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蓝『色』丝衫，已经完全看不出先前的形状，头发则用一条头巾包裹着，遮蔽沙尘。形容枯槁的祖母，不时在帐棚中出现，行动比乌龟快不了多少，脸上满是数十年来的风尘之『色』，让人觉得她只是一副在皮囊中行动的骨骼。放眼望去，所有的事物沉静无声，好像都饱受了风吹日蚀的折磨。石质的平原上，遍布细石，尖锐粗砺，间或点缀着馒头状的沙丘、成块的青草以及被沙尘染得半黄半绿的灌木丛，绵延到天边。骆驼开始褪『毛』，卸下一身沉重的冬装，『露』出来的皮肤与大象或是水牛的肤『色』与肌理颇为相似。
这位骆驼牧民跟我说，赶骆驼的最佳时机在秋末冬初。整个夏天的鲜美水草，可把驼峰滋养得胀而挺，三十三天内不吃，九天内不喝，照样可以扛着五百五十磅的东西，每天走三十二英里。简单来说，它们的行动速度不输马匹，但是负重能力犹有过之。在蒙古人眼里，外界视为天险的戈壁不过是小事一桩。当年，中国人硬是把长城外的戈壁，当做是捍卫中华文明的另一屏障，希望能遏阻草原上的野蛮人入侵；在蒙古疆界的另一端，沙漠中的绿洲——中亚名城不花剌和撒马尔罕，也认为它们躲在沙漠之后，大可高枕无忧。事实都不然。没有任何沙漠可以挡得住这批强悍、精力旺盛的草原民族。普热杰瓦斯基上校（colonel prjevalski）曾经跟他们一道漫游戈壁，亲眼见识过蒙古人绝处求生的能力，清楚知道他们怎么熬过漫漫长日，踏过世上最干涸贫瘠的土地，往返于中国与中亚的名城间进行贸易。
隆冬，一整个月的时间，他们随着贩茶的商队前进。日复一日，温度都在华氏零下二十度徘徊，强劲的西北风迎面扑来，尖锐如刀，冷彻心肺、筋骨，几乎无法忍耐。但是，他们却可以在骆驼背上一口气骑个十五个小时，完全不睬齿缝间窜进的寒气。铁打的人才禁得住这一切，但是，蒙古人却能在寒冬中往返四次，行程长达三千英里。
就是靠这支凛然无惧的商队，成吉思汗才能有效地组织中古时代最可怕的战争机器。
挥别骆驼帐棚之后，眼前视野一宽，接连四英里的旷野平原后，山壁陡然拔起宛如长城，几乎没有什么山脚，只见得一道深受侵蚀的斜坡，岩石『裸』『露』，垂直接向嶙峋的石壁，形成高原。高原就这么直直地扎在沙漠里，朝任何一个方向看去，都不见尽头。高原北面的阿尔泰山，眼前不过是一小段，全长可达一千英里。另外一端，则是中国。站在变化莫测的沙漠中，耳际充斥的是喧嚣的骆驼呼喊，抬头一看，山的棱线上一片白头，全是终年不化的积雪，仿佛在山边与天际画出一条鲜明的界线，八个新月形的沙丘在高原下连成一线，景『色』壮丽无俦。夕阳映衬下，天空一片『奶』黄『色』，隐隐闪出光芒。弧形的云海成堆翻滚漫向东南，在两百五十英里的高空挤压簇拥，蔚为奇观。强风扫来，山脚一阵呼啸，细沙卷上天际，细听起来，恰似呻『吟』，隐含大自然的音乐旋律。马可波罗相信，这是恶魔的呼唤，会把商队引向死亡。
高山、沙漠、积雪，这样的魔幻组合还不足以眩人耳目，沙丘的另一端，竟是波光粼粼的湖泊。但这只是我的幻觉。那是太阳的余光洒在大片咸泥地上所造成的景致。三十五年前，这里原是湖泊，鱼产丰富，雁鸥成群，湖畔芦苇茫茫，从山脚往外延伸十英里之多。但是强烈地震却改变了这里的地形，湖水全部泄光，鱼群死于沙漠。由于干涸已久，湖底硬得跟水泥地差不多，细碎的裂纹像一面张开的渔网。我突然想起20世纪20年代第一支美国探险队进入戈壁沙漠勘探的故事。他们在一个跟这里差不多的浅湖畔扎营过夜。夜风强劲，惊涛拍岸后又朝另一端激『荡』而去，由于力道猛烈，波浪卷动湖水，迅雷不及掩耳，竟然把上百只湖底的银鱼甩到湿漉漉的岸边泥地上。在月光下，科学家就看着这批银鱼，拍打挣扎直到死亡；银鱼发出的微弱噪音，仿佛是有人在周遭轻轻的鼓掌。
扭曲的形象
过去一百年来，西方人眼里的蒙古形象非常扭曲。一知半解的传闻，让蒙古身影朦胧。在成吉思汗铁骑还没踏遍欧洲大陆，以及卡庇尼冒险深入大漠以前，蒙古在西方人心里，更是一片空白。那时的欧洲人根本没有见过蒙古人，也不知道在东方有这么个游牧民族，直到成吉思汗的骑兵急风骤雨般地闯进欧洲。这支无坚不摧的部队，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欧洲人莫衷一是。有一种传说恰好跟消失的湖泊相反，当时的欧洲人认为地球裂了一条缝，蒙古人是从冥府冲出来的。其实，这支部队是蒙古大军的一支偏师。成吉思汗命令速不台率领一批族人远征欧洲，用意是在试探。军事史学家哈特（liddell hart）的盖棺之论是：这个种族虽然敝陋，但是将领的战略眼光却足与拿破仑争辉。速不台没有任何外援，在欧亚大陆来去纵横，时间长达两年，他沿着里海长征五千英里，沿路二十几个国家望风披靡，连俄罗斯大公联军也不堪一击。退兵的时候，纪律严明，不惊不扰，经常像鬼魅一般的消失，只留下蒙古铁骑来无影、去无踪的恐怖传说。欧洲人被杀得胆战心惊，幸存的人都说，蒙古人生吃人肉，茹『毛』饮血，鞍下骏马，高不可攀。
