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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奇怪，张某的一句短短的话，在当时给了我那么大的力量。我想，他肯定也经历过这样一个艰难的阶段，但他已经过来了，我为什么就不能像他一样克服困难，成为一个自我完善的人呢？于是，我这回下了最大的决心，用最笨的办法，即在小学、中学里学过的分析文章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的办法，一段一段地去啃。每啃一段，就在头脑里把前面几段串起来从头过一遍。这本一百多页的小册子，至少读了十几遍，已可以大致背下来，用自己的话向别人讲述出来。这时我觉得自己懂了。以这种方式读过几本理论书，以致于发展到做眉批、做笔记、做缩写、夹纸条写心得等等，多管齐下，我发现自己水平大有提高。当时知青中盛行论辩之风，常自发地聚在一起就某部小说、某个问题辩论，通宵达旦。我发现自己也常能发表些自己的见解，而过去我是从不开口的。慢慢地，我一个一个地超越一些原认为很不错的人，不是有意识地要去超越，而是遇到问题向他们请教，他们回答不出，或回答得不满意，我只好自己去解决，去找答案。到后来，我发现再也没有人可以请教了，其中也包括张某。崇拜本来是自造的幻影，它在一段时期内有它的作用。一个人如果从小任何人都不曾崇拜过，那他是不幸的；但更其不幸的是，他一辈子也不敢超越他所崇拜的人。当所有原先在一起学习、讨论的朋友们都渐渐远离了书本，只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还在看书时，我觉得我应该独自起程了。
当时我为自己订了一个五年的学习计划，决心要在五年之中，看完所有那时以单行本出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以及一切能到手的中、外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那时能看到的书很少，我的计划之所以着重于哲学，一是这方面的书相对好找一些，二是哲学是个制高点，它无所不包，再就是后来尝到了一点甜头，深深体会到哲学的重要性，它是理解其他一切学问的前提。但我决不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哲学的。当时只是想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主见、有自己一贯的原则和坚定的立场、知识富、判断准确、行动有预见性的人，也就是成为我理想中的“真正男汉”。为此我要“看尽天下书”，凡是人类数千年创造的精神财富，我都要尽可能地吸收为自己的营养。所以我的涉猎面很广，古今中外的哲学、自然科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美学、逻辑学等等，只要是字、是书，几乎没有界限。当然，最热衷的还是看小说。我觉得一部小说，一部经典文学名著，凝聚了作者一生的体验，如果能吃透、消化，你就活了两辈子。人不就是要尽量多活，才追求长寿吗？
我不想和任何人分享我的五年计划，因为我已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自己的努力。1970年，我离开了知青点，申请一个人回到我的老家耒阳农村，真正生活在农民当中，成为他们的一员。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选择。孤独常常是一种享受，特别是当你的目的不是放在经世济民、报答某个人或某些人之上，而是要为自己“成人”时，你就可以不依赖于社会或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而独自一人去和历史、和全人类的精神对话。当然，人不可能完全孤独，他生活在社会中，但他可以独立地考察这个社会，这正是他已经“成人”的标志。在老家农村的三年中，我彻底静下心来读了一些哲学书，包括西方哲学原著。劳动并不紧张，并且此时对我来说，要养活自己一张嘴是不值得全力以赴的，活着的意义只是为了能够继续思想。至于考大学，考研究生，连想也没想过。当时的知青们纷纷去学一门手艺，有的还赚了大钱，我却一直当了十年农民，返城后又去干最粗笨的体力活，挑土和搬运。这也是我的自由选择，它符合我自己的生活准则和安排：体力劳动既锻炼身体，又休息脑筋，还接触社会底层。我很满意于自己的设计，以致于后来单位领导要把我从搬运工调到办公室搞供销，被我断然谢绝了。