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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说：“寡人读书，做轮子的人怎么可以随便议论！说得出理由就算了，说不出理由就处你死罪。”
轮扁说：“我是从我做的事来看。做轮子，下手慢了就会松动而不牢固，下手快了就会紧涩而嵌不进。要不慢不快，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有口也说不出，但是这中间是有奥妙技术的。我不能传授给我儿子，我儿子也不能从我这里继承，所以我七十岁了还在做轮子。古人与他们不可传授的心得都已经消失了，那么君上所读的，不过是古人的糟粕罢了。”
这个故事到此结束。齐桓公满意轮扁的说法吗？他有没有杀轮扁呢？应该没有，因为连我们两千多年以后的人都会为轮扁喝采鼓掌。由此可见，人的理性是相同的，对于合情合理的说法都会认可。当然，如果遇到利害关系的考虑，像“指鹿为马”之类的闹剧也是可能出现的。
第31节：傅佩荣《庄子》心得（31）
既然如此，应该如何看待读书这件事呢？像轮扁那样，完全依赖个人经验也不是办法。难道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经验中探索，到了七十岁才可“得之于手，应之于心”（现在使用的成语是“得心应手”，意思相同）？也许在工艺方面，确有这种情况，但是一般书本所载的“古人做人处事的心得”仍有阅读的必要。
譬如，我们现在读《庄子》，几乎不可能一读就懂，那么不妨先看几段寓言，驰骋自己的想象力，培养一种幽默而富于感情的生活态度，换个眼光看待自然界的万物以及人间世的复杂处境。然后，到了一定的年龄，累积了一定的体验，再回头省思庄子的话语，也许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发出会心的微笑了。【引文】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哉，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
——《庄子？天道》孝顺的阶段
儒家谈孝顺，可谓名正言顺。《庄子？人间世》特别借孔子之口说：“天下有两大戒律：一是命，一是义。子女爱父母，这是自然之命，也是人心所不可解除的；臣子侍奉国君，这是人群之义，无论任何国家都不能没有国君，这在天地之间是无可逃避的。这叫做大戒律。”
简单两句话，说出了儒家的信念，难怪有人认为庄子曾经是儒家弟子。孔子在《论语？微子》让子路宣布儒家的立场：“长幼之间的礼节都不能废弃，君臣之间的道义又怎么能够废弃呢？……君子出来从政，是做道义上该做的事。至于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则是我们早已知道的啊。”这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吗？这么坚持的理由不正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吗？
忠是如此，孝更是如此，那是出于“命”，因为子女爱慕父母亲乃是出于天性，所谓“不可解于心”，心中就是放不下，非要孝顺不可。孟子称赞舜的理由之一，即是他“五十岁还在爱慕父母”。“二十四孝”的故事中，老莱子“性至孝，年七十，常穿着五色彩衣，学作婴儿戏，以娱其亲”。庄子同样肯定孝顺是必要的，但是他的说法别开生面，让人有惊艳之感。
《庄子？天运》这样写着：“用恭敬来行孝容易，用爱心来行孝较难；用爱心来行孝容易，行孝时忘记双亲较难；行孝时忘记双亲容易，行孝时使双亲忘记我较难；行孝时使双亲忘记我容易，我同时忘记天下人较难；我同时忘记天下人容易，使天下人同时忘记我较难。”
我们稍加分析“孝的六阶段”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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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傅佩荣《庄子》心得（32）
一，用恭敬来行孝：按礼仪的规定，昏定晨省，出于恭敬之心向父母嘘寒问暖。即使看到父母将会犯错，也要温和委婉地劝阻，如孔子所说的：“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意即：即使父母不接受我的劝阻，仍然要恭敬地不触犯他们，内心忧愁但是不去抱怨。
