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它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而这里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②
什么是“最顽强的事实”？这并不像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指脱离人而客观存在的抽象物质（即“物”）。从解释学上来说，它并不是指单纯的“文本” （text）。恩格斯说：“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因而在这里是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经济关系出发”，“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③，所以“采用这个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④
为了防止人们产生误解，马克思也在《资本论》中批判过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
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⑤的局限性，提出“实践的唯物主义”，认为“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⑥显然，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人”，是从事感性活动的感性主体。当我们把这种感性活动的主体仅仅理解为物质存在的客体时，我们就陷入到马克思所批评的错误中去了。
马克思还强调：“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
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⑦社会主义“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这种理论上
①《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
②《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卷，第120页。
③④《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128；124
页。
⑥《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8卷，第410页脚注
（89）0
⑥t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I册），第800
页。
⑦‘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和实践上的感性惫识开始的。”①
由此可见，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个“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一个感性活动的存在，它先于人的一定的意识和肉体水平，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先在”、“先有”，它是作为关系和历史的主体，是在每个人意识到自己、意识到别人、意识到世界之前，已在和世界、和别人、和自己打交道的活动，即“在世”。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在谈到社会生活时要强调人的感性的丰富性，恩格斯在谈到把握历史规律时要强调巨大的历史感了。现代社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越来越敌视人，越来越违背人性。这最本质地体现在这个社会丧失和压抑了人的全面丰富的感性，将一切变得抽象、机械、规范化和物质化的倾向之上。
但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并未进一步将这些具有浓厚现代气息的思想发挥出来。也许正因如此，对他们来说，感性的活动比理论的抽象探讨重要得多。进入20世纪，在感性活动对现代人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以后，对它的理论论证才广泛地开展起来。
自然科学方法和人文科学方法的分裂与整合
近代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成就和技术成就，但同时也带来了对科学及其方法的盲目迷信。由于它在某些方面的成功而企图将它扩展到一切领域，以为它是万能的。人们把人生和社会中一切间题的解决都寄托于科学之上。因为马克思曾经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②但马克思的这一设想与现代科学主义用数学和自然科学来吞并人文科学的倾向并不能等同。
自然科学方法本质上是一种间接性、技术性的方法，它建立在实验、仪器和一套技术
