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出现象学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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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出现象学之维- 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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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人的本质,而总是仅仅从表面的有用性的角度,来理解这部心理学”。(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0页。)恩 格斯在考察实践问题时所关注的正是实践过程的“内在的”一面,即把它作为一个主体 的有目的的活动来考察。所以,当他把实践解释为“实验和工业”时,并不是把实践划 分为互不相干的两种类别,而是把工业看作实验的一种合乎外部目的(有用性)的体现。 因此,工业无非是对象化和异化了的实验,而科学实验则比工业更接近人的本质,因为 它的目的是内在的,是指向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丰富的。所以,当我们按照哥白尼的学 说,借助于望远镜“发现”了一个新的行星时,虽然我们并没有创造外部世界的过程, 也没有改变客观世界,但我们掌握了外部世界的规律,为我们改造外部世界奠定了更加 完善的主体素质,这本身就意味着人在自然界中的实践能力的扩大。可见实践的目的不 一定就是直接地改造外部世界,也可以是指向实践能力本身或改造“主观世界”,而后 者其实更为马克思恩格斯所看重,这种内在的理解在他们那里正是外在的理解的前提。

最后,什么是恩格斯所说的“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呢?根据以上的论述,恩格斯的 这一“理解”决不仅仅是对自然过程的一种完全静观的和主客二分的理解,而应当是渗 透着人在实践中对自然过程的参与的,这就是“为我之物”的意思。“物”与“我”在 这种理解中是不可分的,“我”对这一自然过程的预先设计和自然按照这一过程的实现 在我的感性活动的“体验”中合二为一,我甚至体验到自然是我的一部分。这就可以回 答前述“为什么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过程为我们服务就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 是正确的”这一疑问了。在这里,不需要形式逻辑三段论的大前提“凡是我们能制造一 个过程为我们服务都是由于我们的理解正确”(这一大前提本身又会需要证明),相反, 我们在实践中的感性体验是一个“终极的”(当然也是在活动过程中的)证明,即所谓 “ 明证性”(Evidenz)的呈现。人们通常看到人类的实践是连接主体和客体的“中介”或 “纽带”,以为正因此它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种观点仍然是传统 “符合真理论”的 观点;但却很少有人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论的真理观是对符合真理论的扬弃,它立 足于一种“直接真理论”,即人的感性活动的直接自明性。实践之所以能成为真理的标 准,首先并不是由于它是主客观的中介,而是由于在主客观分化之前它本身就已经是真 理的直接涌现,所以马克思说“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注: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8页。),又说: “感性 (参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的意识和感性的需要这 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它才是真正的科学。”(注: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2页。)这就是马 克思恩格斯实践观点中的现代性因素,它是我们今天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为崭新的现 代哲学的一个生长点。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今天仍然是现代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只不过它的重点已经 不再是着眼于“精神和自然界何者是本原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思维能否认识存在” 这种意义上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而是主要探讨思维“如何”与存在发生关 系,不仅包括思维如何认识存在这种关系,而且包括情感、意志、行为、信仰等等是如 何在思维和存在之间发生的关系。自胡塞尔以来的欧洲大陆哲学将“意向性”(intenti on)作为意识的一个本质规定,并致力于研究意识的“意向活动—意向对象”(noesis…n oema)结构。他们一般不再对意识后面的心理—物理基础感兴趣(所谓“悬置”),而是 力图立足于意识活动的直接明证性而看出一切事情(认识、信念、审美、价值等等)的直 观本质,以“回到事情本身”。当胡塞尔建议把客观存在放到“括号”内存而不论时, 他实际上是把传统的存在问题化为了思维本身的所指内容的问题,开始回到了古代巴门 尼德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理解。正因为如此,在现象学运动中产生出“语言学转向” 并发展为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正是在语言学转向的基础上,海德格尔 恢复了前巴门尼德的存在论主题,并以此批评了亚里士多德存在论的“存在遗忘”。当 然,海德格尔的重点并不在思维和存在“如何发生关系”上,而是在存在“如何存在起 来”上,但这只是由于在他那里,思维(denken,思)本身就是“存在起来”的一种方式 。思就是“诗”(dichten),就是创造,它就是人的活动、人的此在;这此在并不是真 正的“存在”,而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即能向我们揭示存在的存在者。现象学的 真理观不再问真理“是什么”,存在“是什么”,而是问真理、存在 “如何显现出来” :海氏是通过思与诗,萨特通过自由选择,梅罗—庞蒂通过“身体化”,法兰克福学派 通过“否定的辩证法”(阿多诺)和“大拒绝”(马尔库塞),伽达默尔通过艺术经验…… 而显现出本真的存在。但很少有人看出,这些五花八门的观点有一个共同的思路,即把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诉之于在感性活动中的本源的(未分化的)统一,而这一思路最先是由 马克思所开辟出来的。在英美哲学方面,总的倾向是取消形而上学和存在论的问题,包 括取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或是只讲事物对主体的实用价值(实用主义),或是把语 言看作排除了主体干扰的科学研究的对象(分析哲学),或者把科学认识作为一种纯技术 的处理模式来考察(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思维和存在处于人为的割裂和解体之中。但 尽管如此,这些哲学都还是有自己所理解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这种关系细究起来, 仍然无非是思维“如何”与存在发生关系的问题,只是对“存在”的理解与传统已大为 不同了而已。它已经不再被理解为与主观思维无关的客观存在、物质实体、自然界等等 ,而是被理解为与思维具有内在关联的价值、逻辑系词、真值判断等等。所以蒯因提出 即使在语言分析哲学中我们也有必要作出一种 “本体论的承诺”,因而把“存在”理解 为一种判断的谓词(而不仅仅只是一个逻辑上的系词)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自康德以来人 们曾强烈反对这一点)。

