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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各军种也有自己的情报系统，但他们所要进行的工作是属于另一不同的层次级别，他们只负责搜集“战术性的”或“直接接触”的情报，诸如前线巡逻的报告，空中拍照，信号的截取以及类似的来源。来自一个潜在的敌对国家的大量主要的情报必须从中央情报组织获得。只有它在海外设立机构，得以接触各友好国家的政府和在政治上、国际上接触各阶层人士的各种渠道。
我很遗憾地说，在1962年，我们的中央情报组织没有提供有用的情报；或者说，他们没有正确地解释情报。读者在后面将会看出情报局常常告诉我们关于敌人的意图和兵力，同我们在前线接触中获得的情报，在估计上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经常在前线地区用自己的眼睛证实这种不同。但是，情报局长漠视我们第一手的报告——我不懂得他们究竟出于什么动机。
直到最后，情报局继续用他们的估计向我们进行灌输，他们说中国不会诉诸战争以坚持他们的要求。我们这些亲眼看到他们就在我们面前进行军事部署和战备的人，却不被人们相信。情报局十分肯定，中国的方法会继续是和平的——至少陆军总部及其下属机构继续这样告诉我们。情报局的所有这些保证都证明是错误的，因为1962年10月20日，我的部队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认识了这些错误。
在另一领域内，我看到，缺乏协调和程序繁琐，表现在各级指挥之间分配任务不当，以及拒绝接受最直接的有关人员在作战方面提出的建议。至少，就东北边境特区前线而言，在各级指挥之间，很不协调；或者，（我猜想）甚至在政府与军方集团之间也确实存在不协调。私人的仇恨，个人的弱点，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互相之间完全缺乏互相信任，以至出现荒谬可笑的局面，像希腊悲剧一样，导致了不可避免的灾难。在本书的序言中，我这样说，似乎是言过其实；但是，读者在读完有关l962年9—10月克节朗河（南卡丘）前线战况的叙述之后，就会了解我的意思了。
译者注：
①一般英文拼写达旺为Tawang。
②兼则马尼是中国的领土。
③印地语，意思是兄弟，指五十年代印度人民全国性的欢呼口号：中国印度是兄弟。
④达旺是六世达赖的出生地。
第二章 第四师在东北边境特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四步兵师在北非和地中海战场上，曾是一支身经百战的部队。在战后的许多年里，在旁遮普的大平原上，受过平原作战的训练；于1960年11月从旁遮普被调到提所浦尔。它奉命担任保卫孟加拉邦的喜马拉雅边疆和东北边境特区的任务，以防中国的侵略。它所负责保卫的边境，从东部的缅甸西藏印度三方交界处，延伸到西部的锡金，长约400英里（不丹除外）；负责的整个防区，约为35000平方英里。从阿萨姆平原到边境无路可通，因而前沿哨所的给养，常常不得不靠空投；因为，在地面上，只有天气晴朗的时候，沿着羊肠小路步行，连驴子都不能通行。
“边境修路组织”——代号为土斯喀（Tusker）——建立了起来，指挥部设在提斯浦尔。开始在东北边境特区进行巨大的修路工程。第一期工程的一项任务是，在卡门边区要完成从提斯浦尔经过邦迪拉和色拉通到达旺长达200多英里的道路。这些山区的降雨量，每年从l00到150英寸，土质松散，容易塌方。在较低的高原上，大片地带是原始丛林密布。此外，一旦定出一条直线爬上高山地区，一般要穿过天然岩石沙粒的地面，这就使得修路工程更加困难。
我们缺乏各种类型的设备，除了一些西藏难民之外，当地没有劳工。然而，到1962年7月，载重3吨的车辆可以行驶到邦迪拉，离著名的“伏特山”即米萨马里北部的营地相伍70英里。过了邦迪拉70英里，只有载重一吨的军车可以跨过色拉山口行驶到让；从此起，只有吉普车可以穿过最后的16英里到达达旺。而这一段路，只有晴天才能通行。考虑到这样艰难的工作条件和其他各种困难，“边境修路组织”的成就的确是了不起的：如果不是缺乏设备，他们的成就一定会更大些。
由于交通困难，妨碍了第四步兵师的部署，使它不能成为紧密结合的一支部队，而是分散在各处。此外，第十一步兵旅（原驻大吉岭），为了讨伐那加（Naga）①的叛乱，已被调到曼尼普尔，并且归属于第二十三师了。第四师下辖的，大部分单位和他们的装备，都分散在提斯浦尔及其周围。部队要为自己建筑住房，这里可以提一下，第四步兵师以前在安巴拉时，已经用了两年时间为自己建造兵营。这种任务，既不为他们所喜爱，也不能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所以，这次交下来的建房杂务，情况决不会比过去好些。