二，用爱心来行孝：对父母的爱慕之心，将使子女“保持和悦的神色”。（《论语？为政》）朱熹的注解说：“盖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亲之际，惟色为难耳。”和悦的神色必然出自深刻的爱心。
三，行为时忘记双亲：由习惯而成自然，不必考虑自己的职责就可以做到孝顺的要求。亦即，把双亲当成自己的“生命共同体”，行孝时毫无压力可言。
四，行孝时使双亲忘记我：双亲接受我的行孝，也是由习惯而成自然。换成双亲把我当作“生命共同体”，好像成为他们终身最有默契的朋友一般，可以对我无话不谈，真是天伦之乐，其乐融融。
五，我同时忘记天下人：我与双亲都在人间世活动，但是我行孝时，可以忘记天下人的存在。意即：别人的看法、世俗的评价，对我已经不再有任何影响。不但像“父子骑驴”的事情不会出现，父子之间的融洽感情实非旁观者所能测度。
六，使天下人同时忘记我：天下人见到我与父母亲相处，有如“鱼相忘于江湖”；久而久之，大家也就习惯看到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模式。天有四时，人们按照春夏秋冬的韵律安排作息；真正的孝顺也有如四时，人们不知不觉地认为原本应该如此，以致根本忘了“我在孝顺”这回事。
综上所述，可知儒家的孝顺顶多可以谈到第二步与第三步之间。也许儒家与道家最后抵达的境界是类似的，但是庄子的表达功力毕竟略胜一筹，可以一路往上谈到六个阶段，真让人目眩神迷。事实上，如果承认孝顺是出于天性，那么庄子的说法就可以成立，因为凡是出于天性的，终究都在“道”里面形成一个整体，不忘也不行啊！【引文】
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而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
——《庄子？天运》浑沌的寓言
庄子身处战国时代，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他在寻思人间苦难的因由时，自然会缅想远古太初的洪荒阶段，那时的人是什么情况呢？后来为什么陷入各种困境呢？他以“浑沌”的寓言来说明。
《庄子？应帝王》在结尾部分这样写着：
“南海的帝王是儵，北海的帝王是忽，中央的帝王是浑沌。儵与忽时常在浑沌的土地上相会，浑沌待他们非常和善。儵与忽想要报答浑沌的美意，就商量说：‘人都有七窍，用来看、听、饮食、呼吸，唯独他什么都没有，我们试着为他凿开。’于是，一天凿开一窍，七天之后浑沌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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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傅佩荣《庄子》心得（33）
原来浑沌没有耳目口鼻这七窍，因而与外物无法沟通，也不受外物变化的影响。如果以浑沌比喻人类的原始情况，似乎不切实际。试问：有谁不是生下来就有耳目口鼻，并且唯恐这些感官效用不彰的？然而，庄子似乎认定这种寓言并非空想，于是他接着提出一系列演化过程。
《庄子？缮性》以三度“本性堕落”来说明人间现状的因由。他首先描写最初的状况：
“古代的人处在浑沌蒙昧之中，世间的人全都淡漠无为。那个时候，阴阳和谐宁静，鬼神不来侵扰，四时合乎节序，万物不受伤害、众生没有夭折，人们虽有智力却无处可用。这叫做最高的合一状态。那个时候，无所作为而一切都是自己如此。”
由此可见，古人并非没有耳目口鼻，而是在整体中“淡漠无为”，“虽有智力却无处可用”，大家单纯地过日子，不分彼此，有如合一状态。那么，接下去呢？
“等到天赋本性开始堕落，就有燧人氏、伏羲氏出来治理天下，就只能顺应自然而无法维持合一状态了。”
“天赋本性继续堕落，就有神农氏、黄帝出来治理天下，就只能安定天下而无法顺应自然了。”
至此，人的世界从合一状态演变为顺应自然，再演变为安定天下。再往下走，自然是“不安定”了。跨出这一步，即是江河日下，无法回头。
“天赋本性又再继续堕落，就有唐尧、虞舜出来治理天下，大兴教化之风，使人心由淳朴变为浇薄，以作为偏离大道，以行动损害天赋，然后舍弃本性而顺从人心。心与心交相往来，即使有所知也不足以安定天下；于是再添上文饰，加上博学。文饰泯灭了质朴，博学陷溺了心智；然后百性才感觉迷惑与混乱，无法再回归性命的真实状态而恢复本来的样子了。”
我们原本以为尧舜是最理想的帝王，亦即所谓的“尧天舜日”，但是在庄子看来，那已经是人性第三度堕落的困境了。当然，站在儒家的立场，会认为尧舜是为了挽救困境而贡献心力，所以依然给他们极高的评价。至少我们总不能说是尧舜造成了这样的堕 ！
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