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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壬寅（按应为辛丑年），果勇侯杨芳为参赞，慑于英舰之炮利，下令收粪桶及诸秽物为厌胜计，和议成，不果用。有人作诗嘲之曰：“杨枝无力受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公？粪桶当年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
杨芳广贴告示，搜集全城的粪桶和秽物，载于木筏之上，顺水漂流，希望用臭气熏走侵略军，这种战术，古今中外实为罕见之愚蠢的一例。所谓厌胜计，就是用巫术镇伏邪祟的一种迷信活动，有厌禳、厌魅、厌断、厌服之法。它早就被王充以来的历代唯物论思想家所唾弃，竟被清朝大员用到近代战争中，令人啼笑皆非，这个丑闻，在近些年出版的有关鸦片战争史的著作中大多避而不谈，似乎认为出自野史，不太可信。然而，我认为还有史料可以佐证：
杨侯初来，实无经济，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然尚添造炮位、军器、木排等事。
（当时的民谣）琦侯痛哭龙牌，杨参赞广收马桶。城隍庙大将建星坛，怡和行长孙遭雷击。（载《鸦片战争资料》三）
这个杨芳，早在嘉庆年间镇压川陕楚白莲教起义，镇压林清、李成起义时，是一员得力干将，因功封为果勇侯。而要他对付外侮时，却“实无经济”，求助于马桶、草人、道场，怎么可能不打败仗。不过，杨芳一直主张抗击侵略者，比起投降派要强得多。
考究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类似杨芳的这种愚昧在清军营中司空见惯。如《清稗类钞·迷信类》记载清军有赏罚大炮的愚昧行为：
八旗各军之出征也，必携带大小各炮以随，如龙子母、威远、靖远、红衣等者，一一皆备，至驻军之地，克日攻城，或去陈，必于前一夕出各炮于帐前，陈牲酹酒，军主亲诣三揖以衅之。明日获胜，则披红鼓吹迎之归，随释折奏请赏给神威将军、神威无敌大将军、天佑助威将军、天佑助威大将军、武成永固大将军诸封号。败则牵之以回营，每炮棍责一百或八十，多至八百一千。即诸炮受封后，再出战败，枚责亦如前。
征战前不是擦枪修炮，而是行祭赏之事，这是把封建迷信观念用于武器，又怎么会有战斗力？
再说奕山，他作为皇族宗室派为清军主帅，于1841年4月到达广州，比杨芳迟到，但迷信程度却远远超过杨芳。他不听林则徐建议的六条御敌办法，不致力于调动民气，不策划合适的战术，而是磨磨蹭蹭地拖延了一个多月，在5月下旬突然心血来潮，下令分三路进攻英军。由于轻举妄动，导致清军伤亡惨重，使英军乘机占领了城外要塞，并伺机于5月26日从城北进攻广州，运来大批弹药。说来也巧，这天突降倾盆大雨，淋湿了英军装备，不得不改变攻城计划，奕山大喜过望，以为有神助，把偶然的天气变化归于苍天显灵。他在给道光皇帝年奏云：
火药为在观音山下，贮火药三万斤，为汉奸抛掷火弹，正将爆炸间，忽见白衣女神展袖指火，顿即熄灭。俄而大雨倾盆，逆敌火箭炮弹，无一延烧。
这本是一个反攻的好机会，调集到广州的一万名清军完全有可能趁天气变化全歼英军，因为对方的火药已潮湿，惶恐不安。但是，奕山忙于敬神去了，并且认为这是投降的好机会，乃于5月27日在广州城高悬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与义律缔结了卖国的《广州和约》。试想，如果当时是林则徐和邓廷桢主持军务，断断不会做出如此窝囊之事。
八 方术与鸦片战争的失败（2）
签约后，广州战争安静了一段时间，英军在考虑进攻方向，奕山在欢庆神功。偏巧，气候瞬息万变的南海在7月21日（阴历六月四日）和26日（九日）刮了大飓风，把英军的十几条快艇、舢板、帆船吹翻沉没。奕山又借此大做文章，向道光帝上奏，声称皇上至诚感神，海灵助顺，天威大显，所有英舰“尽数沉溺”。时人贝青乔在《咄咄吟》记载：
粤东尖沙嘴飓风大作，漂没民寮数百家，适夷船乘风驶入闽浙海面，靖逆将军奕山谓尽数沉溺，逆以神助入奏，观音、天后均加封号。
实际情况是，英军主力已向闽浙转移，更大的危险已经开始了。在这紧急关头，奕山谎报军情，使清政府掉以轻心。道光帝果真以为有“神明默佑”，为了感天之恩，颁发了二十柱大藏香，命邻奕山等人“分诣各庙宇虔诚行礼，答谢神庥”。
1841年8月，英军趁清政府的麻痹，大举攻占了厦门、定海、宁波等沿海重镇，其之所以得逞，真应感谢奕山为他们做了他们做不到的事情。蒙哄了清政府，放松了定海等军事重镇的警备。奕山如果不沉溺于迷信，战事应当在广东解决，不会造成东南沿海的恶劣后患。