语言符号工具之上，它以自身与研究对象之间的间接关系的假定为前提，并认为自己把握的是一个在人之外、不以人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因此，将这种方法转用于以人类精神生活和人自身的历史发展为对象的人文科学时，就产生了一系列困难。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个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是人类自我意识的本体性的，而非工具性的体现，它从科学的间接性回反到了直接性，它不是向外扩展而是向内深入，不是从必然出发而是从自由出发，因而它不具有自然科学的严格可重复性、可验证性和可规范性，不能通过定量方法而揭示内在程序。自然科学将感性抽象化（从霍布斯到现代逻辑实证论），人文科学却要求并归结为每个人切身的体验和直观。
因此，当人们把自然科学方法直接运用于人文科学时，就无法把握所研究对象的本质，甚至往往导致这些学科的毅灭。例如，完全按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道德学 （伦理学），将导致极端的功利主义和自私自利，将人贬低为纯生物学上的人，否认道德，用这种方法研究政治学，就是法西斯主义和强权主义（如希特勒的种族主义），运用于历史学则将之变为纯粹的史料编纂，否认历史规律，否认历史本身。
可以说，迄今为止，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实质性成果，几乎都是由于偏离和背离了自然科学的方法而取得的。因而，当人文科学还没有获得自己的方法论时，上帝总是被人们呼唤出来作为它最后的价值根据和终极关怀。伏尔泰正是由于这点而宜布：“即使没有上帝，人们也得造一个出来！”从卢梭到康德和黑格尔，上帝在人文学科中的作用虽然被减弱、被限制、被合理化并被偷换，但面对日益强大的实证科学的压力，它始终是各人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isr； irs页。
文学科特别是伦理学的最终避难所。另一方面，那些从实证科学出发的哲学家们则总是对上帝这一未加证明的假设感到不满，他们长久以来都在寻找一条把上帝驱逐出人文学科领域的道路。
正如自然科学当初从神学中独立出来一样，现在，人文科学也在力求从自然科学中独立出来。这正是现代解释学（hermeneutic）所做的主要工作。①这并不是自然科学方法在自身范围内的某种扩展和分化，恰好相反，现代解释学的发展趋势是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人文科学的方法扩展为哲学本体论，并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它的终极根据迹胱陨淼幕∩侠矗沽秸咄骋晃幻抛艿目蒲Х椒邸５贝枷胧氛诎凑章砜怂家话俣嗄昵暗脑ぱ裕醋匀豢蒲Ш腿宋目蒲Ы恰耙幻趴蒲А保┒⒄埂２还诮馐脱Э蠢矗⒎侨宋目蒲亲匀豢蒲У囊徊糠郑喾矗匀豢蒲Р攀侨宋目蒲У囊徊糠郑淮送猓紫纫宋目蒲в胱匀豢蒲Я街址椒ㄑ细窕挚矗缓蟛盘傅蒙辖秸哒掀鹄矗裨蛉宋目蒲У亩捞亓⒊〗岜蛔匀豢蒲У那看蟠乘滩ⅰ⑺簟�
人文科学的这一独特立场，在近代是由意大利的维柯首先提出的。维柯认为，人只能认识他自己亲手制造的东西，自然科学永远也不能真正理解自然物，对自然界规律的把握永远是外表的、根据效果来猜测到的；在维柯看来，历史学家可以获得比自然科学家更确切的知识，因为他可以凭自己的人性去理解历史这个人的世界，通过精神的想象力去沟通时代的距离，去理解别的完全不同的人性。理解的本质即共鸣或移情。
施莱尔马赫将中世纪的神学解释学发展为一种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论。他提出，人文科学家对历史的解释要从语言的文本出发，但不应局限于文本，而应通过文本去重建当时作者的内心世界，以达到解释者与作者的心灵沟通（即中国传统所谓“得意忘言”）。由于解释者总是比历史文本的作者站得更高，对历史总体的把握可以使解释者比作者本人更好地理解作者，而理解别人也就是在理解自己、扩大自己的心胸。不过。这种建立在单独两个心灵的冥冥之中的交流、体验之上的理解，终归是没有什么普遍客观标准的。施莱尔马赫由此陷入了“历史主义”的相对性和怀疑论，失去了人文科学作为“科学”的普遍客观性根据。
于是，狄尔泰进一步提出了一种既是经验（体验）的，又具客观性的解释学方法论设想。他认为，人文科学不能采用自然科学借助机械因果律进行“解说” （Erklarung）的方法，而要“从里面”来进行“理解”（ Verstehung）；但也不能停留于主观心理之上，而要找出这些理解在历史上所形成和体现出来的共同模式，即“历史理性”，找出这种历史理性底下蕴含的客观“意义”或“客观精神”，把历史当作某种客观精神的“生命过程”来体验。在这里，狄尔泰遇到了一个“解释学的循环”，即：一方面每个人只是根据自己的当下经验、体验来寻找这种历史客观意义的普遍模式，因而使之带上个人色彩和个性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他又必须将这种普遍模式当作非个人的客观标准，用来衡量乃至取舍个人的直接体验。在狄尔泰看来，这是一个不能容忍的逻辑矛盾。他最后企图由客观历史的“最终”绝对性走出这一循环，回复到西方传统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立场。
真正将解释学提升为一种本体论，以便在这一更深层的基础上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统一起来的是海德格尔。他认为，解释学循环不是用来达到某个彼岸本体的手段或方法，它本身就构成了人的本体存在，人的本体并不是一个与客体对立的固存实体，它是
①现代解释学直接来源于中世纪神学中的《圣经》诠释。这一事实可用作伏尔泰那句名言的脚注：不是要造出一个上帝来，而是要保留宗教中某些着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不能简单否定宗教。
一种解释活动，因此要把握人的本体，以至于把握历史的本体，首先就是要进入解释学循环，而不是要走出这一循环。为此，海德格尔提出解释的前提是人的“先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