实际上,真要完全取消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就不再 是哲学,而变成技术或别的什么了。英语世界的哲学在最近几十年间兴起的“科学实在 论” 思潮,掀起了新一轮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争论,这场争论与旧的争论的区别 在于“更带有实证性和经验性”,主要讨论“理论实体(而非外部世界)是否客观存在” 的问题,并限于“对科学功能的认识和评价”,更看重“直觉感知习惯”,其中“心理 因素更重要”。(注:刘放桐主编:《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参看 第561页。)总的来看,英美当代科学哲学是越来越人文化了,可以看出,这与我们上面 所指出的欧陆现代哲学中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讨论的特点是一致的,即不再把思维和存在 完全对立起来,而是力图详细考察二者如何统一的过程及最终共同的感性根源、人性根源。
 
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曾预言:“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 后也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第82页。)这一预言是建立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重大改变基础上的。在马克思看来, 在往后的历史发展中,脱离自然的人和脱离人的自然都将是不可能的了,人将从抽象的 异化的人回复为自然的感性的人,自然则将成为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在这里, “甚至思维本身的要素,作为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也是感性的自然界。” (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2页。)今天我们来看马克思的这些论断,会不 由自主地惊叹马克思观点的浓烈的现代气息。我甚至以为,马克思哲学的超前性还不止 如此,它将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继续给当代哲学提供新的启示和营养。 

实践唯物论的三重根——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再解读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然而,人们通常都是分门别类地在大学讲台上讲授这些课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等),而对于这三大来源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时相互密不可分的、活生生的有机联系,却疏于问津,或是满足于某种外在的表面关联(如说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运用”,又如说这两者都不过是马克思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武器)。本文则认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提法(这也是马克思自己的提法)〔1 〕可以避免上述那种外在的割裂,并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三重根源。这一点,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未发表的、被视为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和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完成”〔2〕的早期著作的认真研究和重新解读,当会得到具体的阐明。这种解读不是停留于追随马克思本人在《手稿》中展示的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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