵国能武力干涉革命党，我就退……退藩。”
朱尔典道：“亲王放心，我们一定会出兵维护与我们友好之政府，我已得到本国政府通知，大英帝国的军舰即日已开赴武汉。”
载沣跪向隆裕太后道：“以后全仰仗太后了，我把摄政王印交于太后。”
隆裕太后对朱尔典道：“还望大使不要食言。”
朱尔典道：“太后陛下，我见您如见我大英帝国女王，岂有食言之理？”
袁世凯听出了朱尔典这句话的味道：朱尔典以“我”许诺，并没有带出“英国”的字眼。
3
载沣交出了摄政王印，转身就要走。
“摄政王，”袁世凯跪在载沣面前道，“摄政王代皇上行大元帅职，我谨请王爷在京留守，本总理再赴前线。”
载沣道：“我既然不是摄政王，代皇帝行大元帅职自……自然取消，又怎能代你留京？”
袁世凯道：“那么还请亲王转告军谘府大臣贝勒爷载爷和毓朗贝勒留京，我到前线。”
隆裕道：“内阁刚刚成立，首脑怎可离京？”
袁世凯道：“臣恳请贝勒爷亲率禁卫军奔赴前线，扫除革命党，如今南方已遍是革命天下，若无天威皇族之风，恐怕难以平定。”
隆裕太后道：“传旨让他仍来议事。”
载涛、毓朗哪敢带兵打仗？于是乖乖地辞去了军谘府大臣的职务。
一切都在自己的预先安排之中，进展顺利。袁世凯便任命徐世昌为军谘府大臣，电令冯国璋回京为禁卫军军统。袁世凯还是对禁卫军不放心，于是让冯国璋把军队带到城外驻守。同时，袁世凯加强了自己的卫队，把它编成了拱卫军，令他的干儿子段芝贵任拱卫军领领。
袁世凯想：此时若和南方议和不成，也能凭据此方，占据半壁江山和他们周旋了。
后方巩固后，袁世凯任命段琪瑞为湖广总督主持南方军事。段琪瑞深知袁世凯的用意，立即停止对武昌的轰击，并发表政见，说他也不反对共和，他认为和他鄂军有许多共同点。此议一出，北京一片恐慌，但都敢怒而不敢言，南方得到这个口音，便有人鼓动起议和来。
袁世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的谋划。他叫来杨度道：“早先赵秉钧建议我国汪精卫在京委以大用，克定也与他拜为义兄弟，你看汪精卫此人如何？”
“我在东京时，就曾和他交往，此人志大才大，非等闲之人，绝不甘于人下。”
“你看他能为我所用吗？”
“可以。”
“请道其详。”
“此人志大，不甘人下；其才高，更自视才高，更不愿在人之下。所以，若能满足其一己之欲望，特别是权力之欲望，他无所不做。而今袁公主持国家军政，若吹之以风，他必借风扬帆，济海酬志。”杨度停了一下又道：“凭袁公之腕，还不是不怕他翻到危险的地位的。”
袁世凯道：“不过，他又为何冒险刺杀载沣？我曾看过他的‘绝命书’，他对共和似乎真的心意笃深。”
“那也是为了一己之欲。”
“杨兄说得这么肯定，不妨你们联手，为南北团结的事出点力。”
袁世凯又专门请江精卫长谈了几次，汪精卫有一点受宠若惊的味道。杨度对汪精卫道：“你我在东京就是知己的朋友，我也不瞒你，袁公曾屡次夸你人才难得，说你将来是总理的前途，兆铭你从今以后可能就是春风得意的日子了。”
汪精卫道：“我只是想为国为民多出点力，并没有为个人打算的意思。”
“那么为使国家不致分裂，百姓不受战乱之苦，你我应为南北走向一体倾以全力，你以为如何？”
“我也是这样想。”
汪精卫和杨度便一起成立了“国事共济会”为调和南北而奔走。
上海英租界。
黄兴接到英领事馆的信，信中表述了英国愿调停中国内战的愿望。黄兴正为这事思虑，又接到黎元洪的电报，电报说：弟以为革命军须建立统一的临时中央机构，以协调革命行动。其实，各革命军都表达了相同的愿望。这几天，革命军各省区的代表已陆续到达上海，黄兴把英领事馆的信给大家看了，并说：
“革命义士汪精卫及我党的老朋友杨度在北京成立了‘国事共济会’，以调和南北矛盾。汪义士称，袁世凯有意要和我方讲和，并云袁真心赞成共和政体，颇有诚意。对此事，诸位有何看法？”
一位代表说：“袁世凯曾几次派代表到武昌，现在我们对袁的表示不能再回避了，应有明确的回答。”
另一位代表说：“段琪瑞停止了对武昌的轰击，并公开表示支持共和，由此看来，袁氏对共和确有诚意。”
