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哲学辩护。她认为存在主义哲学教给了人们“全面深刻地面对责任感”的意识，每个人都应该在行使自由的同时，承担这个责任。她驳斥了有关存在主义是没有道德的哲学的错误观点。继波伏瓦之后，为了回击社会舆论，萨特也作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萨特为存在主义哲学辩护道：“我们所理解的存在主义是一种怎样使人生活过得去的学说。”他认为，存在主义告诉人们的是：“除了他自己外，别无立法者。”“一个人不是别的，只是自我设计，只存在于自我实现的过程中，除了全部行动，除了生命，就一无所有。”“存在主义是乐观的，它是一个行动的学说。”
实际上，波伏瓦和萨特在20世纪40年代所倡导的存在主义哲学，主要是要使战后的法国人能心平气和地接受现实、面对现实。他们所倡导的自我选择和行动是为了给人们提供克服精神危机、振作精神的思想武器。他们在哲学中揭示现实世界的荒诞『性』和人存在本身的荒诞『性』，其目的不是宣传虚无、消极厌世思想，而是揭示现实本相，引导人们去思考如何去正视和对抗这种人类状况的荒诞『性』。因为人置身于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什么境况，对于这一切，人类虽无法选择，但人在任何时代、社会中都可以作出自我选择，这则是真理。因此波伏瓦和萨特提出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存在先于本质，人通过选择可以赋予存在的意义、价值。当然，无庸置疑，存在主义哲学确有否定当时社会现实的倾向，但它却是对二战后人类生存境况的批判『性』认识。
40年代中叶是法国存在主义文学运动形成、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时期。萨特和阿尔贝·加缪无疑是这一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而西蒙娜·德·波伏瓦也自始至终地参予了这一运动。由于她与萨特的特殊关系，她无疑在存在主义文学建立的过程中也倾注了其心血和努力。在这一时期，她在其创作的一系列作品中，都力图表现某些存在主义哲理。1946年，她在继《女客》、《他人的血》之后，又创作了第三部小说《人总是要死的》。这部小说在波伏瓦所有的小说作品中，是一部存在主义思想倾向最明显的作品。该作品完成于1943年至1946年，历时3年。此期间，波伏瓦经历了战争、沦陷和战后清肃法『奸』等历史事件。她在作品中尝试用一种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福斯卡被誉为浮士德式的人物。波伏瓦通过这个人物的经历，探讨了人类的生存境况问题。在小说中，福斯卡是个长生不老的传奇式人物，在故事的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他的踪迹。他跨越了6个世纪，周游世界各国，他是历史的见证人，代表着一种永恒的存在。他曾亲眼目睹了几百年来欧洲历史的风云变幻，经历了无数次战争、无数次个人爱情生活的不幸。他是永存的，而他周围存在却都只有一瞬。他自己有无限的权力，他本人也多次使用这些权力，然而他最终却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无法改善人的生活状态。他无法用自己的权力去恢复公正，使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人复活。他悲哀地发现，历史虽然在前进，然而现实却没有什么改变。他的永恒存在并没有什么意义。福斯卡最终豁然意识到生存本质的虚无，而人的瞬间存在，在他看来也未必一定意味着不幸，只要他曾经有过行动和选择。在这部小说中，波伏瓦用存在主义观点分析了历史和现实，论述了人类生存的本质和意义。然而在小说中，她在对人类历史的远景进行解释中，却不免落入了历史悲观主义循环论的窠臼中。
1943年至1948年，西蒙娜·德·波伏瓦在萨特的影响下，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她共写了三部小说、一个剧本和三部论著。她通过这些作品，阐述了其存在主义观点，并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与萨特一样，她成为了一位“介入”作家。她放弃了以往的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主张文学要干预政治和生活，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1947年，她在论著《模棱两可的伦理学》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她主张作家应该对他周围社会的变化有所作为。她希望作家要为改变人的社会状况和人对自身的观念而作出自己的努力。这一思想的变化，使得波伏瓦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有了变化。她开始走进了公众的生活之中。公众开始接受了这位介入女作家，并把她视为继萨特和加缪之后，法国存在主义文学运动的第三位重要人物。西蒙娜·德·波伏瓦这个名字，不仅在法国已家喻户晓，而且在欧洲其他国家及美国等世界其他地方，也广为人们所熟悉。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西蒙娜 德 波伏瓦 第八章美国之行
