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来说，这支队伍经过严峻的锻炼和考验，质量更高了，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已成为不灭的革命火种。这次大庾整编，是我们这支部队改造的重要开端。我军的完全改造，是上井冈山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现的。
这时候还处于建军初期，我们党还缺乏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的革命军队的经验。而建设这种军队的一整套方针路线，是上井冈山后，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从实践上和理论上全面、系统、正确解决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在领导起义部队西进的战斗历程中，为我军的建设贡献了宝贵的经验，他们都不愧为我军杰出的创始者之一。
上山打游击
在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的领导下，我们这支部队随即开始了对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十一月上旬，我们离开大庾县境，来到了湘、粤、赣三省交界处崇义县以西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这里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高涨，革命影响较深，群众基础较好，又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山区，便于部队隐蔽活动。这时军阀混战方酣，湘、粤、赣的大小军阀都卷入到这场战争里去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定部队进入山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我们首先打走了占山为王、杀人放火、作恶多端的土匪何其朗部，收缴了地主的武装，控制了这个山区。同时整顿了原来的关卡，收了点税，解决部队的给养。部队除了出操上课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外，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生产劳动，向群众宣讲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我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穷人多，革命一定胜利等革命道理。在此以前，我们这支部队只知道打仗，现在也搞群众工作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在崇义地区活动时间不长，大约二十天左右，意义是重大的。我们第一次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虽然这还是初步的尝试。
十二月上旬，我们转移到仁化，和中共广东北江特委取得了联系。在这里，得知了我党要举行广州起义的消息，同时接到党中央来信，指示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率部队于十二月十五日赶到广州，参加广州起义。于是，我们兼程南下，但刚赶到韶关城郊，就得知广州起义已经失败了。
这时韶关市内的气氛十分紧张，店铺、银行、钱庄纷纷关门。韶关商团有七八百条枪，如临大敌，阻止我们进城。我们就开到韶关城外西南郊的西河坝，打算住在一个天主教堂里。可是天主堂的法国神甫也不让我们住，“哇哩哇啦”对着我们吵。我们不懂外国话，无法和这个神甫说道理。正在争执不下时，陈毅同志走过来，亲自和神甫谈了一阵，这个神甫才算老实了。这时我们才知道陈毅同志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算得是个大知识分子了。然而，他却能够与我们一起同生死共患难，大家就更加信服和敬佩陈毅同志了。
广州起义的失败，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无比仇恨。我们在西河坝时，每天队伍集合都要高唱国际歌和呼喊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广州起义失败，也更加促进了我们到农村中去开展革命斗争。在西河坝驻得不久，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就率领我们转移到韶关西北六十里左右的犁铺头。这是一个农村集镇，来到这一带，就更便于开展工作了。我们白天休养生息，保存力量，训练部队；晚上仍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到农村中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且开始了打土豪。这时，部队还收容了一些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跑到这一带来的同志。我们的队伍开始有些扩大，思想情绪和阶级觉悟也不断提高。
对于这一段斗争实践，朱德同志十分重视。他曾经追忆说：“干革命，过去只知道在城市里搞起义，这时候才知道还可以上山打游击。”他又说：“那时候党中央的政策不想打游击，而是想搞城市起义。”“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上山，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觉得上山有出路。”南昌起义，开辟了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新纪元，但是当时还缺乏实践经验，还没有认识到必须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朱德、陈毅同志正是在起义失败之后西进的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从而领导我们开始实现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
