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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个月时间，我都在和员工进行深度沟通，稳定员工躁动不安的情绪。虽然许多员工对此次人事震荡波充满担忧，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大多数员工都愿意和大清共度难关。
在我最为艰难的时刻，一封附着上百名员工签名的来信给了我最大的鼓励。当我读到“誓与大清共存亡！”的时候，我震惊了，也失眠了。我看完这封信，眼泪不觉已模糊了双眼。我一直珍藏这一封信。每当我面对挫折，我用这封信来勉励自己：既然身后有这么多爱你的员工支持你，困难又有何惧？
多年前，我无比果敢地对特许经营事业部进行了大裁员，而现在，却是大批的员工自己离大清而去。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场景，心里却是一样的难受。我还未从集体辞职事件中缓过神来，一场更为严重、更为致命的危机却悄然到来。
2．资金链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经历过一场喧闹之后，办公室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集体辞职事件后，一些办公室门都已经上了锁，一些办公室的垃圾尚未清理，显得有点凌乱。我靠在那张古老的办公椅上，一阵疲惫袭来，这几天超负荷的运转已经让我精疲力竭。
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是魏东亭。他向我报告了一个坏消息：好几个钱庄代表都等在门外，说是要见我。一阵不祥的感觉向我袭来。
自创立以来，大清从未有向钱庄贷银的历史，父亲在有生之年最为自豪的是没有一分钱的钱庄贷银，即便是在最为艰苦的1661年。父亲走后，鳌拜为了并购牧场，开始通过商业钱庄进行贷银，而今大批牧场因为资金紧缺而陷入了半经营状态，一些草地不肥沃的牧场因为长期无牛羊可牧，已经变得荒芜。
关于大清资金链危机的传言初始于1673年十二月。一家名不经传的财经杂志采访了鳌拜及其一些嫡系员工，那位记者未经证实就刊登了近万字的“访谈录”，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地报道了所谓“大清的资本黑洞”。直至1674年三月，几乎各大媒体都转载或引用了这篇报道。
从那天以后，我的办公室里每隔几天就要接待几拨衣着光鲜、心情焦虑的人——他们都是各大钱庄的代表。他们往往先小心翼翼地和我探讨媒体对大清的看法，然后才十分隐讳地暗示还款的时间快到了。他们和大清的大部分员工一样，对大清的未来忧心忡忡，鉴于大清的实力和信誉，这些钱庄代表们都十分礼貌地表示了自己的担心。
虽然多数钱庄都认为大清是优质企业，所授的信贷额度也是民营企业中最大的，但资本的本质是唯利是图的，一旦大清出现资金链危机，大清苦心经营和维护的信誉就会直线下降，钱庄们便会蜂拥而上，加紧催贷。如果处理不善，整个大清的资金链就会有断裂的危险。
四．杨起隆：多米诺骨牌效应（3）
为了维护大清的信誉，我邀请了各大钱庄的董事长开了一次酒会。在台上，我对那些心情焦虑的钱庄董事长们诚恳地说：“对大清来说，信誉永远是最重要的。大清愿意为偿还贷银作出任何决策，我计划出售康朝公司的股份，所获现银全部用来还贷。”康朝自创办以来，资产增长了十倍，现在只好舍车保帅了。这是我对钱庄的承诺，也是挽回信誉的必要之举。
在这次直接影响大清未来的关键会议上，我并没有捏造和隐瞒集团的财务状况，真诚地陈述着大清现有的危机，并向钱庄董事长们讲述我的变革计划：“大清在未来将一如既往地奉行稳健的财务风险防范。大清需要战略调整，全线缩短投资战线，出售康朝是计划的第一步。大清的产业整合之路一定会坚持走下去，而且会更加集中、更加专业化。”
我满怀信心说道：“大清还远远未到资金链断裂的时候，目前一切运转良好，我相信、也请大家相信，大清将越来越好。”
这次会议，我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满怀诚意与自信的少年企业家形象，我的身份在化解贷银危机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八岁成为大清集团董事长，十二岁创办康朝公司。十四岁成为大清CEO，十六岁将鳌拜清除出大清，我的这段经历显然让钱庄老板们对我添加了几分信心。“我看好你这个小伙子。”一个钱庄董事长给了我很大鼓励，“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
