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层次。最简单的层次就是“知行合一”，凡是一个理论我马上就看它能不能够和行、实践合为一体，如果它不相符合我就不管，就把它抛弃，这是最简单的层次，理论和实践结合最低的层次。那么比较高的层次呢，恰好是知与行在一定的条件下应该互相地独立、应该有一种独立地发展。在知的方面，它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它应该有它独立发展的空间，你不要去管它能不能起作用。比如数学，学数学有什么用？如果说它没有用我们就放弃它，这在表面上看起来是知行合一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放弃了将来的大用。数学的用处你目前看不出来，而且有的内容也可能以后永远也没有什么用处，但是你还得研究它。你把它研究透了、研究深了，它的用处才可以体现出来。这是更高层次的理论和实践的接触，这和你表层的马上就可以拿来立竿见影，当然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所以，理论和实践在一定条件下应该互相独立，甚至于应该有某种程度的互相分离，体现为一种张力的形式，虽然脱离，但是它们时时保持着能够结合的一种可能性。你可以不去考虑它当时的实际效果，但是它将来是可以有用的，它不是什么屠龙之术，学了没用的。这是理论方面跟实践方面有一定程度的脱离，实践方面也和理论方面有一定程度的脱离。有时候实践在某个时候是不考虑理论的，它不考虑认识和客观规律，它就是盲目地碰撞。你考虑那么多理论，你可能一步都迈不开来，这也怕那也怕；有时候在实践中需要冒险、需要试探、需要实验的——科学实验，科学实验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你大胆假设就要有创新精神。所谓创新精神并不是说理论上都已经给你设计好了，然后你再去做，那叫什么创新精神呢？创新精神就是做起来再说，开拓性地进行实践、尝试，然后再用理论去总结。实践在先，这是另外一种理论和实践脱离，它也是需要的，这方面中国人也很缺乏。中国人的所谓实践就是“践履”，所谓践履就是履行某种规范。文武周公孔孟这些人，程朱理学，他们已经把规范制定好了在那里，主要的问题在于你是不是按照这样去做、去实行。中国人讲的“行”是这个意思：知行合一。知就是非要马上就可以行的，而行呢一定是按照知的规范去行，你不能乱行，乱行反而你就不是知行合一，你就是盲目地去行了。所以中国人讲的知行合一是这样一种直接等同。知和行，知就是行了，行呢也就肯定是一种知了。这个到后来的心学、王阳明等人，他们就更加表述得明确了。中国这种知行不分的知行合一，就是贴得太紧了，就没有空间了，知也没有空间，行也没有空间。知的方面，只有给它一定的空问，科学才能够超前发展。我等在那里，我现在不去行，但是我把东西给研究透了，那么它将来很可能会有实践上的飞跃。在实践方面呢，我不需要等到理论论证完了然后才去做，有时候理论根本跟不上，行动在前，行动是无前提的，取决于你的意志。这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在科学研究中也是需要的，甚至是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那么这两个不同的层次呢，显然里面显露出一种中西文化的差异。
西方文化一开始就有一种知行相分的“毛病”，柏拉图讲的根本就不是用来行动的，他的理念论有什么用？你学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你要这样问他，他就把你赶出去，你要讲有用你不要到我这里来，你到木匠或者石匠那里学去。你到我这里来学的那就是没用的。那就是些没用的东西，但是呢它是真理，它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一套模式。你说它没有用，那当然没有用了，那是上帝用的，人怎么能够用它呢？但是人可以去知它、去了解它。所以一开始有一种知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行相分这样一种“毛病”，但是呢，恰好是这样一种“毛病”给他们带来了优势。就是，一旦分离得很开的知与行在近代具有了一定条件使它们合为一体，那么它就诞生出了具有极强的理论性同时又具有强大的实践力量的近代自然科学，它在实践方面反而能够长足地发展。长期以来，因为知行相分所以他们不太注重行，所以他们在物质文明、现实的发明创造、技术这一方面可能落后于中华文明，在两千年间很长的时期落后；但是他们在理论上是先进的，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的落后就变为先进，他们超越了东方文明。中华文明两千多年的先进，由于缺乏先进理论的指导，缺乏理论的超前性，所以总是停留在一种幼稚的状态，到最近一百多年就变为落后了。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西方那样的科学。中国有那么发达的技术为什么没有西方那样的科学，为什么没有产生出科学精神？就是因为过于讲究“知行合一”，知和行贴得太紧了。