我非常从容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自己的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因为1976年以后，许多书慢慢开禁了，我如饥似渴地读书，其效率非常惊人。这主要得益于我的哲学功底，它使我的理解力和分析综合能力大大提高，能迅速把握事情的本质，看起书来往往一目十行。尽管如此，1978年报考研究生时，我还是很费了一番踌蹰，是报考文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由于对最后这门学科我学得最系统、最有把握，从可能的实际效果考虑，我才选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记得那天从水电安装公司下了个早班，一身灰土地去省招办拿了张报名表，骑车回家的路上，夹在车后的表掉了，后面两位女士拣起来交还给我，还没等我走远就在议论说：“哪里考得取？”我心里想，我要考不取，天理难容！
但毕竟，因父母的“右派”问题尚未解决，尽管我的考试成绩已上了录取分数线，并去北京顺利通过了复试，在政审上仍被卡了下来。我的母亲十分伤心，但我自己倒并不感到特别遗憾。因为这时，我填报的第二志愿武汉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专业的陈修斋先生收到了我在报考的同时给他寄的信和两篇论文，给我来了封热情洋溢的信，充分肯定了我的自学成绩。后来知道我因政审落选，并决心明年第一志愿再报考他的研究生，又来信再三勉励我。他说他不担心我的专业和基础课程，但要注意外语的准备，我原来考的俄语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西方哲学用得较多的是英、德、法语，最好能在这几门中选一语种，打一点基础。我当时憋着一口气，瞄准了我认为代表哲学最高水平的德意志民族的语言，找了一位学过德语的老先生请教，用8个月的业余时间苦学苦练，后来居然以高出分数线10分的成绩通过了外语考试。我把这种超常发挥的学习能力也归功于我对哲学的领悟，因为根据现代哲学的观点，学哲学也就是学语言，哲学功底对语言的掌握肯定有极大的帮助。
在准备期间，陈修斋先生和他的搭档杨祖陶先生还将他们主编的《欧洲哲学史（试用稿）》寄了一套给我，一是供我系统地复习，二是也想听听我的意见。我当时真是初生牛犊，看完后一下子提了七八条意见，其中主要的如“奴隶阶级有无哲学”的问题，我认为像“伊索寓言”、希腊神话这些都不能算是哲学，哲学要讨论思维和存在的问题，奴隶阶级由于其地位不可能提出代表自己阶级的哲学。其他还有对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我认为贬得太多，哲学史成了阶级斗争史，而不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不料这些随意而发的意见正合陈、杨二位先生的意，在回信中得到陈先生的高度赞赏。后来我才得知，陈先生1957年和贺麟先生正是因为肯定唯心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的积极意义而受到打击迫害，杨先生1971年则因坚持“奴隶阶级没有哲学”的实事求是立场而遭到非难，他们所编的这套“试用教材”并不完全反映他们本人的观点。
1979年考取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硕士研究生，是我人生命运上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哲学不仅是我的爱好和生命，而且成了我的职业，我的谋生之道。但我并不因此而看轻我的哲学，对我来说，事情并没有本质的改变，只是条件更好了，时间更充分，可看的书更多、甚至太多了。1982年毕业留校后，我仍然像在农村和当搬运工时一样，争分夺秒地搞我的学问，并在导师的提携下，没费什么事便连连破格被提为副教（1988）和教授（1989），又被评为博士生导师（1993）。这以后，来采访的记者多起来，有电视台的，杂志的，还有作家。我对他们说，你们采访我肯定得不了奖，我没有什么“事迹”，只有思想，你们不要思想，只要“事迹”。他们每个人都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你是怎样自学成才的？我说“自学”二字首先不通，学习不可能是“他学”，本来只是每个人自己的事，自己不学，如何能叫做“学”？一切学习都是自学，与电脑不同，人的本性就在于有自学能力。高级计算机也有学习能力，但那毕竟是人预先安排好的，是“他学”。其次，什么叫“才”？才者，材也，栋梁之材，可用之材。然而，我学的是哲学，哲学和哲学家并非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