酒会过程中，我一直担心会出现逼贷情况，手心里满是紧张的汗水，但是直到会议结束，没有一个钱庄开口向我催贷。
即便如此，我的心情依然十分沉重，因为一想到要出售康朝来筹集高昂的贷银本息，我就感到一阵揪心的痛。康朝公司曾经背负了我少年时的梦想，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收益上，我都很难接受这一事实。虽然大清尚未到破产、崩溃的时候，但是为了增加这些钱庄对我的信心，我不得不放下所有的情感去面对接踵而来的灾祸。
那晚，我的情绪低落至极，在一个街边酒馆里，魏东亭、苏麻一直陪我喝酒到天亮。
1674年的大部分时间，我一直忙于出售大清旗下经营不善的产业，关闭大部分牧场。
冬至前夜，我去了趟牧场，那真是一片让人心碎的景象。牧场的帐篷和围栏已破旧不堪，帐篷内外长满了一尺多深的蒿草，随风舞动。牧场，曾经是我父亲最钟爱的地方，它留给我太多的美好回忆，承载了太多的情感。面对这满目的萧瑟，我心中一阵悲凉。
接踵而来的吴三桂倒戈、银贷危机仿佛将我逼到一个不可动弹的墙角。没有料到的是，一场更大的考验还在悄悄地等着我。
3．偷税举报风波
距离中秋还有几天，为了让公司添点喜气，我与苏麻正商量着如何过一个热热闹闹的中秋佳节。然而就在此时，几个警察进来了，他们彬彬有礼地出示传票，说：有人举报大清有偷税漏税行为，请我协助调查。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他们弄错了，我礼貌地对他们笑笑说：“我公司每年都上缴上千万的税款，怎么可能偷税漏税呢？也许你们弄错了吧！”
警察问我：“您公司以前是否有一位名叫杨起隆的员工？”我当然知道杨起隆，他曾在大清担任过两年的总会计师，现已离职。我清楚地记得此人是吴三桂推荐的。警察的态度和蔼而威严：“杨起隆举报说贵公司的财务有问题。”
我一下子全明白了：这是吴三桂多年前精心布的局，为的是有朝一日一旦有变，即刻置大清于死地。我面如死灰，心情异常沮丧。我像一个无知小儿，一步一步向吴三桂计划好的陷阱里走去。我转过头去，望着晴朗的天空，一粒一粒的尘埃扭动着、飞舞着，一直扎入我的双眼，我分明感觉到了难耐的刺痛。
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精神恍惚地接受工商、税务等相关部门的问讯，他们每天表情严肃翻查公司近年的账本，然后和公司员工一起上下班。
四．杨起隆：多米诺骨牌效应（4）
整个故宫弥漫着不安的气氛，员工们因为不知道发生何事而惴惴不安，接着谣言四起。
调查结果出来了。1661年到1663年间，大清被查出偷税漏税累计五百万两，并查出有多处假账。我暗自心惊：没想到吴三桂城府之深至此。
这段时间，我身心俱疲。九月一日，法庭对大清举行了一次听证会。在庭上，我看到了杨起隆——这个自称崇祯三子的人，他走过我身前时瞟了我一眼，眼中闪过一丝得意的神情。
我曾告诫我的员工，市场是一块大蛋糕，我们要的是做大，而不是抢夺别人的份额。我以为这样才能避免恶性竞争出现，避免树大招风、腹背受敌。但是我错了，在中国商业社会，几乎每个优秀的企业都会遭到攻击，都要面对各种非正当的竞争手段。
我想杨起隆肯定听说过“商场如战场”这句俗语吧。竞争是残酷的，适者生存同样适用于企业界。我欢迎企业的公平竞争，因为竞争才能使大清更强，更具有抗风险能力。我鄙视一切企图破坏商业规则的人。我一生中对手不少，眼前这个名叫杨起隆的人，他配作我的对手吗？
法庭上的辩论很激烈。双方的律师在“偷税漏税是个人行为还是受人指使”上进行了拉锯战，我的律师认为这起事件是一场蓄意的阴谋，而公诉律师则认为大清决策层集体造假。
经过三个多月的艰难取证，终于查明是杨起隆指使会计进行造假，从而造成了偷税漏税。法官判决大清足额缴齐税款，并处以巨额罚款；杨起隆被判五年有期徒刑。真像一场拙劣的闹剧，布局者跳进了自己挖的陷阱里。在警方对杨起隆进行套供时，他始终守口如瓶，并没有出卖吴三桂。
就在法官判决的当晚，我一个人静坐在在故宫顶层的会议室里，仰望天上的繁星。晚风习习，月牙如钩，一丝凉意拂过。祖母的话犹言在耳边：“大清发展近三十年，隐患之深并非一朝一夕。知己知彼，方能取胜。吴三桂知道大清的一切，我们却并不了解他。这三十年来，吴三桂处心积虑，步步为营，轻易撤藩恐引来连锁反应，到时只怕收都来不及了。”
我突然惊觉，吴三桂于我是一个解不开的谜，他的所作，他的所想，已然精心布局，而我却不经意间已成为他恣意摆弄的棋子。我无法臆测接下来的事件是凶是吉，更无法猜度这场博弈的胜算。我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慌，我反复问自己：未来这一切我将如何应对？
鳌拜之祸起于君侧、昭然若揭；吴三桂之患积谋已久、远在千