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以为我会拿着小火车去卫生院找何医生?不,要是那样也就不会有以后的故事了。坦率地说我根本就没想物归原主,我当时只是发愁怎样把小火车带回家,不让任何人发现。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把汗衫脱下来,又掰了一堆玉米,我用汗衫把玉米连同小火车包在一起,做成一个包裹,提着它慌慌张张地往家里走。我从来不像镇上其他的男孩一样光着上身,主要是母亲不允许,所以我走在小街上时总觉得所有人都在朝我看,我很慌张,确实有人注意到了我的异常,我听见一个妇女对另一个妇女说,热死人的天,连李老师的孩子都光膀子啦。另一个妇女却注意到了我手中的包裹,她说,这孩子手里拿的什么东西,不会是偷的吧?我吓了一跳,幸亏我母亲在镇上享有美好的声誉,那个多嘴的妇女立刻受到了同伴的抢白,她说,你乱嚼什么舌头?李老师的孩子怎么会去偷东西?
我的运气不错,母亲不在家,所以我为小火车找到了安身之处,不止是床底下的杂物箱,还有两处作为机动和临时地点,一处是我父亲留在家里的军用棉大衣,还有一处是厨房里闲置不用的高压锅。我藏好了小火车,一直坐立不安。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那把拧发条的钥匙,谭峰肯定是把它藏在身边了。我得不到钥匙,就无法让小火车跑起来,对于我来说,一辆不能运动的小火车起码失去了一大半的价值。
我后来的烦恼就是来自这把钥匙。我根本没考虑过谭峰回家以后如何面对他的问题。我每天都在尝试自己制作那把钥匙,有一天我独自在家里忙乎,在磨刀石上磨一把挂锁的钥匙,门突然被谁踢开了,进来的就是谭峰。谭峰站在我的面前,气势汹汹地瞪着我,他说,你这个叛徒,内奸,特务,反革命,四类分子!我一下子乱了方寸,我把挂锁钥匙紧紧地抓在手心里,听凭谭峰用他掌握的各种词汇辱骂我,我看着他的那只被白布包得严严实实的左手,一种负罪感使我失去了还击的勇气。我保持沉默,我在想谭峰还不知道我去过砖窑,我在想他会不会猜到是我去砖窑拿走了小火车。谭峰没有动手,可能他知道自己只用一只手会吃亏,所以他光是骂,骂了一会儿他觉得没意思了,就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还是不说话,他大概觉得自己过分了,于是他把那只左手伸过来让我参观,他说,你知道绑了多少纱布,整整一卷呢!我不说话。谭峰就自己研究手上的纱布,看了一会儿他忽然得意地笑起来,说,我把我老子骗了,我哪儿是用左手拿东西,是右手嘛。他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喂,你说烫左手合算还是烫右手合算?这次我说话了,我说,都不合算,不烫才合算。他愣了一下,对我做了个轻蔑的动作,傻瓜,你懂个屁,右手比左手重要多了,吃饭干活都要用右手,你懂不懂?
谭峰回家后我们不再在一起玩了,我母亲禁止,铁匠夫妇也不准他和我玩,他们现在都把我看成一个狡猾的孩子。我不在乎他们对我的看法,我常常留心他们家的动静,是因为我急于知道他是否去过砖窑,是否会怀疑我拿了那辆红色小火车。
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已经开学了,我被谭峰堵在学校门口,谭峰的模样显得失魂落魄的,他用一种近乎乞求的眼神盯着我,他说,你拿没拿?我对这种场景已经有所准备,你不能想象我当时有多么的冷静和世故,我说,拿什么呀?谭峰轻轻地说,火车。我说,什么火车?你偷的那辆火车?谭峰说,不见了,我把它藏得好好的,怎么会不见了呢?我告诫自己要冷静,不能提砖窑两个字,于是我假充好人地提醒他,你不是放在老张家的猪圈里了吗?谭峰朝我翻了个白眼,随后就不再问我什么了,他开始向操场倒退着走过去,他的眼睛仍然迷惑地盯着我,我也直视着他的眼睛,随他向操场走去。你肯定不能相信我当时的表现,一个八九岁的孩子,会有如此镇定成熟的气派。这一切并非我的天性,完全是因为那辆红色的小火车。
我和谭峰就这样开始分道扬镳,我们是邻居,但后来双方碰了头就有一方会扭过脸去,这一切在我是由于一个沉重的秘密,在谭峰却是一种创伤造成的。我相信谭峰的左手包括他的内心都遭受了这种创伤,我得承认,那是我造成的。我记得很清楚,大概是在几个月以后,谭峰在门口刷牙,我听见他在叫我的名字,等我跑出去,他还在叫我的名字,但他并不朝我看一眼,他在自言自语,他说,郁勇,郁勇,我认识你。我当时一下子就闹了个大红脸,我相信他掌握了我的秘密,让我纳闷的是自从谭峰从医院回家,我一直把小火车藏在高压锅里,连我母亲都未察觉,谭峰怎么会知道?难道他也是凭借灵感得知这个秘密吗?