八个世纪后，恐怖的传说依旧在欧洲人的记忆深处飘『荡』。黄祸（yellow peril）、蒙古蛮子，依旧是西方人提到蒙古时，最表面、最直接的反应。一般人甚至认为蒙古症（mongolism）跟蒙古人是一回事。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一看到这种病征，便联想到蒙古人狰狞的面容，于是取了这个病名，是可以理解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胆敢深入大漠的旅行家，偶尔流传出来的零星纪录，好像也无力澄清误解。纪录的共同点就是：蒙古人又脏又懒。在他们的笔下，蒙古人堕落得厉害、懒得可怕、穷得可怜。沿门托钵的行脚喇嘛一路散布梅毒，害得全国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都身染恶疾。这些来自西方的访客说，蒙古人根本不耐『操』劳。探险英雄普热杰瓦斯基曾经义正辞严地谴责：“蒙古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懒散。”
他们一天到晚都好像在过节，是那种游牧生活的闲散调调。他们只在意牲口，即使如此，他们也懒得花心思，随骆驼、马匹在草原上游『荡』，顶多在夏天，领着牲口到邻近水井去饮一次水。『妇』女、小孩的工作是胡『乱』赶赶牲口，不让它们走失了。有钱一点的蒙古人，雇得起牧羊人，便让那些穷到无立锥之地的人混口饭吃。挤牛『奶』、搅拌『奶』油、准备肉食以及其他零零碎碎的大小活计，当然都由『妇』女一肩挑起。男人无所事事，纵马狂奔，从这个蒙古包串到那个蒙古包，进去喝喝茶，来两杯马『奶』酒，跟邻居闲磕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一个坚忍无畏的英国女人，布斯卓女士（beatrix bulstrode）对蒙古人的印象也差不多。她在《蒙古之旅》（a tour in mongolia）里写道：“没看过蒙古人干过正经事，他们大概一辈子也不曾工作。”她曾经两度从中国到蒙古，足迹遍布蒙古草原。她第一趟旅行是靠牛车和小马，在内蒙古漫游。第二趟胆子就更大了，竟深入西伯利亚，直抵蒙古的首都乌尔戛（urga）。当时目无法纪的盗匪盘踞蒙古，内战冲突不断，所以，她在第二趟旅程开始前，准备了四把枪才上路：一把拆卸了的猎枪，塞进蓬蓬装的内衣周围；一把『毛』瑟枪（mauser）；一把大型的柯尔特手枪（colt）放在她的大衣里。“口袋里还藏了把小家伙”。这个浑身都是武器的小辣椒，说服了《时代》周刊驻北京的特派员福雷瑟（david fraser），资助她写她的新书，福雷瑟对她的支持毫无保留，完全受她的蒙古观点左右。他说布斯卓“对蒙古人『性』格的分析，别具慧眼。蒙古人纯朴、天真、乐观，就是懒得厉害，不怎么实际。蒙古人的这种天『性』在过去、在未来，替他们惹了不少麻烦。简单来说，他们没有跟外界竞争的能力”。
《时代》周刊驻北京的那位特派员、布斯卓及其他批评者，都没有抓到蒙古的真精神，他们从自身的文化出发，怎么看都觉得蒙古人是个懒洋洋、不思上进的民族。根据他们的看法，这个民族惟一适合的工作，就是在草原放牧羊、牛、骆驼，依循时节变化，逐水草而居，自由自在；要他们安分下来耕地，会要了他们的老命。在蒙古人眼里，庄稼就是束缚，荷着锄头、翻田除草，就是奴隶。20世纪20年代初期，较为先进的耕种技术引进蒙古，但是蒙古的农民种植作物，也还是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种子撒好了，就不知道晃到哪里去了，再也没有回来照顾农田。
蒙古国的地位
从空中往下望，对现代蒙古的第一印象，还是一片空『荡』。在这个横跨三个时区的国家，只有一个地方堪称都市；有五百人以上的聚落，全国数一数，不超过五百个。机翼下是一片光秃的山脊，苍凉阴郁，渺无人迹，成群的小斑点是嶙峋石坡间觅食的羊群。每隔三四十英里，才见到一个圆圆的蒙古包，像是草原上迸发出的草菇，那是牧羊人的家。蒙古包是一种圆顶的毡帐，打从成吉思汗扬名立万前，它就是蒙古人的住处。西方人管它叫毡包（yurt），也是普热杰瓦斯基惯用的名词。乌兰巴托的住房短缺，是个始终解决不了的问题，上百个蒙古包于是堂而皇之地进驻城中街道与郊外的社区，大多通上了电，但是没有排水沟跟自来水，到了晚上，每个蒙古包里泛出隐隐的萤光，全都在看电视。在现代化的都市中出现蒙古包，仿佛时空错置；但蒙古点缀旋在苏联式的成排公寓之间，其实并不突兀。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