这一时期，我们所以能够在长途转战之后，取得暂时比较稳定的环境，休整部队和开展农村群众工作，这是和朱德、陈毅同志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利用敌人阵营内部矛盾，正确地运用革命策略分不开的。当时驻在我们部队附近的，是滇军范石生的十六军。范石生同朱德同志在云南讲武堂是同班同学，他与蒋系、桂系军阀都有矛盾，尤其是受到蒋系军阀的排挤。朱德、陈毅同志分析了这种形势，认为尽管在全国范围国共合作已经破裂，但在当面的具体情况下，仍有可能同范石生实行短暂的“合作”。于是，由朱德同志利用老关系，在范石生接受了我们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不动，要走随时就走”等原则条件下，同他达成了协议。我们改番号为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O团，朱德同志（仍化名王楷）任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O团团长。我们从范石生那里取得了一批现洋和军用物资，补充了部队，解决了当时弹药、冬衣、被服等供给的困难。
一九二八年一月初，蒋介石发觉我们这支起义部队隐蔽在范石生部，指令方鼎英率部从湖南来粤北，拟以四个团驻韶关，另以四个团留驻犁铺头以北之乐昌，对我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并要范石生解除我们的武装，逮捕朱德同志。范石生立即秘密地通知了朱德同志。对于出现这种形势，我们本来是有所准备的。在朱德、陈毅同志的率领下，部队立即连夜出发，从乐昌以南十几里的一个地方西渡武水，向湖南开进，去创造农村革命的更大局面。
湘南起义
自从潮汕失败以后，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率领起义军经过近四个月艰苦卓绝的斗争，一方面充分认识到国民党已经不可救药地成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忠实工具，完全转化为民主革命的凶恶敌人，从而不能不放弃同国民党合作的一切希望；另一方面已经开始探索上山打游击，开展农村革命的新的革命途径。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终于决心丢掉国民革命的旗子，继毛主席之后打出工农革命的红旗，向国民党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左右，朱德、陈毅同志率领我们向湘南宜章县境开进，随即在那里正式打出了红旗，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湘南起义。
湘南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之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湘南。但是，湘南的党和人民顽强机智地坚持了秘密斗争。当一九二七年冬爆发军阀混战时，他们趁机恢复了各地党和革命群众组织，建立了赤卫队。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消息传来，给湘南的党和人民以极大的鼓舞，革命积极性更加高涨。
在犁铺头时，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即已着手选择政治、地形、群众条件比较好的地区以发动和推进农村革命。在部队进入宜章县境，与湘南特委、宜章县委取得联系后，他们对湘南的形势作了全面分析，决定在湘南举行暴动，并在湘南特委的协助下，拟定了首先巧取宜章县城的行动计划。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午，正是农历年关的前一天，我们这支部队打着国民党军队的旗号，利用胡少海的名义，在敌人毫无戒备的情况下，顺利地开进了宜章县城，并立即控制了全城。
原来胡少海同志出身于宜章城里一个有权势的大地主家庭，本人是个知识分子，对现状不满，背叛了地主家庭，参加了革命，但未暴露身份。我军一进城，人们便纷纷议论说，这支部队是本城大豪绅的儿子胡少海率领的，胡少海在国民党第十六军里当上团长了。我们进驻县城的当晚，国民党宜章县政府的官员和地主豪绅大摆筵席，欢迎我军军官。筵席开始不久，我出席宴会的同志，按照预定计划，迅速将敌县府官员、豪绅等抓了起来，并宣布：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宜章解放了。与此同时，县衙门内外的反动团队，也被我军解除了武装。接着，我们又砸开了监狱，释放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打开了地主豪绅的粮仓和库房，向城市贫民和贫苦农民分发粮食、财物。在全城军民一片欢腾声中，伪县政府门前的国民党青天白日旗被扯下来了，标志着工农革命的红旗高高升起。我们部队也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红色军旗，全体指战员纷纷撕掉了军帽上的国民党帽徽，每个人的脖子上系上了红带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是朱德同志，党代表是陈毅同志，参谋长是王尔琢同志。同时参加起义的一部分农民组建了宜章农军。
宜章年关暴动的胜利，震撼了湘南和粤北的反动统治。蒋介石慌了手脚，急忙派许克祥带五个团的人马，由广东韶关直奔宜章而来，妄图扑灭宜章暴动刚刚燃起的革命烈火。
提起许克祥这个在“马日事变”中双手沾满湖南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广大军民无不切齿痛恨，义愤填膺。现在他又来了，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面临着优势的敌军，用什么样的战法来打它呢？朱德、陈毅同志根据南昌起义以来作战的经验教训，认为不能摆开阵势打硬仗，要打游击战、运动战。于是，朱德、陈毅同志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和宜章农军，决然撤出宜章县城，隐蔽集结在宜章城西南的黄沙堡、笆篱堡、圣公坛一带山里。许克祥部即占领宜章并追出城来，妄图消灭我们。隔了一天，我军在转移途中，于岩泉、栗源一带与许克祥的先头部队遭遇。我们在农军的配合下，迅速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