战争继续扩大，道光帝决定改派将帅。于1841年10月派宗室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大将军，以侍郎文蔚为参赞，赴浙江反攻。可是，经过反复挑选的这两个主帅也是昏庸鼠辈。他们于12月抵达苏州后，终日淫乐，并以占梦术和择日术指导战术，继续打了一场愚不可及的战争。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奕经和文蔚）先于腊之夜，同梦夷党悉弃陆登舟，联帆出海，宁波三城已绝夷迹。迨侦探果有运械归船之事，以为佳兆昭著，连城恢复在指顾间。于是定议克期进剿。预计兵至，民舍必遭焚掠，戒诸军入城毋载火器，但听城内首奸为应，缚其酋，挟以就款，自意策及万全矣。
这个梦是1842年2月25日做的，正是阴历腊月。后来英国的璞鼎查到香港办事去了，巴加和郭富到舟山去了，有船在宁波向外运物资。于是，有谣言说宁波、镇海、定海三城的英军要撤走，奕经和文蔚以为自己的梦兆灵验了，收复三城只在覆掌之间，颇有些飘飘然。他们决定派几股暗探潜入城中作内应，克期举事。
按说，这个里应外合的计划还是可取的。但是，奕经又在无意中泄露了作战时间。起因是，他固执要按照方术选择吉日，以期在最佳时间进攻。于是，他亲自到西湖关帝庙求签，得到的签文上有“虎头人”之语，术士推断在虎年虎月虎日虎时出兵，必获全胜。应经乃决定在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年）正月（壬寅月）二十九日（戊寅日）四更（甲寅时）、即1842年3月10日4时进攻。在地支中，寅为虎，四寅为四虎，被认为吉祥。
此外，奕经又加了“一寅”，挑选生年属寅的庸才段永福为前锋，任总翼长，是为五寅。
按照实际情况，这个日期是不适宜反攻的。当年浙江的冬雪很大，入春后连旬淫雨，军队来不及做准备工作。偏偏奕经又兴师动众地选择吉日，街谈巷议，把反攻日期传给了夙来重视情报的英军。英军在清军反攻前，设伏地雷火炮，诱清军入瓮，打死打伤五六百人。
这场宁波之战，不仅迷信吉期，还迷信所谓的吉祥物，以虎皮帽为护身符，幻想得到神佑。《咄咄吟》记载：
西湖关帝庙最灵应，元旦将军往祷之，占一签，中有“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保汝平安”之句，越三日，所调大金川八角碉屯土司阿木穰率其众至，皆戴虎皮帽，将灾喜谓收功当在此，特厚赏之。于是，军中相效有黄虎头、黑虎头、白虎头、飞虎头等帽。及进兵无验，有献策者曰：投虎头骨于龙潭，可激龙起，扰没夷船也。卒亦无验。
企图用虎头帽镇伏英军，这不禁使人想起两三千年前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各部族以虎貔熊罴之皮作头饰，以图腾壮胆。这种战术用到现代战争中，无疑是愚昧和心虚的表现。且以虎头骨掷于龙潭，期待激怒龙王掀起波澜折翻英船，这是地地道道的巫术。
虎皮之事，英人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描述他所见到的战死在宁波城下的清兵说：“他们的帽子具有一种特别不普通的样子，是用老虎面部的皮制的，附有老虎尾巴垂在他们背后。”这条材料映证了《咄咄吟》的记载是可信的。
为什么要以虎皮为吉祥物呢？传统观念认为：寅年是虎年，虎是寅年最吉利的生肖。当时的中国人称英军有“犬羊之性”，犬羊最怕虎，故以虎慑之。这种观念是落后的，不仅不能使中国人逢凶化吉，反而使整个民族屈辱之至，陷入了多灾多难的历程。梁廷在《夷氛记闻》卷五论曰：
当夷事初起，民谣无端，自城递传乡曲，七字为句，多离奇难解。有曰：虎寅之年定干戈者，其后果以壬寅就款，岂天地劫数之一定不可逃者乎？
鸦片战争至壬寅年签订《南京条约》告一段落，壬寅年是中国人民的灾难年。历史背后果真有劫数之手在操纵乎？为什么择日术和关帝签都不能测劫数？劫数的本因何在？当时的武进人卜起元在《上扬威将军书》流露出不尽的悲叹：
可痛哭者，实我内地无谋略，无勇力，且甘受其愚。庸劣之吏，虚奉草程，宵小私济其刍粮，奸四指授以形势，竟使夷鬼之来，如入无人之境，是则可为长太息者。
八 方术与鸦片战争的失败（3）
叹息又有何用？迷信之所以会误国，是因为当时迷信的氛围太浓厚，迷信深深地渗透在人们的观念中。不仅腐官笃信迷信，而且还有众多的士绅平民相信之。
迷信一天不除，于国就有一天危害。让我们再把历史镜头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58）一瞥。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英、法等国在中国攫取了更大的殖民特权。这次战争之所以失败，也是与迷信分不开的。试以叶名琛（1807～1859）为论。
叶名琛在当时担任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是清朝派在广州的最高官员。他笃信扶乩，虔诚地相信神佑。1857年12月27日，英法联军兵临广州城下，广州军民纷纷要求备战，在这十万火急关头，叶名琛以扶乩断事，乩语告知十五日后便可无事。叶乐不可支，要全城文武官员到督署为他祝寿。不料，第二天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