说起来可笑,我把小火车弄到手以后很少有机会摆弄它,更别提那种看着火车在地上跑的快乐了,我只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偶尔打开高压锅的盖子,看它几眼,仅仅是看几眼。你们笑什么?做贼心虚?是做贼心虚的感觉,不,比这个更痛苦更复杂,我有几次做梦梦见小火车,总是梦见小火车拉响汽笛,梦见谭峰和镇上的孩子们迎着汽笛的声音跑来,我就被吓醒了,我知道梦中的汽笛来自五里地以外的室成铁路,但我总是被它吓出一身冷汗。你们问我为什么不把火车还给谭峰?错了,按理要还也该还给成都女孩,我曾经有过这个念头,有一天我都走到卫生院门口了,我看见那个女孩在院子里跳橡皮筋,快快活活的,她早就忘了小火车的事了。我想既然她忘了我还有什么必要做这件好事呢?我就没搭理她,我还学着谭峰的口气骂了她一句,猪脑壳。
我很坏?是的,我小时候就坏,就知道侵吞赃物了。问题其实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想有这么一个秘密,你们替我想想,我怎么肯把它交出去?然后很快就到了寒假,就是那年寒假,我父亲从部队退役到了武汉,我们一家要从小镇迁到武汉去了。这个消息使我异常兴奋,不仅因为武汉是个大城市,也因为我有了机会彻底地摆脱关于小火车的苦恼,我天天盼望着离开小镇的日子,盼望离开谭峰离开这个小镇。
离开那天小镇下着霏霏冷雨,我们一家人在汽车站等候着长途汽车。我看见一个人的脑袋在候车室的窗子外面闪了一下,又闪了一下。那是谭峰,我知道是他,但我不理他。是我母亲让我去向他道别,她说,是谭峰要跟你告别,你们以前还是好朋友,你怎么能不理他?我只好向谭峰走过去,谭峰的衣服都被雨点打湿了,他用那只残缺的手抹着头发上的水滴,他的目光躲躲闪闪的,好像想说什么,却始终不开口,我不耐烦了,我转过身要走,一只手却被拉住了,我感觉到他把什么东西塞在了我的手里,然后就飞快地跑了。
你们都猜到了,是那把钥匙,红色小火车的发条钥匙!我记得钥匙湿漉漉的,不知是他的手汗还是雨水。我感到很意外,我没想到会有这么一个结局,直到现在我对这个结局仍然感到意外。有谁知道谭峰是怎么想的吗?
朋友们中间没人愿意回答郁勇的问题,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有人问郁勇,你那辆小火车现在还在吗?郁勇说,早就不在了。到武汉的第三天,我父母就把它装在盒子里寄给何医生了。又有人愚蠢地说,那多可惜。郁勇笑起来,他说,是有点可惜,可你怎么不替我父母想想,他们怎么会愿意窝藏一件赃物?他们怎么会让我变成一个小偷?
这个叫老漆的人其实还很年轻,小孟夫妇知道他比他们年轻,但他们还是亲热地喊他老漆。这是习惯,所有的习惯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形成的,即使错了也不宜更改,你一旦要改口大家都觉得别扭,就像这次,宁竹突然问老漆,小漆,现在几点了?屋里的两个男人好像听见了炸弹的爆炸声,他们猛地回过头望着门边的宁竹,目光里含有程度不同的受惊的成份,他们的这种反应使宁竹显得特别尴尬。
我们家的挂钟坏了。宁竹嗫嚅着说,老漆,你不是带着手表吗?
老漆无声地笑了笑,他在自己的手腕上扫了一眼,九点钟了,我该走了,老漆站了起来,他的动作有点慌乱,膝盖撞到了茶几,胳膊差点把水杯带到地上,老漆手忙脚乱了一阵,把杯子交给小孟,他朝夫妇俩做了个鬼脸,他说,我该走了,你们也该休息了。
别急着走呀,再坐一会儿,宁竹的脸上有一种藏不住的愧疚之色,她挡着门说,你别误会,我们家的挂钟真的坏了,坏了半个月了,我让小孟去修,他就是拖着不肯去,你说他有多懒。
我该走了,九点多了,是该走了。老漆说,我明天也有事呢,我们单位最近很忙。
我们家现在没时间了,我那块手表忘在我姑妈家了,宁竹凭着一种惯性继续解释着,她说,小孟的手表从来就找不到,像他这么丢三拉四的人世上少见,买了多少块手表了,买一块丢一块!
老漆已经走到门边了,他突然转了个身,对小孟说,去,把你们家的挂钟拿给我。
什么?小孟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不是坏了吗?老漆说,我弟弟会修钟表,你们不用拿到店里去修,乱收修理费还不说,他们会把你的好零件换掉,这事交给我,一分钱也不用花,保你走上两年不会坏。
不用了,不用了,小孟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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