另一位代表说：“清政府已名存实亡，现在的问题不在于革命军与清政府之间，而存在于革命军和袁世凯之间，为避免更多的流血，应当说服袁世凯以一举手之劳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如果袁世凯愿意接受这个条件，革命军应当推选他为临时总统以促其成。”
另一位道：“是的，若和袁世凯兵戎相见，全国实行共和之期恐怕遥遥不可测。”
于是会议任命伍廷芳为南方议和代表，并通过了“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世凯反正来归”的决议案。
袁世凯接电后，派唐绍仪为代表到上海与任伍廷芳谈判，谈判地点由上海英领事馆提供。经过舌战，双方签署了五条草约：
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皇室；三、先推翻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之秩序。
《民立报》以《战乎？和乎》为题发表社论，反对以“口舌之力结此大革命潮流”。北方革命协会各团体在天津集会，一致议决吁请孙中山制止各省代表与袁世凯中途议和，以贯彻全国彻底革命的初衷。
在这时，孙中山由美国回国。
1911年12月25日。早晨，上海外滩金利源码头挤满了人群。随着一轮红日从海面上跃出，一艘客轮停靠码头。一会儿，航舱里走出一位精神抖擞的中年男子，手挥礼帽向人们致意。
“中山先生！”
“热烈欢迎中山先生回国！”
人群响起如潮的欢呼声。
中山先生健步走向岸边，记者们围拢上去，争先恐后地拍照，争先恐后发问。
一位记者问：“先生这次回国带回多少钱？”
中山先生答：“我不名一钱，我所带回的是革命的精神。”
《民立报》记者问：“先生对未来的形势有何看法？”
中山先生道：“来日大难尤甚于今，革命同志应该持一种真精神、真力量去战胜困难。”
有记者问：“如今南北和谈，先生看法如何？”
中山先生道：“我认为，革命正如火如茶，革命应扫荡一切封建之残余。和谈应建立在推翻满清政府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扫除犁庭、彻底打败封建义的前提之下，建立在构筑共和政体大厦的精神基础之上。”
当天，《民立报》以《欢迎！欢迎！》为题发表了专题评论，独立各省的欢迎电报如雪片似的飞往上海。
26日，黄兴单独拜见了孙中山。
黄兴道：“先生回国，举国沸腾，革命成功在望，弟实感欣慰，我党牺牲之同志地下有知，也足当含笑九泉。”
孙中山道：“弟在国外奔走，国内之事，全赖黄兄。革命党人前仆后继，至有今日之形势。黄兄筹划之功，不可没也。弟此次回国，实为推波助澜，为革命潮流中之一浪花耳。只是弟以为，‘革命成功在望’之说，或有疑惑，须知满清鞑虏已有几百年根基，而封建思想几千年来铜桂人心，中国民众之觉悟尚待提高，所以共和国体一时恐难建立，共和之思想也未必已真正深人人心。”
“逸仙兄思虑太过。先生回国前，伍廷芳与唐绍仪之南北和谈已取得成效，达成五点共识。召开议会，确定共和政体更是为双方所确认。以袁氏之力量推翻清廷当不在话下，而其赞成共和政体之心迹，也一再表露。我以为，共和国家已呼之欲出。”
“袁氏为人如何？就我所知，当年他曾反对立宪而向西太后告密，今日共和思想何来之迅之速之突然？恐为一时之思亦或遮人耳目而达个人之目的。”
“袁氏之韬略，我们确是难以窥见，但其推清廷之志，无可怀疑。其赞成共和的举动，若果真另有所图，也不足虑，因为国家宪法、共和政体可以约束之。”黄兴站起身，踱步接着说道。“若其真敢欺世枉法，天下必共讨之。其政治生命亦必终结，这一点恐怕袁世凯自己也深知。逸仙兄曾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袁氏不是不明白共和乃世界之潮流这一道理，以现在之形势，他也应有足够之教训。”
孙中山道：“既然如此，当继续与北方和谈，务必使其表示明确态度。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