那么由此来观察我们20世纪的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引进，从哲学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我们一开始就是在急功近利的一种传统下做出的选择。应该说本来洋务运动的失败已经向中国人证明了，急功近利不是解决中国危机的办法，中国的知识分子正是在接受洋务运动失败的这个教训之下才转向了西方的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但是急功近利的态度并没有消除，而是又在更高的层次上面得到了重复。更高的层次就是在哲学方面，在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功利、直接的实际效应的哲学这个层次上面，再次地重复了急功近利。所以在相当程度上我们会说，实用主义以及功利主义、工具主义这种实践和理论不分，这是中国人治西方哲学的痼疾，是一个传统的老毛病。对西方哲学研究有这样一种错位的心态，我们是以这样一种错位的心态进入西方哲学研究的。西方哲学的研究本来的初衷就是没有用处的，作为哲学没有那样直接的用处。后来我们意识到，总不能够考虑那么多直接的用处，我们必须首先要把它学到手。但是一旦进入到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还是忍不住急功近利，还是立足于我们的既定的哲学功利，从能否有利于我们自己的以往的哲学论证，来对西方哲学进行取舍，还一直是这样的态度。我们并不愿意冷静客观地、原原本本地进入到西方哲学中去。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严复，严复当然是鼎鼎大名的，在中国引进西方文化、西方哲学的先行者中，首推严复。以往我们对西方哲学根本不了解，自从严复以后呢，他已经提出来了，西方船坚炮利的根源并不在于他们物质条件的优越，而恰好在于思想方法的先进。西方之所以比我们强，比我们先进，主要是先进在思想方法上，包括哲学。于是他主张大力地输入西方的科学方法论，比如说培根的归纳法。他说：“西学之所以翔实，天函日启，民智滋开，而一切皆归于有用，正以此耳。”西方人之所以能够实实在在地启蒙、开民智、启发民智，一切都那么有用，西方的科学、人文科学、社会哲学，都能够达到有用的效果，正是因为他们的方法论即归纳法。培根的归纳法表明“知识就是力量”，所以正显出了它的用处。而中国历来强调“经世致用”的这样一种儒家学说，恰好没有用处。强调实用的恰好没用处，在历史上它曾经有用处，能够用来治国平天下，但在西方的船坚炮利面前它不堪一击。为什么没有用处了呢？因为它强调的实用只是限于政治实用，而不是技术实用，因而它不重视方法和方法论。西方的培根的归纳法在严复看起来，恰好就是由于重视方法论，所以“一切皆归于有用”。
所以严复的这个出发点是：你看西方的东西多么有用！在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没有用的东西，哲学、方法论，你讲了半天方法论，人家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因此历来我们认为这个没什么用处，是空谈方法。但是没想到，恰好人家后发制人、后来居上，你那些东西反而没有用了。当然严复在这里重视方法论的掌握比只重视结果要更上一层楼。中国的传统儒家、法家，这一套政治理论始终是只看结果，只重视效果。苟子不是有“儒效篇”么，儒家的效果。儒家的效果是好的，那么就是有用的，但是不注重方法。严复注重方法的掌握，应该说是提高了一个层次。但是这个层次呢，他的基础还是“一切皆归于有用”，终归还是要“有用”。所以最后他是要介绍进来一种有用的方法论或者说有用的哲学，这是严复介绍近代西方哲学的出发点。所以出于同一个目的，他大力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来激发中国人的危机感。我们看到严复以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为他的最大的业绩，以此而出名。但是很奇怪的就是，他却不去翻译达尔文本人的著作，而是翻译了达尔文的追随者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而且他把它翻译成了《天演论》，连名字都给它改了。《进化论与伦理学》，从这个名字我们可以看出，他和达尔文不同，达尔文是个自然科学家，赫胥黎是想把自然科学的进化论跟伦理学结合在一起。那么严复选这篇把它翻译过来，显然是着眼于自然科学的伦理学意义，而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规律。但他另外取了个名字叫做《天演论》，这名字其实不对的。有人写过文章研究，说中国的“天”和西方的“自然”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的“天道”运行、“天演论”和“自然进化论”，其实这中间是不能等同的。这且不去管它，他翻译这本书，研究者也指出了，他不是原原本本翻译的，而是“从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以此作为特殊的斗争手段，来呼吁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这是黄见德先生在他的一本书《西方哲学东渐史》里面讲的。他还说：“由于翻译这本书是出于政治的而非学术的动机，所以在翻译上它不是赫胥黎书的忠实译本，而是有选择、有取舍、有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