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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便走了上去，冷落的大厅里，不象是收费和取药处，倒象是售楼处或招生处，两个女大夫在那里闲聊着，我过去，把挂号单和处方交给她们，她们便在收费单上写着我的姓名、年龄和药物的价格，好象比大医院的要贵一点，无所谓，其中一个大夫给我拿来了一长条塑封的药，奇怪，这里的阿普唑仑怎么象是鞭炮一样一长串，并且药的颜色也不一样，每包是红色和其他颜色混合着，大概是新型号的阿普唑仑吧，但我怀疑这种药的效果和副作用，她们为难了：“那你得到开药的大夫那里去换。”，我便又坐着那个奇怪的电梯下到了二层。回到了那个科室，找到了那那位女大夫，她便解释着：“其实效果是一样的，你要是相信老药，给你换、换、换……她好象有点结巴了，但态度挺好。”，她拿出同样的一长条药，上面写着阿普唑仑，一小袋是两片，我放心了，从二楼往下走，碰见了在市级大医院的表姑，她是那家医院的教授和心血管病权威，她好象是来办什么事的，她责备着我：“你怎么到这种医院看病？他们是私营的，价格不合理，下午到我那来，我给你检查检查。”，
我答应着出了医院大门，突然感到不对劲，我再想着许多不可思议的事：先是那奇怪的电梯，还有那些奇怪的科室，好象没有什么病人就医，然后是她们怎么不问就知道我的姓名和年龄的？第一次拿到的药，怎么那么象毒老鼠的灭鼠灵？还有，我记得这里只有一家大的医药市，怎么会有医院呢？还有那天桥，不是一年前为了修地铁就拆了吗？怎么一夜之间又恢复了？最另我意外的是，我终于想起那些医院的护士、医生以及病人，他们都没有五官！而那些我单位的退休女职工早已经死去多年了，也许是我没留意，也许是……天哪，我进了什么地方？不行，我得回去看个究竟！表姑几年前就到区县搞课题去了，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我想返回去，但被人叫住了，是父亲，他问我：“一大早你干什么去？”，我回答：“药没了。”，他埋怨我：“你不是前几天让我检查身体时帮你开吗？怎么自己又来了？”，我只好回答：“实在睡不着，先开点阿普唑仑应应急。”，父亲告诉我：“我去检查身体，帮你开好带回去，你先回家。”，我往回走，决定回去先服两片阿普唑仑睡一觉。正在这时，马路对面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那里，有人向我招手，好象是熟人，我过去，上到车上，看着面熟，奇怪，是那位女大夫！她仍在说着：“我给你换、换、换……”，声音越来越大，我直视过去，的确看不到她的脸，她的声音到了我无法忍受的地步。
声音一直延续到我醒来，是楼下哪一家在装修砸地板的声音，我感到胸闷，血压不正常，内心从未有过的烦躁，我真想下去和他理论，好容易下了场雨凉下来了，他却要破坏大家的早觉，但这个城市天天被笼罩在各种噪音中，况且是白天，我能和人家说什么呢？这时，父亲回来了，他把我要的药给我，是帕罗西汀和阿普唑仑，这回我彻底清醒了，刚才那个梦，是因为我突然断药所引起的。我服下了阿普唑仑，不久，便睡着了，那个奇怪的医院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梦里。楼下依旧在装修着，修建地铁的隆隆声也在继续着。
今年春天，我因头痛，便到就近的一家医院去开些安定，此类药已经被国家卫生部规定为精神类限开药，控制很严，这是对患者的负责。进了这家医院，我挂了神经内科，在二楼，迈步上去，眼前的一切使我感动吃惊：怎么和去年的那个梦里的场景完全一样？我试着按梦里的记忆去找，果然找到了神经内科，遇到的也是一位6o多岁的女大夫，她的态度非常好，一下把我带回到儿时看病的记忆当中，那种认真、耐心、和蔼，顿时使我的头痛减轻了一半，她给我开了少量的阿普唑仑片，并不断嘱咐着：“尽量少用，会有药物依赖的，对肝脏和肾脏伤害很大。”，我虽头痛着，但却带着非常好的心情离开医院，我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这里往车站走，和它紧挨着的是一家天主堂，这座天主堂整天大门紧闭，虽然看上去很华丽气派，但让人望而却步，《圣经》上从旧约到新约都一再强调不能拜偶像，可据我所知，它里面布满了雕像，中间是圣母玛利亚，可玛利亚在怀耶稣时曾对伊丽莎白说：“我心尊主为大。”，看来，天主堂不是随便能进的，倒是基督堂每周日里外挤满了男女老少，充满了欢笑声，见到的只有十字架，这倒和《圣经》上要求的相符合。
