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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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少奇- 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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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斗完了以后我确实拉着他。 
杨澜:您为什么会突然拉着他的手? 
王光美:我就觉得越是这个时候,我就越是应该跟他站在一起。我们当时都分开住了。他们把我拉到后面院去了。那时候我们隔着3个院,最后面是童小鹏童小鹏,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院子,童小鹏搬走后,我住在后面。我们都被隔离开,只是在斗争会上能够见到,然后中间休息一次,到我们书房去喝水。我就心疼他,给他点水喝。真惨。当时他喝了一杯水,我就这些点滴的印象,但难以忘掉。 
王光英:她嫁给少奇同志无怨无悔,我替她担心…… 
王光美:什么? 
王光英:无怨无悔,这话对不对? 
王光美:你说我都没动感情。老哥,你也无怨无悔,你沾我的“光”沾得够呛。别动感情,我给你点镇静药吃。 
杨澜:您在监狱那段日子怎么熬的,都在想些什么? 
王光美:我根本不知道哪天是哪天,今天是几月几号,只知道上午、下午,阴天、晴天。只有一个窗户,天气热的时候,上面两个窗户开着,底下两个窗户不开。那个监狱的床,都很矮,这矮我现在才懂,本来监狱的木板床,都是两个凳子,中间一块木板。至于它为什么矮,是不让你逃跑,所以这床必须低。我们常年都坐在那儿,不许动,也不许抬头看窗户。 
杨澜:那个时候您对于自己的孩子,在没见到他们之前您最担心他们什么呢? 
王光美:我第一没想到他们还活着,第二我也不知道见了以后对他们后果怎么样。结果看管的那个人说一定要见孩子,这是毛主席的批示,小孩写信给主席要求见爸爸妈妈。于是他就把主席的批示给我看了。主席写着:爸爸已死,可以见见妈妈。我认识毛主席的字呀。经过批示,小孩都从外地赶来了,一个在山东,一个在山西,都赶来,不知道要求多少次才批准一次,批准他们都来了,所以我见了他们一次。 
刘亭亭:我们走到监狱里一看,因为长期不见阳光,她驼背驼得比较厉害,后来她又好了,现在老了又开始驼,一下子她比我们矮小很多,而且一下子特别瘦弱,完全不是原来记得的那个母亲的形象了,很悲哀的一种感觉,但是又得挺着,不能表露出来。   
感受王光美(7)   
杨澜:那个时候您是通过孩子的这封信,才知道自己丈夫少奇去世了? 
王光美:以前不知道,没谁对我说过,我也不问谁。 
杨澜:那您看到这个,知道他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您…… 
王光美:我问了一句,我说怎么……他们也不让我问,不跟我多说,就是说病了,马马虎虎搪塞,所以到现在少奇临终前什么样我也弄不清,我只知道他死于开封。这点有时候别人不能理解,我倒觉得他去世是好事,用不着活受罪呀。我当时气得骂管我的人,我讽刺那个整我的人,我说少奇去世可能是便宜了他。因为我想,如果他活着,他们说不定整他整得更厉害,那他多活一天多受罪,走了倒好。我心里是这种想法。有些事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 
王光英:她那时候没自杀,活下来了,和我那时候有相同之处。当然,我不如她。她就说,我要活下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家给你加一个罪过,你要是死了的话,谁去解释,说不清了。 
杨澜:您在那里面有没有过绝望的时候,就是想也许我真的出不去了…… 
王光美:好像我老觉得我会出来。王光美重见天日了。1978年底也就是入狱12年后,她终于被释放了。命运中有着太多的巧合,往往让人唏嘘不已。王光美重获自由后,首先被送到的地方竟然就是她当年立志参加革命的地方——翠明庄。从这里出发又回到这里,命运画了一个圈。王光美:我现在走过翠明庄,都觉得翠明庄与我有关系。 
刘红(刘红是翠明庄的工作人员,王光美出狱来到翠明庄时,她才19岁,被分配给王光美作服务员):我记忆中她穿的是狱衣,就是她从车里走出来时穿的一身黑的衣服。进我们房间就换普通衣服了,是那种布的衬衫。当时她的头发都过肩了,长得很长。 
杨澜:白头发? 