修路计划逐步地进行下去，得到了空运的方便，开始把部队调进山区；自然是步兵优先，但是他们得到的弹药和装备受到严格的限制。这是一种自我欺骗的政策，因为后勤的支援，即使是根据和平时期的需要，也只能勉强维持；根本谈不上提供战时的给养。至于医疗条件，伤病员由山区送到提斯浦尔，要用几个星期。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供直升飞机；也只有在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能飞行，而这里的好天气是罕见的。大部分的供应给养，要靠空投；不论是私营的航空运输公司，还是印度空军，尽管他们勇敢努力，然而总是因为物资不能及时运到而误事。
回顾起来，我必须强调，用这种办法把部队运到东北边境特区的高地，只能作为政治上的行动；要作为军事行动的部署，则是另一回事。因为由空运维持部署在高原的驻军，即使在和平时期，这种临时安排也是花费昂贵的，不应作为军事行动计划的基础。然而，制定计划者常常忘记了这一点。在这些高地上，即使偶尔遇上天气好、允许自由飞行的时机，但是为了获得给养，需要包装、集中、拆包、分类、分配以及最后发到前沿部队，也都存在一系列问题；就是在和平时期，天气晴朗，而且在平坦的地面上，也是困难重重的。在军事行动的条件下，在喜马拉雅高原，要完全依靠空中支援是办不到的。如果具备完全的空中优势，为了有限的军事行动，也只能够维持小股部队，如此而已。根本不可能制定一个整师部队完全依靠空中文援的作战计划。
1962年5月，当时，我奉命到第四步兵师接替大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阿姆里克·辛格少将。我在去阿萨姆的途中，到新德里陆军总部作战处报到，并听取情况介绍。在这次简况介绍会上，没有提到中国方面的意图和兵力，却详细地谈了“昂卡尔行动计划”及其进展情况。“昂卡尔行动计划”是一个计划的密码代号，是要沿麦克马洪线从西部的兼则马尼到印度西藏缅甸三方交界点，建立阿萨姆步枪队准军事哨所。这项计划规定：在1962年7月底必须完成。
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由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用一支蓝色粗铅笔，在一张没有经过测量的地图上，从兼则马尼正北面的一条不精确的喜马拉雅边界线。在当年，很多领土未曾经过探测，而麦克马洪只是凭他对地理的猜测，就从兼则马尼到东部的不丹西藏印度三方交界点，画了一条蓝色粗线。至少可以这样说，这样的画法，就使塔格拉山脊的位置模糊不清了。传说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测量官员在即将结束此项令人赞叹的画界任务而到达这个地点的时候，他的注意力被一个美丽的门巴姑娘吸引住了，因此画界的工作就没有完成。但是，不管什么原因，测量当局不顾地面上的实际特征，就用一条直线把军事地图上标号为MM7914的一点与印度不丹西藏三方交界点连接起来。尤其奇怪的是，甚至到1962年，印度政府从未521正过这一明显的错误。显然，外交部的某人一直没有作好他的专业工作。这一疏忽是不能轻易加以原谅，或者辩解过去的；主要由于这一错误，造成了关键性的争执，后来的发展终于导致了战争。
虽然“昂卡尔行动计划”在边境上的哨所，最终将由阿萨姆步枪队去驻守，但是实际上这些哨所势必在印度陆军的监督下建立起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哨所驻有一排人，并且几乎全靠空投供应。（这些哨所的定点和确切位置，主要由情报局而不是由陆军决定。）
我对“昂卡尔行动计划”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些驻扎一排人的哨所，没有战术上的价值。我的建议是：从战术上考虑，在适当的纵深地区，建立营或者至少连的阵地，从这些阵地派出正规的巡逻，直到我们要求的边界线。我强调这样会使这些哨所具有战术上的意义和政治—七的价值。我的第二项建议是：应该在陆军的管辖之下，把这些哨所的定位搞“恰当”，并由军队指挥和控制。我听说这两项建议都受到认真的研究，但是，只有总理的决定，才能算数——总理的决定是：在麦克马洪线上的35个哨所，已经定点，要不惜一切代价并在规定限期之内建立起来。我受到警告说，这是政府极为关注的问题，看来陆军在拖后腿。
我到陆军总部去的那一次，使我对“昂卡尔行动计划”感到严重的担忧。我离开德里之前，到陆军参谋长普·恩塔帕尔将军的住宅会见了他。他也强调执行“昂卡尔行动计划”的迫切性和政府对计划进展缓慢表示关切。
1962年5月18日，我飞往提斯浦尔，于当天下午到达。当时雨季达到高峰。阿姆里克·辛格将军是我的老朋友，我们曾在同一个团服役过。各旅旅长和大多数中校级的指挥官与参谋我都认识；所以，我一下飞机，就来到情投意合的伙伴之中，感到轻松愉快。
我研究了军事行动计划和在地面上部署部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