我努力想着自己的特殊梦境和刚刚生的事，我并不迷信，所以要找到真正的原因，终于，我想起了近四十年前上小学时我遇到过一次意外，我的鼻梁骨被院子里邻居砍柴脱落的斧子头砍断了，那时，我是被邻居家大哥紧抱着，叫的人力三轮送到的就是这家医院，那天，是一位来办退休的女大夫给我做的手术，她似乎对医院非常眷恋：“没想到要坚守岗位到最后一天，今天可是我这辈子最后一个手术，这孩子可真悬，差一毫米就到视线了。”也就是说我差一点失明，她高的技术，完全复原了我挺直的希腊派鼻子，故此，我对此事今生难忘。，我现在就诊的神经内科，就是当年的外科手术室，我曾在这里被救过！这就不奇怪了，但梦境把它移植到了南边更大的一条街上。父亲怎么会和梦里安排的一样给我送药呢？梦里的医院是什么地方呢？难道是地狱？可它在上升，地狱应该是向下……这件事我不能再往下想，也许是一种生理上的特殊现象吧，通常讲叫做预感，因为此类事情经常在我身上生，但我只能认为是巧合，因为我相信科学，我曾为此做过脑电图，结果很正常，所以，在我梦境中出现的事不久会生我只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巧合。我绝不迷信，也不容许别人把我纳入迷信的行列，否则，我连做梦的权利都没有了。没有科学的考察和分析，能预知未来，那纯粹是无稽之谈！如果我有预感能力，我就不会被人欺骗、伤害并患上倒霉的抑郁症，正如那些算卦占卜的，他们如果能预知未来，早就把自己算成富翁了，何必到街头以术数行乞呢？但有一点我不能不为自己开脱：我不能为自己梦后的种种事物巧合负任何责任，我更无法阻止自己做梦。
（于西安市中心家中盛顺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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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二十三、政治魔鬼邀我入伙
二十三、政治魔鬼邀我入伙
我们对有些人和事的同情是出于无奈，因为，在特殊的时代和环境中被特殊的意识所挟持，实际上一种对自由的禁锢，锁链和锁链相互缠绕必定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制约，而思想的桎梏却是来自一种意识对另一种意识的侵犯，比如改革开放以前的政治斗争，那便是剥夺人思想自由的一个较为长期的束缚期，一类人对一些人主观地下着定义：牛鬼蛇神、反动权威……等等，这些被定义的人被限制了人身自由，被打倒了；而那些给人下定义的人的思想却被一种意识牢笼了，他们不让别人思想，而他们自己却按另一种程式化的东西机械地思想，换言之他们失去了思想的自由。
我的母校，我最后接受课本知识的地方，也曾是我生长过的地方，当我三岁的时候，父亲挨整下放到干校，我被送到了舅舅家，在这所停了课的大学里生活了两年。
那时，学校属于半瘫痪状态，有的只是工农兵学员和亚非拉社会主义亲善国的留学生，越南的留学生特别多，那些戴着斗笠的皮肤黝黑的越南人，无论什么季节脚上都穿着呱嗒板，尤其是到了冬天很滑稽，头上戴斗笠，脚下呱嗒板，身上穿棉袍，他们总找我们这些说普通话的孩子，夏天拿釉子逗我们说话：“小绷（朋）有，里（你）好！”，我总是挥挥手：“你好！”，他们穷追着：“请再说？”，我便不断地重复着，直到他们把釉子硬塞在我怀里，但到了家，舅舅便教训到：“怎么能随便要人家外国人的东西呢？”，我解释着：“我教他们普通话，他们硬给的。”，舅舅换了口气：“哦，是换的，那就多教他们，但最好别接受东西。”，舅舅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却是个很懂礼数的人。想起8o年代初的那场对越自卫反击战，无法和我所见到的越南人联系到一起，也许战争中的他们才体现出他们真实的本质，我记得有一句话：帝国主义，你不打，他不倒。我们帮助越南打走了美国佬，可长期被法国佬奴役的高棉人又反过来打我们，中国用精良的大米和无偿的劳工支援了他们，他们反过来对我们挑衅，实际上我们演了一出现代的《东郭先生和狼》。
那时，我们学校最出名的不是现在的考古系，而是被称作“红楼”的政治系，现在叫哲学系。红楼的大概含义便是又红有专，主要内容是马列研究，爸爸曾在那里给大学学员讲过政治经济学，现在叫科学社会主义。那是第二年的夏天，我在楼道里等爸爸下课，满耳朵都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黑格尔、相对论、科学与实践、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