刘红:白发,也不整齐,头发非常乱,身上弄得也不是那么太干净。我给她理完发就给她放洗澡水,赶快让她洗澡。洗干净后,她见到了家人。 
杨澜:孩子到这儿见到她,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刘红:当时孩子就喊她妈妈,都哭了,然后王光美也哭了。 
刘亭亭:刚出来,刚解放的时候,她看人一多,精神就比较紧张。那时她只能弯着手做操,因为狱中她那个屋子,就6平方米,她手伸不直。后来我就说,这里有的是地方,没关系,手臂可以伸直了。还有她洗个塑料袋,一下子能洗20分钟,因为在监狱里没有事情干,慢慢洗东西的时候等于是在消磨时间,或是想事情的过程。我说,您现在情况不一样了。1980年王光美出狱后一年,刘少奇也获得了平反。当时他已经逝世十年多了。中央为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词,许多人都哭湿了衣衫,而全中国人也在电视机中看到了这个情景,并为之动容。也许是因为刘家的经历也触动了他们自己的心事吧。刘亭亭:我个人倒觉得因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哭出来的时候倒不是最悲痛的时候,哭不出来的时候反而是最悲痛的时候,那种压抑感是最悲痛的。平反后开追悼会的时候大家也都能哭出来了,也都放开了,整个环境是很悲痛的感觉。我爸爸遗嘱要海葬,我们又费了那么多时间把骨灰找回来,然后又把它撒出去。因为永远看不见他了,所以比较…… 
王光美:后来撒骨灰的时候,我们坐船去大公岛,把那个包骨灰的红布留了下来。当时我们有个大师傅,就是以前给我们做饭的,叫郝苗,他就把那红布拿着跑到中南海,他心里也憋着一口气。他拿红布到中南海,对着中南海的正门,就在瀛台台阶上洗一洗,把红布上沾的那点骨灰沫,掉到中南海里。就是这么一个大师傅。他当着我的面洗的,洗完了,就把红布给我了。噩梦已经过去,生活还在继续。今天的王光美不仅是一位儿孙满堂的祖母,也是一位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的长者。王筱苏(王光美秘书):她平时看报看杂志,然后谁来了她都问人家有什么新鲜事,对那些热点焦点,她特别感兴趣,而且好奇心特别强。比如说她看报纸看到什么不太懂的名词,第二天我来了就问我说:“我不明白,什么是二板市场”,然后我就跟她讲什么是“二板市场”。可能过两天她看报,又看到这问题,忘了上次的回答就又问我什么是“二板市场”。   
感受王光美(8)   
刘亭亭:有时候我也跟她讲,你住监狱十多年,要在美国,不可能有人相信你心理上没受刺激,没有毛病。实际上因为她的性格比较豁达,她只看将来,对过去她也回顾,但她不受过去的影响,不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负担。我觉得她可能对别人的丑恶面不太记得,因为她觉得当初的境遇是由一个社会时代造成的,是一个集体的活动的结果。她从来没跟我说过任何人的坏话。我有时候问她,比如说“文化大革命”中,谁对你怎么样,她从来不谈这方面问题,她从来不把这看做是一对一,谁和谁有仇,或者有怎么样的私人恩怨。 
杨澜:您说到,要不是经过“四清”,还有在清华大学蹲点这些第一线的政治工作经验,您可能会挺不过去“文革”那么残酷的政治斗争。您现在再想起那一段工作经历时,有没有想过您自己也有可能冤枉过别人呢? 
王光美:那真是难说。因为只要一搞运动就很容易走火。现在大家讲实事求是,处理谁的事情就是谁的事,该教育教育,该处分处分。至于搞运动,呼啦一下子,谁知道谁冤枉了?那个行为过火人不是自己想过火。所以我觉得我不赞成搞运动这种形式。我们有组织部、统战部,哪部管什么,咱们已经挺正规的,如果认为这些机关都腐败了,不起作用了,那需要调整谁都行,但不能搞普遍运动,因为那造成的损失太大了,好坏不分,谁也控制不了。 
杨澜:您觉得有什么能够保证“文革”不会再重演吗? 
王光美:按道理,随着大家文化水平的提高,知识水平的提高,瞎胡来的事情应该会少。在采访中的一件小事让我久久不能忘怀。那就是王光美谈到在“文革”初期,当她还住在中南海的时候,有人教她只有6岁的女儿当着她的面唱打倒刘少奇的儿歌。这个人一定就生活在她的周围。当我问她这个人是谁的时候,她却说我不想去追究。因为如果我追究的话,这个人就要倒霉了。能够宽恕他人,也终于给王光美的晚年生活带来了自由和安宁。看到她面对子孙满堂的幸福笑容,我们终于可以舒一口气说,时间毕竟是公平的。 
(杨澜)     
王光美深情忆少奇   
王光美深情忆少奇(1)   
本文原载《湖南广播电视报》1998年10月。刘少奇百年诞辰那年,笔者专程赴京采访了王光美老人。关于刘少奇,可以谈论可以思索的话题很多很多,在那次殊为难得的赴京采访中,我们最想聆听的是这位饱经沧桑的领袖夫人内心的情愫,并深入了解了她记忆中的少奇。 
正赶上北京由热转凉的时节,1998年9月15日上午,笔者如约前往王老家时已颇感凉快。已是高龄的王光美一清早从北京医院检查身体回来,没有大碍,精神很好,便招呼我们坐下,拿起了空调遥控器:“你们有些热吧,调到15℃成吗?我就是怕热,今早去医院就我一人穿短袖,昨天送别杨尚昆同志也是穿的一件薄衣。”又说:“别看我平时挺精神,其实有个哮喘的老毛病,不能大声说话,一咳嗽,就没法讲了。现在这么大小的声音能够录吗?”王老思维依然非常敏捷,聊几句话消除了我们的拘谨。下面是笔者与王光美老人的对话: 
笔者:少奇同志深得民心,作为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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