二战后，整个欧美文坛黯然沉寂。而这时，被誉为世界大都会的巴黎却独报佳音。一个新的文学思『潮』——存在主义文学在法国独放异彩。它的出现给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文学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契机。人们不约而同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这个孕育并产生新思想的地方。随着存在主义文学思『潮』在欧美各国的影响日益扩大，这一派别的创立者萨特、加缪和波伏瓦自然就成为了人们关注的新闻人物。各国纷纷邀请这三位存在主义文学大师前去访问讲学。从1945年起，萨特、波伏瓦和加缪应邀到过许多国家的大学里去访问、讲学，向人们介绍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论和存在主义文学的发展情况。而在被邀请的这三位存在主义文学作家中，唯有萨特和波伏瓦倍受人们的青睐。萨特被誉为存在主义文学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和创建者，而波伏瓦则因为与萨特的伙伴加伴侣关系，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46年5月，波伏瓦和萨特应邀去瑞士讲学、访问。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人们都特意把他俩安排在一起。在人们的心目中，波伏瓦和萨特是密不可分的。
然而当鲜花、掌声和荣誉在波伏瓦和萨特的生活和事业的航道上『潮』水般涌来的时候，他们的爱情之舟在感情的海洋上会遇到波澜吗？也许波伏瓦和萨特在此时都不曾想到，在他们先后各自的美国之行中，除了与美国知识界人士的文化交流和观光漫游外，他们各自还在感情上另有收获。
1946年，波伏瓦在接到了去美国讲学、访问的邀请后，便开始着手筹划这次远行。1947年1月25日，她终于登机赴美。这次赴美，她准备在美国谈有关战后作家的伦理道德问题。这是一个触及所有知识分子的敏感问题，在对该问题的认识上，波伏瓦想与美国知识界同行达成共识。同时，她还想借此宣传她和萨特所主张的作家应该介入、干预政治生活的思想。
波伏瓦抵达美国的纽约后，受到了热情欢迎。她的来访受到了新闻界热切的关注。纽约的记者在《纽约人》等报纸的显目位置上，刊登了有关波伏瓦的专访文章。记者们把波伏瓦称为“让－保尔·萨特志同道合的女伴”和“最漂亮的存在主义者”。纽约报界记者尤其对波伏瓦和萨特的私生活感到好奇，常常是请波伏瓦谈谈她的生活，而不是其存在主义哲学观点。在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的逗留访问期间，为了多了解些美国的文化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波伏瓦跑遍了整个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地区。后来她还请美国黑人作家理查德·怀特带她访问了纽约黑人区。波伏瓦在纽约访问期间，感受到了美国是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国家。美国人，尤其是青年人总是乐观自信。她后来在其访美结束后所写的《美国的日日夜夜》一书中谈到了当时的这种看法：“美国宛如一个吓人一跳的大玩偶盒”。
波伏瓦于1947年2月在美国纽约几所大学里作巡回讲演。在讲演中她反复强调作家应介入生活，应有所选择，应有责任感。她还强调人的自由。但她认为人的自由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是真实的、具体的。人的自由必须要介入生活，必须趋向于一个目标，并尽力要给世界带来某些变化。她认为美国人其实本来就是存在主义者，只是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波伏瓦的巡回演讲在纽约的所有大学里得到了公众的赞誉。通过波伏瓦的介绍，美国人了解到了法国的存在主义文学其实宣传的不是虚无主义悲观厌世的思想，而是乐观主义的人生态度。
波伏瓦在此期间也不断应邀出席纽约知识分子阶层举办的一个个酒会。她广泛结交纽约知识界的同仁，她结识了作家哈里森、美国黑人作家理查德·怀特。她和怀特还讨论了美国的种族歧视和黑人问题。在纽约期间波伏瓦已开始着手写一本有关『妇』女问题的专著《第二『性』》，为此，她曾参加了史密斯学校的关于“『妇』女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的学术研讨会。她利用这次机会同美国各界杰出的『妇』女代表探讨了『妇』女地位问题。
1947年2月底，波伏瓦在纽约的巡回演讲结束后，又应邀去芝加哥作演讲报告，在该城市她计划逗留36小时。临行前，一位美国朋友把一位专写芝加哥社会底层生活的小说家纳尔逊·阿格林在芝加哥的地址提供给她，这对波伏瓦是很及时和需要的。因为此行中，她很想多了解些美国社会底层人的生活状况。于是来到芝加哥之后，波伏瓦就主动与阿格林取得了联系。波伏瓦约纳尔逊·阿格林在芝加哥最大的饭店“帕麦尔之家”见面。他们第一次见面因语言的隔阂，未能作很长的交流，但两人相约在波伏瓦巡回讲演后，再来见面。
第二次见面后，波伏瓦与纳尔逊·阿格林却谈得十分投机。在阿格林的陪同下，波伏瓦参观了芝加哥市的动物园、赛马场，他们甚至在夜间还逛了该市恶名昭著的酒吧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